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學以成仁 （上篇）
《論語》：學以成仁 （上篇）
文 : 張燦輝 鏡遊集
重讀經典：與人文和自然對話
經典04 文本自《論語》選讀
《與人文對話──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讀本》第一版，2011年，頁197-220
孔子與《論語》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
孔子（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人，是中國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與教育家。他出生於春秋末期，那是一個周王室權威衰落、諸侯競相爭霸的年代。面對禮崩樂壞的亂局，孔子懷抱「克己復禮」的理想，周遊列國十四年，期望恢復周公之治的政教秩序。這番政治抱負雖然終其一生未能付諸實現，但他開創的儒家學說，卻在此後兩千多年間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思想，並且深遠地塑造了整個東亞文明的走向。
孔子的偉大不僅見於其思想體系的建構，更見於他所開創的教育事業。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私人講學者，打破了「學在官府」的舊制，讓教育從貴族階層的專屬特權，轉而成為一般平民也能觸及的事物。他提出「有教無類」的主張，不論學生出身高低，一律收而教之，培養了大批傳承其學說的門人。據傳孔門弟子多達三千，其中賢者七十二人。這些弟子日後成為儒家思想的主要傳播者，使孔子的學問得以世代流傳。
《論語》全書二十篇，各篇以首句的兩三個字命名，如「學而」、「為政」、「八佾」等。其內容涉及政治、教育、倫理、修養、禮樂等各層面，以簡潔而富於哲理的對話形式呈現孔子思想的精髓。書中既收錄孔子對弟子的教誨，也有弟子之間的討論，以及孔子對時事的評論。這些內容篇幅雖短，卻言簡意賅，蘊含著深刻的人生智慧。
在中國文化史上，《論語》的地位至為崇高。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議後，儒家學說取得了國家官方意識形態的位置，《論語》也隨之成為士人必讀之書。到了宋代，朱熹將《論語》與《大學》、《中庸》、《孟子》合稱「四書」，作為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論語》的地位愈加鞏固。此後數百年間，無數讀書人通過研讀《論語》以修身養性、準備科舉，儒家思想也藉此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層面。
《論語》的影響並不止於中國本土。隨著儒家文化圈的形成，這部書傳播到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東亞國家，成為當地知識分子的必讀書目，在塑造社會價值觀、規範人際關係方面發揮了同等重要的作用。可以說，《論語》是理解東亞文明不可或缺的一把鑰匙。
今天重新閱讀《論語》，會發現書中所討論的許多問題，在兩千五百年後依然切中要害。如何做一個真正的人？如何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如何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取得平衡？如何在動盪的時代保持內心的安寧？這些既是孔子與弟子反覆探究的核心關懷，也是今天每個人無法迴避的人生課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論語》作為一部經典超越了時間的限制，能夠為不同時代的讀者帶來智慧的啟迪。
從「只想做一個人」說起
2012年8月，香港三位中學生發起絕食行動。絕食宣言裡引用詩人北島的《宣告》︰「也許最後的時刻到了，我沒有留下遺囑，只留下筆，給我的母親，我並不是英雄，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裏，我只想做一個人。」其中一位學生後來解釋說：「我從來沒有說過我是典範，但我知道首先是要做一個人。」這句看似平凡的話語，實則觸及了人之為人的根本問題，也正是兩千五百年前孔子與其弟子在《論語》中反覆探討的核心關懷。
當代社會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科技日新月異，然而關於「人」的本質、關於如何做一個真正的人這個追問，似乎愈發模糊。梁國雄在立法會說「我只想爭取一種最卑微的權力，就是令其他人可以跟我一樣」，又強調「凡是偽善的人都希望有人供奉」而自己「只想做一個人」。這種對人之尊嚴與價值的堅持，與孔子「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論語·微子》18.6）的宣示，在精神上形成了跨越時空的共鳴。
《論語》作為儒家最重要的經典之一，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一部關於如何做人、如何處理人際關係、如何實現理想人格的智慧寶庫。本文將從《論語》文本出發，探討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仁」，分析儒家如何回應複雜的人倫關係，並思考這些古老的智慧如何為當代世界提供啟示。
《論語》文本概述
- 《論語》的成書背景
《論語》的形成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據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記載：「《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由此可知，《論語》並非孔子親自撰寫，而是弟子們在老師辭世之後，將各自記錄的言行彙集編纂而成。
「論」字有整理、編撰之意，「語」則指論難、答述之言。從字面上看，「論語」就是經過整理編撰的對話錄。全書二十篇，涵蓋政治、教育、倫理、修養等各層面，以簡潔的對話形式呈現了孔子的思想精髓。
- 孔子的生平與時代
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享年七十三歲。他所處的時代正值春秋末期，周天子權威日衰，諸侯各據一方，社會上禮崩樂壞，秩序蕩然。在這樣的動盪歲月裏，孔子致力於恢復周公之治，期望通過教育來培養理想人格，進而實現社會的和諧與秩序。然而他的政治理想終其一生未能實現。正如李零在《喪家狗》中所寫：「他很惶恐，也很無奈，唇焦口燥，顛沛流離，像條無家可歸的流浪狗。」（李零，2007，頁2）
但孔子的偉大之處，恰恰在於他明知「道之不行」，卻仍然堅持「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論語·微子》18.7）。他不是聖人，不是神，而是一個真實的人，一個在困境中依然持守理想、在挫折中依然不棄信念的人。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日後成為歷代讀書人的精神典範。
- 《論語》的歷史地位與現代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論語》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並非一成不變。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的衝擊，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一度使儒家思想被斥為封建糟粕。不過胡適當年的口號其實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他想區分的，是孔子思想的真義與歷代統治者所利用的那個「孔家店」。胡適說：「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胡適，1919）這種理性的批判態度，正體現了五四學者的科學精神。
今天重新閱讀《論語》，我們需要拋開歷史的包袱，回到文本本身，去理解孔子真正關心的問題，去體會那種「剛健而重情」的人生哲學。香港中文大學各書院的校訓便是明證：崇基的「止於至善」、新亞的「誠明」、聯合的「明德新民」、逸夫的「修德講學」，以及中大的「博文約禮」，無一不出自儒家經典，足見儒家思想對現代教育的持續影響。
- 從孔子到孟子：儒學道統的確立
4.1 孟子與孔子的傳承關係
孟子（約公元前372年至公元前289年），名軻，鄒國（今山東鄒城）人，是戰國時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被後世尊為「亞聖」，地位僅次於「至聖」孔子。孟子生於孔子卒後約百年，兩人在時間上並無交集，但孟子對孔子的推崇與追慕，卻開啟了儒學道統傳承的千年歷史。
關於孟子的師承，《史記》記載他「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是孔子之孫，據傳曾受教於曾參。如此由孔子到曾子，由曾子到子思，再由子思門人到孟子，形成了一條清晰的學術傳承譜系。荀子將子思與孟子合稱，即儒學史上著名的「思孟學派」。到了宋代，韓愈、程頤、朱熹進一步將這條譜系確立為儒家「道統」：孔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孟子之後道統中絕，直至宋儒復興。
孟子自述心志，《孟子》書中記載甚詳。他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離婁下》）意謂自己雖無緣親炙孔子的教誨，卻通過向前輩學習，在精神上私自師承於孔子。又說：「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明確表示畢生願望就是學孔子。這種跨越時空的精神師承，構成了儒學傳統延續的基本模式。
細檢《孟子》一書，孔子之名出現四十餘次，遠超其他任何人物。孟子不僅大量引述孔子言論，更以捍衛孔子之道為己任。在戰國時代「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的思想紛爭中，孟子自言：「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孟子·滕文公下》）他自認承繼禹、周公、孔子的聖人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說」為畢生職志，由此確立了儒家學派的戰鬥精神。
4.2 《論語》與《孟子》的思想關係
《論語》與《孟子》同為記錄聖賢言行的語錄體著作，但二者在形式和內容上各有特色。《論語》由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編纂而成，篇幅簡短，語言質樸，往往一言兩語便蘊含深意，需要讀者反覆玩索體會。《孟子》則主要由孟子本人講述、弟子記錄而成，據傳萬章與公孫丑為主要編者，其文氣雄健，筆勢連貫，善用比喻，長於論辯，「如決江河而下，浩浩蕩蕩」。
就思想內涵而言，孟子承繼並發展了孔子學說的核心觀念。
在「仁」的方面，孔子提出「仁」的概念，強調愛人、修己、克己復禮。孟子則將「仁」的理念推展至政治領域，提出「仁政」思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他主張君主必須愛民重民，以王道取代霸道。孔子論「仁」多著眼於個人修養與人倫關係，孟子論「仁」則直指政治批判與制度改革。
在人性論方面，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17.2），指出人的本性相近，後天習染造成差異，但並未明確界定人性本善或本惡。孟子則明確提出「性善論」，主張人皆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此「四端」為仁義禮智之萌芽。「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孫丑上》），人人皆可為堯舜，這一主張為儒學的心性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修養工夫方面，孔子講「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論語·憲問》14.42），強調通過自我修養來達成社會和諧。孟子則提出「養浩然之氣」的修養功夫：「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孟子·公孫丑上》）那種「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精神，對中國歷代士人的氣節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概括而言，孔子論之，孟子發之；孔子開其端，孟子暢其流。孟子對孔子思想並非簡單複述，而是因應時代需要予以改造發揮。正如學者所指出的，孟子既是孔學的繼承者，更是孔學的發展者，其思想與孔子有「同」之處，更有「異」之處。這種繼承中有創新的學術精神，正是儒學能夠歷久彌新的關鍵原因。
《論語》在朱熹《四書》體系中的意義
- 四書的形成與道統的建構
南宋理學家朱熹（1130-1200）對儒學經典的整理與詮釋，是中國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紹熙元年（1190年），他將《大學》、《中庸》從《禮記》中抽出，與《論語》、《孟子》合編，撰成《四書章句集注》，「四書」之名由此確立。自此以後，《四書》取代《五經》成為儒學入門的基本經典，對此後七百年的中國思想與教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朱熹編訂四書並非隨意為之，其背後有深刻的道統意涵。在他看來，《大學》出於曾子及其門人，《中庸》作於子思，《論語》記孔子言行，《孟子》述孟軻思想。四書合編，恰好呈現了從孔子經曾子、子思傳至孟子的道統譜系。程頤所謂「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正是這種道統觀念的集中表述。
朱熹特別講究四書的閱讀次序：「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又說：「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規模大。」在這個序列中，《大學》是入門之階，提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本框架；《論語》是根本所在，確立儒學的核心精神；《孟子》將這種精神發揚光大，展現其生機與力量；《中庸》則是最高境界，涉及天人之際的微妙義理。
2.《論語》在四書體系中的核心地位
在四書體系中，《論語》佔據著特殊的核心位置。朱熹說：「《論語》者，聖人之言大中至正之極，萬世之標準也。古之學者，其始即此以為學，其卒非離此而為道。穷理盡性，修身齊家，推而及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無所不備，亦終吾生而已矣。」在他看來，《論語》是儒學的根本經典，「為學者最先所必治，亦為學者最後之歸宿」。
朱熹又說：「《四子》，《六經》之階梯。」四書是通往六經的階梯，而《論語》則是這階梯的基石。相較於六經的繁難深奧，《論語》以平實的語言、具體的情境來呈現聖人的日常言行，使後學得以親近孔子，體會其思想精神。「《論語》《孟子》，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四書是儒學的入門之道，而《論語》正是入門之門。
朱熹為四書作注的方法也有講究。《大學》《中庸》稱「章句」，因為這兩篇需要重新分章析句、補缀闕文；《論語》《孟子》稱「集注」，因為需要融會諸家之說，加以整理闘發。朱熹自三十歲便開始研究《論語》，六十七八歲時猶在修改，前後四十餘年，直到臨終前一日還在斟酌《大學》「誠意」章的注解。這種「平實謙抑」的治學態度，正體現了他對經典的敬畏與對義理的執著。
- 四書學的歷史影響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刊行，標誌著儒學經典體系的重大轉變。此前儒學以五經為核心，此後四書逐漸凌駕其上。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政府正式以四書為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朱熹的注解成為官方認可的標準詮釋。明清兩代，四書是讀書人必讀之書，科舉取士皆以此為本。「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雖或誇張，卻也反映了《論語》在士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朱熹對《論語》的詮釋也深刻影響了後人對孔子思想的理解。他一改漢唐學者注重訓詁考證的路數，轉而闡發《論語》中的「義理」，將其與理學思想相結合。他借孔孟說孔孟，卻又超越孔孟，將《論語》中的哲理作為構建理學體系的框架。經朱熹整理詮釋的《論語》，已經成為一套「體系完備、條理貫通」的儒學經典。
然而朱熹的詮釋也引發了後世的批評。明代朱元璋因不滿《孟子》中「民貴君輕」等思想，曾下令刪節《孟子》。清代考據學興起後，學者批評宋儒以義理解經，往往偏離經典本意。近代學者更指出，朱熹的道統說帶有建構性質，所謂孔曾思孟的傳承譜系未必完全符合歷史事實。今天我們閱讀《論語》，既要借鑒朱熹的義理詮釋，也要回歸文本本身，去發現孔子思想的原初面貌。
無論如何，朱熹將《論語》納入四書體系，使這部古老的經典獲得了新的生命。七百年來，無數讀書人通過《四書章句集注》進入儒學世界，在《論語》的字句中尋找人生的智慧。這種對經典的詮釋與傳承，本身就是儒學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待續）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