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案的三名被告，前主席李卓人（67歲）及前副主席何俊仁（72歲）和鄒幸彤（39歲）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三名被告至今已被囚超過1,000日。案件原安排於今年五月開審，但在2月21日的審前聆訊中，法官表示因為法官的工作檔期，需要取消原定審期，審訊要押後多六個月至11月11日才能開審。

人身自由是任何文明法律制度的基石，無罪假定亦受國安法第四及第五條的明確保障。三名被告被囚過千日，假若計算因行為良好及有悔意而能獲三分一減刑，那他們現時被囚禁的日子已相等於差不多五年監禁了！長期監禁對被告會造成嚴重的身心打擊，亦會影響他們的記憶和答辯的能力，尤其是李卓人和何俊仁皆年屆六七十歲的高齡，這樣長期的審前囚禁已經超越一般文明的普通法制度的極限，而因為無限期在獄中等待以致令一些被告改變答辯，為沒有犯下的罪行認罪，只會造成冤獄。這已不是單一事件，而是一個制度的問題，在不少涉及國安法的案件，被告均在審前被囚禁一段長時間。法官在庭上為審訊延期向被告致歉，但這並沒有面對制度的問題。

審訊延誤的制度性原因

造成這個情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國安法規定國安案件必須由指定法官審理。由於指定法官人數有限，形成審案排期的樽頸，法院即使有其他法官亦不能調配審理這些案件，造成不必要的延誤。支聯會案的審訊要延期，便是因為幾名指定法官正在審理的案件的進度遠超出預期，一案延長，其他案件的排期便受骨排效應的拖累。

第二，在高院聆訊的案件，國安法容許律政司提出不設陪審團，改由三位法官主審，這令指定法官人數不足的問題雪上加霜，本來三位指定法官加三個陪審團可以同時處理三宗國安案件。沒有陪審團，三位指定法官只能一起審理一宗國安案件，令司法資源被綑綁。在支聯會案中，鄒幸彤要求先處理一些程序和傳召專家證人的問題，這只需要一天的時間，但法院竟然在六個月內都無法找到一天可以有三位指定法官一起處理這個問題，最快也要到11月初才能安排，情況的嚴峻可想而知！

第三，在一些複雜的案件，由拘捕到審訊需要很長的時間不是毫無先例，但在這情況下，為避免過長的審前囚禁，法院一般會容許被告保釋。可是，在國安法下，被告難獲保釋。結果是不少被告或在審訊時已差不多服刑期滿 （例如在羊村案、立場案和47人案），或對服刑期作出估量後寧願認罪以求盡早獲釋（例如在47人案以及報道指在支聯會案中何俊仁可能改為認罪），造成一宗又一宗的冤案。儘管某程度上這是制度的問題，但司法機關是否完全無能為力？

司法機關可有盡力面對問題？

首先，針對指定法官造成的樽頸地帶，首席法官可以要求中央和特區政府增加委任指定法官。指定法官的任命完全沒有透明度，過往一些曾經審過國安案件的高院法官，並沒有被任命審理現時的國安法案件，不知是不獲續任還是其他原因？高等法院亦有不少優秀和有豐富處理刑事案件的外籍法官，但過往從沒有外籍法官獲任命為指定法官，而觀乎至今所有國安案件，幾乎沒有一宗真正涉及國家機密或利益，大部分其實只是公安案件，是否完全不能任命外籍法官審理？

第二，不設陪審團令一宗國安案件便綑綁三名指定法官，這個做法是為保障沒有陪審團而設，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問題是為何不能設陪審團審理？國安法規定，律政司指令不設陪審團審理只能基於幾個原因，包括涉及國家秘密涉外因素或陪審員的人身安全受威脅，過往法院並沒有詳細審核律政司的決定。

行使任何法律賦予的權力，必須有合理的基礎和受到法庭的審核，這是法治的基本原則。法院應該加強對這些決定的審核，在目前的政治環境和強大的警力下，難道真是沒有其他方法保障陪審員的人身安全？案件並不涉及國家機密的時候，是否仍然不適用陪審員審理？即使涉及國家機密或涉外因素，普通法亦有其他程序可以保障這些國家利益。這並非說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一定要用陪審團，但法院有責任保障這個決定是有合理基礎，尤其是當司法資源非常有限、涉及長時間拖延案件審訊和長期審前囚禁的時候，嚴謹的審核是司法公義的核心。

第三，即使案件準備需時，法院絕對有權讓被告獲得保釋，以減低長期審前囚禁的不公平。審前囚禁期愈長，對被告和公平審訊造成的不公平愈嚴重。根據終審法院的判決，法庭必須認為容許被告保釋不會危及國家安全，才能給予被告保䆁，但審前囚禁的時間愈長，保釋帶來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便愈低。如果審前囚禁的時間經已接近被判有罪的刑期，保釋帶來國家安全的風險便幾乎不再存在，因為即使被告被判有罪也差不多可以獲釋。因此，審前囚禁的時間必須是考慮是否獲保釋的重要因素，法官亦有責任主動定期考慮應否讓被告獲保釋，這亦是國安法第四條和第五條下法院的責任。

法院的責任

以上三點都是司法機關可以作出的努力，任命指定法官不是法院的權力，但妥善運用法院的資源和保障案件的公平審訊是法院的責任。至於審核律政司不設陪審團的決定和考慮容許被告保釋則完全是司法機關的權力範圍。

公義延誤即等於公義不彰，光表示對案件感到遺憾，並不能令人對司法公正釋懷，繼續讓這情況延續下去，只會令司法制度蒙羞，令人對司法制度失去信心，令法治無損的說法變得空洞無力。

▌［海外隨筆］作者簡介

陳文敏，前香港大學公法講座教授，2021年退休後，旅居英國，並出任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客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