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經典：與人文和自然對話

經典 09. 文本自 《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與人文對話——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讀本》補加資料

引言：

今次專欄要討論的，是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幻象的未來》（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這是在討論過佛教、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之後，我們從現代心理學與社會科學的角度，重新審視宗教現象的一次嘗試。

討論《幻象的未來》之前，不妨想一個問題。台灣有廟宇供奉齊天大聖孫悟空。這個人物出自明朝吳承恩筆下的《西遊記》，是一個徹頭徹尾虛構的角色，但他何以成為被人膜拜的神明？這個問題，正是佛洛伊德試圖回答的：宗教信仰究竟源自何處？它的心理根源是什麼？

佛洛伊德所批判的「幻象」，主要針對猶太教、基督宗教及伊斯蘭教等有神論傳統，未必適用於佛教這類並不以人格神為核心的宗教。這個限制，我們在閱讀本文時應當記在心裡。

佛洛伊德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奧地利精神科醫生，精神分析學派（Psychoanalysis）的創始人，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他出生於摩拉維亞地區一個猶太家庭，後隨家人遷居維也納，在那裡度過了大半生。

佛洛伊德早年在維也納大學攻讀醫學，專攻神經學，師從生理學家恩斯特．布呂克（Ernst Brücke），並赴巴黎跟隨神經科權威——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研習催眠術與歇斯底里症的治療。一八九五年，他與約瑟夫．布洛伊爾（Josef Breuer）合著《歇斯底里研究》，標誌著精神分析的誕生。一九零零年出版的《夢的解析》，系統闡述了無意識（Unconscious）理論和夢的工作機制，奠定了整個理論體系的基礎。此後他陸續發表《性學三論》（1905）、《圖騰與禁忌》（1913）、《它與我》（1923）等著作，逐步建構起完整的人格理論與文化批判體系。

在宗教研究方面，主要著作包括《一個幻象的未來》（1927）、《文明及其不滿》（1930）及《摩西與一神教》（1939）。一九三八年，納粹吞併奧地利，八十二歲的佛洛伊德被迫流亡倫敦。這個結局有一種殘酷的諷刺：他一生致力於「攪動人類的睡眠」，最終卻被人類最野蠻的本能所驅逐。他在倫敦辭世時，距離《文明及其不滿》的出版只有九年。那本書，似乎早已預見了這一切。

法國哲學家利科爾 （Paul Ricoeur）把佛洛伊德、尼采、馬克思並稱「懷疑的大師」。這個稱號值得細想。所謂懷疑，不是普通的懷疑論，而是一種特定的認識姿態：他們都相信，事物的表面意義是靠不住的，在道德背後有權力，在信仰背後有慾望，在意識背後有無意識。佛洛伊德的傳記，正是理解這種懷疑姿態如何形成的最好材料。

三次去中心化運動

要理解佛洛伊德的思想位置，先要回顧西方思想史上三次重要的去中心化運動。第一次是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的天文學革命。他的著作以「革命」（revolution，本義為旋轉、運行）一詞命名，這個詞後來演變為「革命」的意涵。哥白尼提出日心說，證明宇宙的中心是太陽，地球不過是一顆圍繞太陽旋轉的普通行星。這對教會的宇宙論構成根本挑戰，因為《聖經》所建立的世界觀，將地球與人類置於宇宙的核心位置。

第二次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演化論革命。1859年《物種起源》出版後，人類被納入生物演化的連續體之中，與其他動物共享同一祖先。人類不再是獨立於自然秩序之外的特殊存在，而是漫長演化過程中的一個物種。這對「人是萬物之靈、高於一切生物」的傳統自我理解，造成了根本性的衝擊。

第三次便是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革命。前兩次打擊，令人類在宇宙中和生物界中失去了特殊地位，但人仍然可以宣稱擁有理性這一特殊能力。佛洛伊德的貢獻，是對這最後一道防線發出挑戰。他揭示人類心理生活的大部分發生在意識視野之外，受到無意識力量的驅動。我們以為自己掌握自己，但事實上，我們對自己的動機所知甚少。

一：精神分析的理論基礎
無意識的發現

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的核心，在於「無意識」的存在。自笛卡兒提出「我思故我在」以來，西方哲學將意識確立為心靈的本質，認為思維必然是透明的、可自我覺察的。佛洛伊德對此提出根本質疑：人類的心理生活遠比意識所能照亮的範圍廣闊得多，大量心理過程在毫無覺察的情況下進行，並對思想、情感與行為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他對無意識的認識，最初來自對歇斯底里症患者的治療經驗。十九世紀末維也納的許多上層社會婦女，出現了各種神秘的身體症狀：癱瘓、失明、失聲，但醫學檢查卻找不到任何生理病變。佛洛伊德與布洛伊爾合作研究這些案例，發現症狀往往與患者早年被壓抑的創傷性記憶有關。當患者在催眠或自由聯想的狀態下重新接觸這些記憶，充分表達相關情感時，症狀會神奇地消失。這說明被意識排除在外的心理內容，以症狀的形式間接地表現了出來。

《夢的解析》進一步深化了這一理論。夢看似荒誕，實際上是無意識願望的偽裝滿足。夢有顯性內容（Manifest Content）與隱性內容（Latent Content）之分：前者是我們記得的夢境，後者才是被壓抑願望的真實訴說。夢通過凝縮、移置、象徵化等機制，讓那些不被意識接受的願望以可接受的形式出現。簡單來說，夢是白天無法滿足的願望在夜裡尋得的出口，因此常常與性慾交織在一起。

佛洛伊德還從日常生活的小錯誤中尋找無意識的蹤跡。口誤、筆誤、遺忘，這些看似偶然的行為，在他眼中都有其無意識動機，一個人在公開場合把「開始」說成「結束」，可能洩露了他希望這個場合早點結束的願望。無意識不是消極的殘餘物儲藏室，而是一個充滿能量的動態系統，始終在尋求表達和滿足的機會。

意識結構的拓撲學

佛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理論的早期，將心理裝置（Psychic Apparatus）劃分為三個區域：意識（Conscious）、前意識（Preconscious）和無意識。

意識是我們直接覺察到的心理內容，如同一盞探照燈，只能照亮心理劇場的一小塊區域。前意識位於意識和無意識之間，其內容雖然此刻不在意識中，但可以相對容易地被召喚回來。例如，你童年居住的地址、昨晚吃了什麼，這些記憶只要稍加留意便能想起。無意識的內容則完全不同，它們被一種稱為「壓抑」（Repression）的力量擋在意識門外。被壓抑到無意識的，主要是那些不被意識接受的願望、衝動和記憶，尤其是與性和攻擊相關的內容。

佛洛伊德用一個比喻說明三者的關係：他把意識比作接待室，無意識比作前廳，前意識是兩者之間的門檻。前廳裡擠滿了各種心理衝動，渴望進入接待室，但門檻處有個守衛加以審查。只有經過偽裝、變得可以接受的衝動，才能獲准通過。這個模型對理解宗教批判很重要：宗教信念可能不是意識層面理性思考的結果，而是無意識願望通過偽裝進入意識的產物，就像夢是無意識願望的偽裝滿足一樣。

心靈的結構模型：它、我與上我

一九二零年代，佛洛伊德對理論進行了重大修訂，提出心靈的三元結構模型，即「它」、「我」與「上我」。這個新模型並非取代早期的拓撲學，而是從另一角度補充描述心理裝置的運作。

「它」（Es, Id）是心理裝置中最原始的部分，是所有心理能量的儲藏庫，包含人類所有的本能衝動，主要是性本能和攻擊本能。佛洛伊德用德文「Es」（意為「它」）來命名，強調其非人格性和異己性。它完全按快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運作，追求即時且完全的滿足，不能容忍任何緊張和挫折，猶如一個貪得無厭的嬰兒，只知要求，不考慮後果。它的運作是初級過程：飢餓的嬰兒會直接幻想乳房，這種幻覺性的滿足可以暫時減輕緊張，但顯然解決不了實際問題。

「我」（Ich, Ego）從「它」分化而出，代表理性與謹慎。這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我」，任務是作為本我與外部現實之間的中介。自我遵循現實原則，會延遲滿足，考慮行動的後果，在多種可能性之間權衡。「我」的工作極其艱難，因為它必須同時服侍三個嚴厲的主人：「它」的盲目衝動、「上我」（的道德苛求，以及外部現實的實際限制。佛洛伊德以一個騎馬的人來比喻：騎師必須控制強壯的馬，但往往是馬決定要去哪裡，騎師只能引導。若「我」無法成功協調這些衝突，就會產生焦慮，進而啟動防禦機制。

「上我」（Ueber-Ich, Superego）是人格結構中最後發展出來的部分，大約在五到七歲形成，是兒童內化父母和社會規範的結果。超我包括良心（Conscience）和自我理想（Ego Ideal）兩個子系統：前者在我們做了不該做的事時引發罪惡感和羞恥，後者則是我們追求的完美標準，使我們在達到理想時感到自豪。上我的標準往往極端而不現實，其道德譴責有時比任何外在懲罰都更嚴苛，且大部分運作在無意識層面。這種無意識的罪惡感在宗教現象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焦慮的三種形式

理解防禦機制，須先理解焦慮。佛洛伊德區分了三種焦慮，對應自我面臨的三種威脅。

現實焦慮（Reality Anxiety）是對外部世界中真實危險的反應，如在叢林遇到猛獸，是具有適應性的本能反應，也是其他兩種焦慮的原型；神經性焦慮（Neurotic Anxiety）是「我」對「它」衝動的恐懼，擔心若原始衝動得到表達，會帶來嚴重後果。此類焦慮往往模糊不清，當事人說不出究竟在怕什麼，只有一種瀰漫的無名恐懼，這是因為真正的危險來自無意識，意識無法直接觸及；道德焦慮（Moral Anxiety）則是「我」對「上我」的恐懼，當我們做了或想做違背內化道德標準的事情時，便以罪惡感的形式呈現。「上我」並不區分思想與行動，想做壞事與實際做壞事同樣應受譴責。

焦慮是令人痛苦的體驗，「我」會本能地試圖減輕它。面對來自內部衝突的焦慮，「我」無法通過改變外部現實來解決，只能啟動防禦機制，通過扭曲現實來保護自己免受焦慮侵擾。

二：防禦機制的系統分析

防禦機制是精神分析理論中最具實用價值的概念之一，最初由佛洛伊德提出，後由女兒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在《自我與防禦機制》（1936）中系統化。所有人都在使用防禦機制，這是正常心理功能的一部分，過度僵化時才導致神經症。

佛洛伊德認為，宗教本身就是一種集體的防禦機制，是人類應對存在性焦慮的方式，通過提供一個意義完整的世界觀和對來世的承諾，幫助人們否認或扭曲生存的殘酷現實。

壓抑：最基本的防禦機制

壓抑是最基本的防禦機制，可說是其他一切防禦機制的根基。壓抑的過程是將不被接受的衝動、願望、記憶或想法從意識中驅逐出去，推入無意識之中。被壓抑的內容並沒有消失，而是繼續在無意識中保持活躍，個人在意識上卻完全覺察不到它們的存在。

壓抑有兩種形式：原初壓抑（Primal Repression）是某些內容從一開始就從未進入過意識；後續壓抑（Repression Proper）則是曾經進入意識的內容，因過於威脅或痛苦而被推回無意識。例如，遭受童年性虐待的人可能完全「遺忘」了這段經歷。

然而壓抑並不完善。被壓抑的內容持續尋求回到意識中，以偽裝的形式出現在夢裡，或以症狀呈現出來。壓抑了對父親憤怒的人，可能會發展出莫名的頭痛；壓抑了某種衝動的人，可能會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無法接受的特質。過度的壓抑是神經症的根源，精神分析治療的目標之一，就是幫助患者意識到被壓抑的內容，將其帶到意識層面加以處理。佛洛伊德有一句名言概括這個目標:「在『它』所在之處，應該有『我』。」

在宗教的脈絡中，壓抑扮演著複雜的角色。宗教的禁忌和規範要求信徒壓抑某些衝動，特別是性和攻擊性的衝動；但宗教也可能提供合法的管道來表達這些被壓抑的衝動，例如宗教儀式中的狂喜體驗，或宗教戰爭中攻擊性衝動的投射和釋放。

否認：拒絕承認現實

否認（Denial）是另一種原始的防禦機制，它拒絕承認不愉快的現實或事實。當現實過於痛苦或威脅時，個人就假裝它不存在。否認在兒童中很常見，例如父母離婚時孩子堅持相信他們很快會和好。成人面對重大壞消息時，也常以「不可能」、「一定是搞錯了」作為第一反應。

否認可以是暫時的，幫助個人緩衝突如其來的打擊，逐漸適應現實。但若成為長期模式，便會造成嚴重的適應問題，例如否認酗酒問題的人無法尋求幫助，否認嚴重健康問題的人可能延誤治療。

佛洛伊德認為宗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集體的否認，否認了人類存在的根本困境：我們的渺小、脆弱和必死性。宗教創造了一個仁慈的神掌管宇宙的幻象，否認了自然的冷漠和命運的偶然性，以來世的救贖否認了死亡的終極性。他在《幻象的未來》中寫道，宗教觀念「如此明顯地幼稚，如此背離現實」，令人痛苦地想到大多數人永遠無法超越這種人生觀。

投射：將內在歸咎於外在

投射（Projection）是將自己不能接受的衝動、感受或特質歸咎於他人或外部世界的機制。個人首先壓抑這些不被接受的內容，繼而將它們歸屬於外部的某個對象，既否認這些特質是自己的，又能間接地表達它們。

最明顯的例子是偏執（Paranoia）：壓抑了自己敵意的人，可能認為別人對他懷有敵意；壓抑了同性戀衝動的人，可能對同性戀者表現出強烈的厭惡和攻擊性，因為他在他者身上看到了自己無法接受的部分。投射在日常生活中也普遍存在：批評別人「自私」，有時正是因為自己有被壓抑的自私願望。

在佛洛伊德看來，投射在宗教的形成中扮演核心角色。人類將內在的願望與恐懼投射到外部世界，創造出神靈和精靈。原始宗教的泛靈論將雷電視為神的憤怒，將豐收視為神的恩典，正是將人格特質投射到自然現象之上。更重要的是，人類將父親的形象投射為天上的神，滿足了對保護的需要，同時也延續了童年時對父親的矛盾情感：既恐懼又崇拜。

他在後期著作《摩西與一神教》中更進一步，認為猶太——基督教傳統中對神的信仰，根植於早期人類歷史中「原始父親」（Primal Father）被謀殺的集體記憶。兒子們殺死專制的父親後，被罪惡感所折磨，於是將父親神聖化，創造了全能的神。宗教律法與禁忌，則是對這個原初罪行的贖罪和防禦。這個理論固然高度推測性，卻清楚地展示了投射概念如何被運用來理解宗教。

回到我們開首提到的問題：台灣的孫悟空廟宇。佛洛伊德的投射論提供了一種解讀：一個徹頭徹尾的虛構人物，因為他身上凝聚了人們對自由、反叛、無所不能的投射，就獲得了神性。他不是真實的神，而是集體願望的形象化容器。這個分析也許令人不安：但正是佛洛伊德希望我們感到不安的地方。

反向形成：走向相反的極端

反向形成（Reaction Formation）是個人不僅壓抑不被接受的衝動，而且在意識層面表現出完全相反的態度和行為。被壓抑的衝動通過過度誇張的反面表現加以控制。

其關鍵特徵是極端性與不靈活性。一個對性有強烈興趣但認為性是罪惡的人，可能成為狂熱的性道德運動者，大聲譴責任何性的表現；一個對孩子有無意識敵意的母親，可能表現出過度的保護和關愛，幾乎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這種過度的相反表現帶有僵硬和強迫的特質，因為它必須不斷對抗內在的真實衝動。

在宗教領域，反向形成可能表現為極端的禁欲主義或自我犧牲。一個深受性衝動困擾的人，可能發誓守貞，過著極端克制的生活。宗教的愛的誡命，也可能包含反向形成的成分：「愛你的敵人」這樣的教導，要求的愛如此極端、如此超越本性，有時正暴露了它所試圖抑制的強烈敵意。

合理化：為不合理的行為找理由

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是用看似合理的解釋，掩蓋真實的且往往是不被接受的動機的機制。個人為自己的行為或信念提供道德上或理性上可接受的理由，不必面對真實的、可能令人不安的動機。

伊索寓言中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是酸的那隻狐狸，是合理化的經典例子。在現代生活中，合理化無處不在：作弊的學生說「這門課太不公平了」；有外遇的人說「我的配偶不理解我」。這些解釋可能包含部分事實，但主要功能是為不被接受的行為辯護，減輕罪惡感。

合理化看起來很理性，使用邏輯和論證，但目的並非尋求真理，而是為既定的結論辯護。真正的理性思考是開放的，願意根據證據改變結論；合理化則是封閉的，先有結論，再尋找或製造支持理由。佛洛伊德認為，宗教教義的許多精緻論證可能包含合理化的成分，信仰往往先於理由而存在，神學和宗教哲學的大量工作，是為已持有的信念提供理性辯護。他在《幻象的未來》中批評那些試圖為宗教辯護的哲學家，認為他們用抽象原則來「拯救」宗教的神，不過是一種合理化的「可憐的後衛戰」。

昇華：將本能能量引向社會接受的目標

昇華（Sublimation）被佛洛伊德視為最成熟、最健康的防禦機制，是將不被社會接受的本能衝動（尤其是性和攻擊性）的能量，引導到社會認可的、建設性的活動中去。原始衝動被轉化，能量得到保留和利用。

藝術創作是昇華的典型例子：藝術家可能將性慾能量昇華為創造美的激情、雕塑家對大理石的鑿刻昇華了攻擊性衝動、作家在小說中探索禁忌主題，昇華了自己被壓抑的願望。昇華與其他防禦機制的關鍵區別在於，它實際上允許本能得到某種程度的滿足，只是以社會接受的形式。

佛洛伊德認為，文明的進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昇華。然而昇華有其代價，將過多的本能能量引向文明活動，必然導致本能滿足的喪失，產生普遍的不滿和焦慮，這正是《文明及其不滿》的核心論點。宗教在昇華中扮演的角色是矛盾的：一方面，宗教藝術、音樂、建築提供了昇華的途徑；另一方面，佛洛伊德認為宗教整體上不是真正的昇華，而更類似於夢，是通過幻象來逃避現實，是退行而非昇華。

佛洛伊德的判斷是清楚的：宗教不是昇華，而是退行。昇華需要放棄幻象，把能量轉化為現實世界中的創造；宗教卻緊緊抓住幻象不放，以幻象換取慰藉。這個判斷是否公平，值得我們追問。畢竟，宗教藝術、宗教音樂、宗教建築——它們難道不也是人類最偉大的昇華成就？佛洛伊德的回答會是：那是藝術家的昇華，不是宗教信仰本身的昇華。

退行：回到早期的發展階段

退行（Regression）是指在遭遇壓力或挫折時，個人放棄已達到的較成熟應對方式，回到早期、較不成熟的發展階段。已學會獨立如廁的孩子，因弟妹的出生而感到受威脅，可能重新尿床；成年人在重大壓力下，可能會像孩子一樣哭泣、發脾氣、需要安慰。

佛洛伊德認為，宗教包含重要的退行成分。宗教信仰讓成年人回到童年時對父親的依賴狀態，信徒將自己看作神的孩子，尋求神的保護和指引，重現了兒童對父母的關係模式。他在《幻象的未來》中明確指出宗教的幼稚性，說普通人「不能想像天意會是除了極度誇大的父親形象之外的任何形象」，這種觀念「如此明顯地幼稚」。宗教的幼稚並非偶然，而是其本質的體現：它是成年人無法放棄童年依賴的表現，是對面對成人生活艱難現實的拒絕。

（待續）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