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滄桑之四

嶺南大學退休社會理論講座教授 Peter Baehr 在Society期刊發表名為 《在國安法陰霾下香港的大學》的專題文章,引言説:「問題是要捍衞,並公開地捍衞大學的獨立性,捍衞學術使命的尊嚴,直到它們從我們手中被奪走。在這之後,要遵循 『不傷害』的古訓。」

面對極權政府的打壓,能夠本著學術良知「公開」捍衞大學學術的獨立性和尊嚴,並不是容易的事情;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的法治保障,每一個站起來敢於表達自己內心想法的知識人,都需要無比勇氣。他或她的公開發聲可能影響自身工作和家人的安危。因此之故,白色恐怖之下,沒有人應該為了義憤而做送頭的行為,因為這是沒有需要做思想言論烈士的年代。我們公開捍衞學術自由的權利被剝奪了,還可以做什麼?順大勢所趨,自我審查,安份守己,不挑戰任何權威,繼續做安全不帶政治的純學術研究?

自秦朝到中共二千多年歷史中,文人學者為了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政見,受文字獄的殘暴迫害不知凡幾;共產黨暴政下,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殘酷清算知識份子的悲劇無數。但我們沒有好好的學習歷史,對共產黨仍有無知幼稚的期望。我們當然是錯了!在香港過了幾十年學術思想言論自由的環境現在結束,文字獄最後都要來臨。我們可以抵抗嗎?清朝文字獄對讀書人的打壓,肯定比香港現時嚴重得多,至少還不至抄家誅九族。清乾嘉學派不問朝政,不理民生,學術成就不是優秀嗎?我們在香港的大學,學者教授有全世界最佳薪酬待遇,現時還有研究「自由」,只要閉眼當前荒謬絕倫的暴政,不理放棄學術自主的大學高層,小心盡責教學,做研究寫學術論文。依魯迅所言:「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香港還未到文化大革命趕盡殺絕知識份子的處境,因為香港學者教授對政權仍然有用。

香港學者與自由世界仍然相通

但這些是消極的方法,相信香港學者不會甘心同流合污,忍受白色恐怖。上篇文章說我們這一輩教授是「國際」學者,並不全是貶義。正因為我們受現今歐美自由世界的大學訓練,明白學術尊嚴和自由的重要性,同時我們的學術世界並不規限於大陸的封閉城牆,知識宇宙不能亦不會全面封殺。現時圖書館受審查的書籍仍然是十分少,除非香港政府能夠學秦始皇焚書坑儒、學納粹1933年的燒書、關閉大學圖書館,以及全面監控互聯網絡,否則學術世界仍然開放給每一學者。與此同時,除了中文大學是以雙語教學,其他大學皆以英語為教學語言,香港的大學仍然是「國際」大學!我們和自由世界仍然相通,如果不能在香港發表言論,為什麼不可以用英、法、德語在海外撰寫文章,讓自由世界理解在香港發生的種種不合理、不公義的事。大陸和香港之外的學術世界沒有政治審查,只問學術標準。

Peter Baehr 的文章在國際期刊Society發表,尖銳批評香港的大學在國安法下淪落的現象(註一)。文章刋出後便成為公共學術領域的一部分,沒有任何獨裁政權可以隨意删改。文中引述的資料全部可以查證。文章當然可以批評,但以學術理性為本,這些本來就是學術世界理所當然的守則。文章提出批判香港的大學的負面內容,顯然不會受當權者接納,極有可能定性為「惡意」侮辱香港的「學術自由」,產生仇視政府,屆時又可能被指觸犯國安法。幸好他的文章刋出多月,筆者沒有看到任何批判的言論,這至少證明一點: 真相是批評不到的——大學行政高層的懦弱和虛偽、對政權的跪地屈服、對異見教授的打壓、對學生會和學生報的封殺; 大學教職員因種種自私原因而噤聲不反抗;大學甘心墮落將學術尊嚴和自主放棄不理、校長重複政權欽定的政策和口號。這些便是當前香港的大學在國安法陰霾下的現象。

Baehr 並沒有站在道德高地指責留下的學者教授,他知道自己是即時退休的外籍教授,因為不能接受香港的大學學術界因國安法而淪亡的悲劇,憤而離開這生活了二十一年的地方。他本著學術良心寫下這篇文章作見證。他説:「像我這樣接近退休年齡、計劃回國的外國人,無法向香港人就如何為未來的歲月做準備提出建議。只有留在城市中的人,才有指導它的道德權利。此外,獨裁下的生存是一個學習和即興發揮的過程。不存在或不能存在任何計劃來指引如何應付這困難的處境。我寫這篇文章只是為了引起人們的關注,鼓勵那些在破壞自由的政權中努力生存的人們。」

遵循 「不傷害」的古訓

事實上,Baehr在文首提及,我們如不能公開捍衞學術自由,不是投降和噤聲,而是要「遵循 『不傷害』的古訓。」他將真相說出來便是捍衞學術自由的行動。但此地再不容他存在,因此我們要退一步,遵循古訓。這古訓相信是指「Primus Non Nocere – Above All, Do No Harm」。相傳是源自古希臘「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es Oath)——西方醫師行醫前的誓言的一部分:盡量幫忙,但最重要的是不能傷害他人。當然這本是醫師誓言,但同樣適用於獨裁專制下的學者教授。

醫生行醫有其道德責任,學者教授也應有責任。Baehr 解說:「獨裁下的責任至少有兩個方面:不傷害他人的責任,以及對自己誠實的責任。」即是説我們在極權統治下生活,我們更要自覺的堅持立場和不做任何對他人有損的行為:不為當權者賣力、不參加當權者獻媚的活動、不出席升旗典禮和歌頌權貴的儀式、不會為申請研究經費而出賣理想、不受升職加薪誘惑而違背信念,當然不篤灰、不出賣同事朋友、不會簽名支持任何官方活動的文件,及不寫任何沒有學術根據的文章。這些就是積極的不合作,同時是考驗我們人格的關口。一如法國哲學家沙特説,在納粹強權統治下的「自由」,每個人都要意識到要對自己所作所為負責任,因為是自由選擇下的決定。

以上提出積極不合作的看法,基本上不是筆者原創的。我們有幸在學術自由的年代,讀了不少在上世紀專制強權下生活的哲學家和知識人的著作。當然在那時代研究這些理論,以為只是循學理去研讀,以為這些是歷史思想,在課堂教導和在研討會討論的議題,但原來這是完全有存在關聯(existential relevance)。沙特、波娃、卡謬、鄂蘭、奧維爾等著作絕不過時,他們全部有參考價值。學者教授如何在極權統治下自處?最好的指引可能是哈維爾的「活在真相中」(Living in truth)和索忍尼辛的「活著,並且不撒謊」(Live not by lies)。

時刻自省不參與謊言

如何活在真相中?哈維爾正正繼承沙特的自由的存在思想,每個人要時刻反省自己,不隨便跟循他人說法而表態;做任何重要行動的決定,要清楚知道自己的選擇理據,不會對他人有任何損傷成份,當然不會取悦權貴。

索忍尼辛是在史太林年代被迫害的諾貝爾獎作家,被蘇聯共產黨放逐。如何在謊言世界中活下去?他寫道:「要想找回我們自暴自棄的自由,最簡單、最容易的方法就是,你作為個人絕不參與謊言。雖然謊言遮天蔽日,無處不在,但是休想從我這裡得到支持。只要我們不合作,鐵筒一般的包圍圈就有一個缺口。這是我們能做到的最簡單的事情,但是對於謊言,卻是最具有毀滅性。因為只要人們不說謊,謊言就無法存在。」

他的具體提議是:

「雖然我們每個人都是膽怯的,但是讓我們做出一個選擇。要麼你自覺地作為一個謊言的僕人(當然,這並非由於你贊成謊言,而是由於你要養家,你不得不在謊言之中把孩子們養大),要麼你就脫掉謊言的外套,變成一個忠實於自己的人,得到你的孩子和同時代人的尊重。

從今以後,你:

* 不以任何方式書寫、簽署、發表任何一句在你看來不是真話的句子。

* 不在私下或公開場合,以宣傳、指導、教授、文藝演出的形式,自己說出或鼓動他人說出,任何一句在你看來不是真話的句子。

* 不描述、培育、傳播任何一個你認為是謊言或是歪曲真相的思想,不管它的形式是繪畫、雕塑、攝影、科技、或者音樂。

* 不以口頭或書面的形式,不為了個人利益或個人成功,引用任何一句取悅他人的話,除非你完全認同你所要引用的話,或者它確實準確反映了實情。

* 不參加任何違背你心意的集會或遊行,也不舉手贊同任何一個你不完全接受的標語或口號。

* 不舉手為任何一個你不真心支持的提議背書,不公開或秘密投票給任何一個你覺得不值得或懷疑其能力的人。

* 不同意被拉去參加任何一場可能強姦民意或歪曲事實的討論會。

* 如果聽到任何一個發言者公然說謊,或者傳播意識形態垃圾和無恥的洗腦宣傳,你應當立即退出該會議、講座、演出、或者電影放映場合。

* 不訂閱或購買任何歪曲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報紙或雜誌。」(註二)

在當今「謊言即真理,強權即民主,服從即自由,人治即法治,馬照跑,舞照跳,吃喝玩樂即太平盛世」的香港,勞思光、Peter Baehr、哈維爾和索忍尼辛都全是指引我們的大學學者教授,如何在極權統治之下自處的良方。我們要繼續反省當前的困境和思考哲人智者的言論。

下一篇續談Carsten Holz有關大學排名與學術自由的關係。

(註一)我在此不打算詳細討論Baehr文章的內容,讀者請參閱原文。
Peter Baehr, “Hong Kong Universities in the Shadow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Society, 59, 225-239 (2022)

或參看沈旭暉在他平台的四篇文章 「[新香港]學術自由」

(註二)轉自壹讀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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