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因串謀勾結罪被重判20年，報社編採主管也判坐牢6年9個月至10年，此案量刑之重，遠超英治時期香港對政治異見者判刑，引起西方社會廣泛抨擊。另一邊廂，日本首位女首相高市早苗解散國會重選，替自民黨取得史上最大勝利，拿下國會下議院逾三分二席位，足可通過上議院不支持的法案及推動修憲。

黎智英的最大罪名

《蘋果日報》案備受西方社會關注，定罪裁決被指為不公平，量刑裁決被視為不人道，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黎智英等人除了發表不利中共的言論，並沒有具體危害香港或中國的行動。在西方社會眼中，他們是因為政治言論得罪當權者而受迫害。

在2020年香港國安法生效前，黎智英曾公開呼籲西方國家制裁北京，也資助鼓勵一些香港青年，游說西方政府發動制裁，認為這樣有利於爭取香港自治與民主，當時這些言行沒有牴觸香港任何法律。

2020年中，香港國安法頒布，呼籲境外勢力制裁中國或香港列為非法，黎智英及蘋果諸人停止了公開呼籲，避免觸犯刑法。但控方以串謀勾結罪起訴，把國安法生效前的言行列為犯罪背景證據，指眾被告在國安法生效後，腦海裡仍然繼續此圖謀，促使西方制裁中國。《蘋果日報》一些批評北京政策的文章，成了控方指眾被告仍在隱晦實施串謀的證據，黎智英與西方政客的私下通訊，也被控方拿來推論他依舊在串謀促使西方制裁。

從定罪及量刑裁決發布後北京官方評論來看，黎智英的最大罪名，其實是北京認定他乃2019年反送中社運引發持續騷亂的幕後黑手，是配合西方在中國境內策動「顏色革命」的罪魁禍首，必須檢控及重判他以儆效尤。換言之，國安法審訊是對他的秋後算帳。

難以與西方保持正常關係

西方社會看了整個審訊過程，沒證據顯示黎智英等人收了外國錢，沒證據指他們替西方當間諜，沒證據指他們在2020年國安法生效後曾公開呼籲制裁，就憑一堆立法前的政治言行，和立法後言論的間接推斷，便判定他們串謀勾結境外政權危害國安，並判78歲的黎入獄20年，等如判他終身監禁。

這個裁決令西方社會認定，國安法治下的香港持續以言入罪，罰則更遠超港英治下懲處煽動暴亂的左派報刊。西方社會這個看法若無改變，香港將難以與西方保持正常關係，這方面的影響相當深遠，香港失去的，遠不止一份報刊。

高市早苗改變了日本國際定位

高市早苗大勝，備受國際關注，有好幾重原因。第一點是高市勝選改變了日本政局前景，令政治發展方向變得清晰。之前日本雖一直由自民黨組建聯盟執政，但自民黨內部派系眾多，傾軋不斷，在國會內議席不斷減少，令任何派系上台都難以持久，政策也搖擺不定。高市旋風結束了這個混沌局面，她的愛國、自強、自救等主張，讓選民看到希望，她的務實作風和執行能力，讓選民相信她的改革計劃會成功，大選結果公布後，日股普遍上揚，顯示投資市場看好日企前景。

第二點是高市勝選改變了日本的國際定位。在美中經濟脫鈎的大格局下，多數亞洲國家採取騎牆定位，嘗試同時討好美國和中國，希望兩邊的生意都接，左右逢源，日本執政自民黨過去也是這樣。但高市上台後卻反其道而行，高調地站在美國一邊，繼承她政壇導師安倍晉三的路線，贏得特朗普信任支持，她敢於公然開罪北京，明言日本國策是會介入台海衝突，無視北京為此口誅筆伐兼經濟制裁。

高市這個定位，令日本成為美國在亞洲的首席代理人，無論是軍事上牽頭圍堵中國，或經濟上組建關鍵資源西方供應鏈同盟，日本都將一馬當先。美日軍事同盟對日後東亞局勢將變得更加重要，情況有點像美國與以色列同盟主導中東局勢，日本將成為中國的重要競爭對手。

相當好的開局環境

第三點是高市旋風將改變亞洲政壇重男輕女的傳統，高市出任首相後，提拔了幾位女性當內閣大臣，解散國會重選時，也支持了多位女性候選人，挑戰一些做了許多年國會議員的男性政客。這些女候選人紛紛勝出，令日本社會清楚看到，現代日本女性不再是男性附庸，她們不是擺設或育兒機器，可以擔起領導國家的重責，這一點對亞洲乃至全球都很重要。美國過去號稱多元開放，但至今仍未有女性當上總統，日本不但率先出了女首相，而且領導執政黨取得歷來最大勝利，把安倍晉三、小泉純一郎等都比了下去，高市早苗颳起的這股政治旋風，動搖了日本根深柢固的性別定位傳統，也為亞洲政壇豎立了女性參政的另一成功範例。

高市早苗的振興經濟及擴軍備武計劃，最終能否成功，目前還言之過早，但她的確選擇了一個好的時機重組國會。北京剛經歷了一次政治地震，中央軍委會兩名重量級人員落馬，所謂台海有事日本將介入一說，短期內應該不會發生，北京的對日政策，能給高市內閣造成的壓力相當有限；而美國方面，特朗普在今年底國會中期選舉前，仍享有不受制約的大權，他對高市政府的支持，會讓日本爭取到有利的國際形勢，而投資者看好日本，也為日企吸納資金提供了良好環境，壓倒性的選舉勝利亦暫時消除了社會內部阻力。

總的來說，高市內閣有一個相當好的開局環境，可以放手一搏。據此展望未來一年，高市旋風勢不可擋。

▌［守望］作者簡介

劉進圖生於香港，七零年代入讀善導小學和九龍華仁書院，學會追求良善、自由和責任。八十年代初進香港大學唸法律，思考社會公義。八十年代末加入新聞行業，先後任職於《信報》及《明報》，切身體會「無信不立」、「兼聽則明」。2014年2月遇襲受傷，病榻上總結心願：「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