今年10月初，我出席了一個居英港人主辦的「開放心靈系列」講座，主題是威權陰影下的法治。講座內容豐富又具啟發，講者和參與人士更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討論，刺激我反思了不少課題。

其中一個課題，便是威權政治和法治的分別。

法治與人治

在講座討論中提到法治時，大家很自然會指出法治和人治的不同。我們也把西方實行法治的邦國，和只是「以法律作為統治工具」的邦國作出區分，強調前者的法律，是政治聯合體內所有人和組織都得遵守的共同規則。執政者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立法者在制定共同規則時 ，旨在維護公正，保障公民的權利和個人自由，嚴格界定公權的運用。此外，政治聯合體得設立獨立的司法體系，依法定程序公正地解釋法律，以平息和共同規則有關的法律爭議。在行使管治權和執行公務時，更得有問責機制，以防止濫權，並實行公權上的分權和制衡等。

至於後者，公權擁有者則是通過法律作為統治手段，以達到統治者的政治目的或有關的邦國認為必須要維護的共同利益或目標。而公民的權利和義務的界定、公權的安排、以及政治制度的設定和政府政策的制定，其實便是通過法律的形式，確定有關的權責、制度和公共資源，以便配合公權者認為最有效的方式來實現或維持統治者的政治目的，以及政治聯合體內所認為必須達致的共同利益或目標。

換言之，從政治理論的觀點看，實行法治的邦國，政治行動和公權行使的正當性，最終以構成政治聯合體的共同規則為準。如果把威權政治理解為執公權者的主導政治意志和目的在政治聯合體中是至高無尚的話，那麼，實行威權的邦國，其政治行動和公權行使的正當性，最終以政治聯合體的政治意志或共同目標為準。

嚴格說來，法治的邦國由於是必得由構成聯合體的共同規則（一般就是憲法） 組成，因此法律必然是佔邦國政治中的關鍵和不可或缺的位置。但以統治者的主導政治意志和目的構成的聯合體，法律最多只能是統治者達致其政治目的或張顯其政治意志的工具。假如統治者認為有比法律更有效的政治工具，或者以為法律這工具已失效，那麽棄法律而採用其他統治工具來治國也是很有可能的。中國在文化大革命時的「無法無天」，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

如果我以上的分析不是舛謬的話，法治的邦國和威權的邦國在概念上和性質上是很不相同的。在一些根本方面，例如政治聯合體的構成因素，以及在聯合體內的一些重要關係（例如執政者和公民之權責關係），這兩類邦國的形態甚至是南轅北轍的。

西方有一些從事政治反省的思想家，認為上述兩種類別的邦國形態，正是主權邦國在約400-500年前崛起於歐洲的政治版圖以來，主導主權邦國構成的兩大形態。其中20世紀英國的哲者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 ， 便是持這種論述最傑出的一位，他的〈論現代歐洲邦國的性格〉(“On the Character of a Modern European State”) 一文，正是這個論述的最重要著作之一。

雖然我認為奥克肖特是上世紀其中一位最重要的哲者，但在人文和社會科學界別之外，知道他的人是很少的。加上他為人低調（例如不接受英王册封） ，其著作儘管文采一流，但其論述卻抽象深邃，又很少和當下時事掛勾，因此，就是在學界中，認真閱讀他著作的人，多集中於不追逐時尚者。

奧克肖特出身於英國劍橋大學。他除了在劍橋和牛津大學先後任教之外，在1950年代初接任英年早逝的拉斯基（Harold Laski） ，主掌倫敦經濟學院政治系直至退休。他最為人熟知的政治論述，是他對文藝復興以來的政治唯理主義的批評。他那本《政治中的唯理主義及其他論文》（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也許是最多人知曉他的政治學論述。

此外，他也被認為是英國觀念哲學（British Idealism） 發展至20世紀的殿軍。他對歷史的理論認識，被英國史學家柯靈烏（R. G. Collingwood） 譽為是英國學人最傑出的其中一位。他1940年代編的霍布斯（Hobbes） 鉅著《利維坦》(Leviathan)，其寫的長篇序言，已成為研究霍布斯的經典。此外，他對政治教育和博雅學習（liberal learning） 的論說、對詩和藝術的哲思、以及對宗教哲學的探索，近年也多被西方的學人深入研究。至於在華文世界，儘管熟悉奥克肖特思想的學人有限，但在中國大陸的張汝倫，台灣已故的學者蔡英文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的曾國祥幾位，都是這個學問範疇內的翹楚。

「公民聯合體」與「企業聯合體」

〈論現代歐洲邦國的性格〉一文，正是奥克肖特論述在歐洲近代史中，上述兩種形態的主權邦國形成並逐漸分庭抗禮的最主要論述。在他的哲學術語中，他把法治邦國稱為「公民聯合體」（civil association），把我上述提到的威權邦國稱為「企業聯合體」（enterprise association）。在他逝世後出版的《政治思想史講座》（Lecture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以及《信仰政治和懷疑政治》（Politics of Faith and Politics of Scepticism） 兩書中，也反覆從歷史和哲學的角度，分析了這兩種邦國形態的特色及其相反卻又相關的存在。有興趣就此重要政治課題作出深入思考者，我會建議大家細讀這些著作。

不過，要充分明白〈論現代歐洲邦國的性格〉一文，我建議讀者必須把與此文收在同一書（即《論人的行為》On Human Conduct） 的前面兩篇論文一併閱讀，以便更好地明白奧克肖特認為公民聯合體存有的先設概念和條件，以及思考這些概念和條件的哲學認識的分析。

在這篇簡短的介紹文章內，我不可能充分地介紹奥克肖特的有關論說。我對此比較詳細的分析，發表在2019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的《西方政治哲學史》第三册的〈奧克肖特的政治哲學：涯涘無盡之知、道德個體性、法治聯合體〉之中。在本文餘下的篇幅裡，我只能粗略地指出，奥克肖特對這個政治課題的一些重要觀點。

兩種形態並存

首先，奥克肖特留意到，在中世紀的歐洲封建政治中，人們已認識到國王和各貴族領主在主管其封地內部事務的角色，對比管治領主之間或臣民各司其職責之間的公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活動。

因為前者是屬於國王或領主個人的，管理這類事務當然可以像企業老闆般，以自己的意志和目標作出最後決斷。但在處理全國公務時，不論是處理和貴族領主還是臣民之間的關係或糾紛，甚至是對國外的關係，國王的職責和管理自己封土事務不同，必須根據一直以來封建政治已經接受了的共同法則或慣例來處理，以解決各方的權責問題以及相關的分歧或糾紛，否則很容易會引起衝突。在這個意義上，國王做的，不是管理自己封地的事務，而是君臨邦國，以共同規則監管者的身分，秉公處理牽涉各方權責、法律、慣例等國是。因此，這兩種不同的管治形態，在主權國於歷史上冒起前，已在封建社會中存在。

奧克肖特認為，後來主權邦國發展出公民聯合體和企業聯合體兩種不同性質的形態，正是根據上述的政治經驗而形成的。不過，奧克肖特進一步指出，這兩種邦國性質在理念上儘管是南轅北轍，但在歷史實踐的經驗中，我們看到的，是幾乎所有現實存在的現代主權邦國，在不同程度上都擁有這兩種相反的形態。換言之，在現實政體中，以法治為主的邦國免不了會有威權的成分；而威權主導的邦國，也未曾成功地實行全面絕對的控制，於是存有一定的以共同規則運作的政治空間。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大概有很多，但其中三類，也許是最常見和很難避免的。

相互牽扯的冤家

第一類原因，就是法治為本的邦國，在現實政治上，不時都會遇到不得不敵愾同仇、團結一致的挑戰。例如過去3年遇上全球面對的世紀大疫症，便迫使邦國不得不採取緊急集體而強制的措施，這些措施往往和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是背道而馳的。其他情形，例如戰爭、嚴重而廣泛的內部不穩定等，也很容易迫使法治主導的邦國採取威權式（起碼是有限度或緊急的）管治措施。

另一種原因，就是在威權主導的邦國，也很難在所有領域中實行絕對全面的管治。例如在外交上，威權邦國便得在相當程度上，根據國際上的共同規則來辦理。此外，就是在內政中，執政者也不可能在所有方面對所有人長時間實行絕對服從的管制。一方面，威權邦國的領導層要實行有效管治，便得倚靠得力的執行者。這些領導和執行者之間很難不發展出一些雙方都能接受的共同規則來進行管治，否則威權領導在施政上多會舉步維艱。另方面，人之不同，各如其面。絕對全面的控制，會引來政治共同體內不少或明或暗的抵制和反抗，這將使威權者疲於奔命，難以有效管治。

第三類原因，是現代主權邦國由於科技、知識、組織、資源等方面的不斷突破和進步，邦國的能力比現代前大幅提升，使掌握政權者很容易變得雄心勃勃，強行追求不少集體的政治理想。因此，原本強調遵守共同規則的聯合體，往往被有政治企圖心的領袖改而追求民族的所謂共同價值（例如富強、福利國、公義再分配等等） ，使公民聯合體滲入越來越多企業聯合體的規定和做法。如果遇上一些充滿政治魅力和烏托邦式的強力領袖，又有能力鼓動大規模的集體政治理想主義的運動，一旦「人定勝天」的政治走了過頭，極端企業聯合體的模式便會帶來全民性的災難。這個時候，公民聯合體的邦國模式，很可能便會重新抬頭。

奧克肖特形容這兩種主權邦國的性質既是南轅北轍，卻又是相互牽扯敵對的冤家（sweet enemies）。不過，我們到目前為止的歷史經驗表明，人類有效的政治聯合體，似乎同時得跟這對冤家結緣，分別的只是那一種形態比較主導而已。

以共同規則構成的公民聯合體，顯然是個人自由至尚，集體而實質的共同目標是很淡薄的。以統治者（這可以包括廣大群眾） 的意志或集體實質的共同目標主導的企業聯合體或許可以是很激勵人心和充滿團結的精神。但假如你並不認同這些意志或目標，個人便很容易成為人民公敵。如果偉大的共同目標導致悲壯的失敗，那樣的政治後果，也得是眾蒼生一起承擔的。

▌ ［政治與人文］作者簡介

張楚勇於2022年7月在香港退休。退休前曾任職大學教師、公務員、傳媒編輯。1980年本科畢業於香港大學，並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University of Hull先後取得政治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目前他主要在倫敦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