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空襲也門的胡塞武裝分子據點後，雜誌《大西洋》The Atlantic披露白宮驚人醜聞，其總編輯被錯誤加進商業社媒Signal一個群組，組內成員包括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國防部長、副總統、白宮幕僚長、聯邦調查局長等美國安全事務最高級別官員，他們在群組上討論應否即時轟炸胡塞據點，群組一名成員出使俄羅斯時更繼續用這商業平台接收群組信息。

雜誌把整個空襲也門計劃的醞釀內情悉數暴露，參議院相關委員會對此窮追猛打，而白宮則極力淡化事件，指群組討論沒有披露官方機密。此「信號門」醜聞除暴露了美國決策層諸多弱點，也加深了美國和歐洲相互間的疑忌。

負責組建該Signal群組的是國家安全顧問華爾茲（Michael Waltz），他承認自己須對事件負責，事件並非助手失誤所致，但他也不明白為何雜誌總編會被錯誤加入了群組，他說自己手機上沒有那位總編的聯絡，不清楚錯誤如何發生，但群組成員發的信息並不包括列入官方機密的資料。綜合美國主流媒體對此事的報道及評論，事件暴露了美國頂層官員多個弱點，包括：

• 國安決策官員缺乏國安常識，違反國安基本守則

涉及國防的敏感事項，須經由官方機密通訊渠道發放與接收，這是國防及情報工作的常識。但特朗普委任的這批國家安全決策官員大多沒有相關經驗，安全意識薄弱，居然貪圖方便，使用商業社交平台來討論軍方空襲計劃，十多名參與官員居然無人提出異議，實在匪夷所思。

• 國安決策官員不信任執行部門，自製安全漏洞

特朗普一向敵視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這兩大國安執行部門，即使競選辦電腦被外國黑客入侵，也不肯交由情報部門調查；入主白宮後更大肆事更改原有的國安檢查制度，例如取消到訪官員須經國安部門事先核查、在官員編制外委任特使或由商人代表總統參與外交事務。這些無視規章制度、純按個人喜好辦事的作風，令國安決策官員不再受執行部門制約，但也失去了執行部門的規勸和幫助，群組上一眾國安決策官員只要有一個肯諮詢屬下部門意見，相信就不會繼續這種膽大妄為的信息交流。

• 出使非盟友國家官員不按規定提升個人通訊保安

群組成員除包括多位國防決策官員，也有一些參與歐洲安全事務工作的外交人員。其中一位甚至曾出訪俄羅斯，協助白宮斡旋俄烏停火事宜，過去美國官員出訪俄羅斯，必然會提高信息保安，嚴防洩露機密，從個人電腦到手機都有特別安排，不會直接接收或發送敏感信息。

但涉事群組成員沒有沿用這些安排，出訪期間如常使用商業平台接收也門空襲討論，對俄羅斯監控人員大開中門，這是相當嚴重的違規行為。就算群組討論不涉高級機密，也會令俄方有機會進入美國一眾國安決策官員的私人通訊世界，若非雜誌披露事件，俄國可能長期竊密和監控而美方仍懵然不知。

• 予外界行動相當隨意即興印象

群組的討論曝光後，予外界的印象是美國制訂國防行動相當隨意即興，主要考慮短期政治因素，欠缺深思熟慮的通盤大計或長遠策略。

胡塞武裝分子獲伊朗支持，持續襲擊途經紅海的商船，影響環球航運安全，美國出頭空襲本來並無不妥，但空襲維持多長時間、打擊面有多大、如何應對惡意報復及衝突升級、有沒有相應的外交斡旋、與盟友如何一致行動、怎樣切斷對方的經濟及軍事補給，這些都是決定行動最終可否恢復航運安全的關鍵，不是單純派戰機射導彈就可以的，需要有通盤計劃和長遠策略，但信號門醜聞揭露的美國高層討論，正正欠缺這樣的計劃和策略，更多的考慮是扭轉前總統拜登的軟弱外交形象，以突顯新政府果斷敢為風格。

• 敵視歐洲盟友，只計功利得失

群組討論上引起最多非議的是副總統萬斯（JD Vance）的信息。他反對即時空襲，主張延遲一個月，所持理由是空襲也門與美國當前對歐洲的立場不符，經紅海使用蘇彝士運河的貨物佔美國外貿僅3%，佔歐洲貿易卻高達40%，歐洲沒有能力打擊胡塞，卻要美國出錢出力打救歐洲，這不符合美國當前對歐立場。他指縱使特朗普總統贊成空襲，也該等候更佳時機，例如有適當的經濟數據，顯示美國空襲是為了恢復經濟增長，而非無償幫助歐洲。

其他群組成員有些支持萬斯，不同意的也只是認為總統既已決定就無謂拖延，對萬斯的鄙視歐洲論調紛紛出言附和，這些坦率的內部議論曝光後，歐洲諸國領導人清楚看到，美國新一屆政府完全不把歐盟當做朋友，眼裡沒有核心價值或共同利益，只會斤斤計較自身經濟利益，歐盟今後不可能再倚靠美國提供軍事保護，必須大幅增加軍費，擴展軍隊編制及裝備。

本周三，英國財相發布春季財政報告（Spring Statement），除大幅削減福利開支，就是顯著增加軍費。不久前，德國公布了總金額高達一萬億歐元的軍事採購交易，主要採購對象是歐洲而非美國公司。此外，法國和歐盟裡也出現了自建核保護傘的聲音。這些事情相繼出台，就是歐洲對特朗普新政的回應，西方世界在軍事領域上分道揚鑣，看來已不可逆轉。

（ 圖 ：The Atlantic）

▌［守望］作者簡介

劉進圖生於香港，七零年代入讀善導小學和九龍華仁書院，學會追求良善、自由和責任。八十年代初進香港大學唸法律，思考社會公義。八十年代末加入新聞行業，先後任職於《信報》及《明報》，切身體會「無信不立」、「兼聽則明」。2014年2月遇襲受傷，病榻上總結心願：「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