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自2025年底開始發生大規模反政府示威，當局鐵腕鎮壓，聯合國人權官員估計有超過五千人被殺，有媒體把今次伊朗人民要求推翻極權的浪潮與中國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對比。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向伊朗人民公開喊話 :「支援已在路上」，雖然至今未見有任何軍事介入，但美國干預是好是壞在伊朗人當中引起極大爭議，因為證諸歷史，每次外國勢力介入都為伊朗人民帶來災難。

過去十多年，伊朗爆發多次大規模社會抗爭。從因生活成本高漲而起的經濟示威，到因伊朗婦女拒戴頭巾而引發的「女性、生命、自由」運動，抗爭的訴求不斷轉變，卻始終指向同一結構性問題：人民被排除於政治決策之外，既無民主機制，亦缺乏人權保障。伊斯蘭政權的回應絕不手軟——以革命衛隊與安全部門為核心，透過街頭暴力、任意拘捕、酷刑與死刑，將恐懼制度化。

與此同時，伊朗經濟陷於長期衰退：貨幣貶值、通貨膨脹與青年失業率高企，加上國際經濟制裁，令普羅大眾在政治壓迫之外，日常生活百上加斤。特朗普威脅軍事介入，伊朗人民需要面對一個殘酷的現實：既想借助外部勢力推翻極權統治，又對外國干預的後果存著極大疑慮。

在如此嚴峻的歷史時刻，伊朗離散社群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然而，這個社群本身一直被伊朗政權滲透分化，對流亡王儲的地位和民主發展的理念亦大有分歧，究竟他們如何面對這場時代的召喚？

三個世代的離散

伊朗是波斯古老文明，今天離散社群的形成是百年政治動盪累積的結果。二十世紀初，立憲運動失敗後，部分知識分子與改革者流亡海外；1979 年伊斯蘭革命則帶來規模空前的外流，大量世俗菁英、文化工作者、左翼與宗教少數被迫離境；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大量青年、專業人士與少數族裔因經濟崩潰與政治壓迫等不同原因而持續離開。

這三個世代的離散者，在政治立場、宗教背景與對外國勢力的態度上高度分歧。君主派、共和派、左翼、宗教改革派與拒絕政治標籤的年輕世代並存於海外社群之中，卻長期缺乏互信。歷史上多次嘗試建立「統一代表」或流亡政治平台，最終皆因內部分裂而瓦解。

另一關鍵因素是來自伊朗政權長期對海外社群進行跨國鎮壓，透過滲透組織、操縱輿論、威脅國內家屬種種手段，在離散社群中製造恐懼與分化，使集體行動的成本極高。這種情境，相信對近年逐步形成的香港離散社群而言並不陌生。

Diwan Network的出現

正是在這樣高度碎裂且充滿風險的背景下，Diwan Network 在2015年誕生，提供了一條不同於傳統政治動員的路徑。Diwan 並未試圖建立代表性組織，也未提出任何政治藍圖，而是將重心放在文化實踐與公共倫理之上。

要理解 Diwan 的理念，必須回到「Diwān」這一概念本身。Diwān 源自古代波斯，在薩珊王朝時期指涉行政與治理的集體空間；在波斯文學傳統中，則指詩歌與智慧的結集；在社會層面，它亦象徵一個用於商議與對話的公共場所。隨着歷史演變，Diwān 逐漸成為理性秩序、集體記憶與制度延續的象徵，是專權與混亂的對立面。

在當代離散語境中，Diwān 喚起一種共享文化與公民空間的想像：在此，權威並非來自強制，而是源於對話與參與。Diwan Network 正是以這一文化想像為核心，刻意避開政黨政治與意識形態對立，轉而透過詩歌、文學、音樂與表演，重建離散社群之間的連結。

在 Diwan 平台上反覆出現的一個觀點是，離散社群的責任不在於即時改變政權，而在於防止文化與記憶被切斷。多位參與其中的作家與藝術工作者曾指出，當語言、象徵與敘事被政權壟斷，政治自由便失去實踐的土壤，文化保存因而成為一種長期而必要的公共行動。

去中心化的制度設計

這一理念在「女性、生命、自由」運動中展現其凝聚力。當抗爭在海外擴散，離散社群內部迅速出現對代表權、路線與象徵的爭論。不同政治立場之間的張力，幾乎再次導向分裂。

然而，透過 Diwan 所建立的文化網絡，運動得以避免被簡化為權力爭奪的遊戲。詩歌朗誦、音樂創作與展演活動，將焦點重新拉回具體的生命經驗，特別是女性與邊緣群體所承受的暴力。文化成為一種跨宗教、跨派系的共同語言，使不同立場的人得以在不放棄自身信念的情況下共同參與。

在這些文化實踐中，一種共通的理解在離散社群中逐漸浮現：抗爭的意義不在於立即改變政治現實，而在於是否成功阻止社會被迫遺忘或放棄普世價值。文化創作的價值，正在於為未境的未來保存語言與想像的可能性。

隨着網絡成熟，Diwan 在2026年初宣布轉化為伊朗離散合作與發展委員會（IDCDC）。這一轉變並非權力集中，而是程序與倫理的制度化。利用過往十年的經驗 ，IDCDC 建立了一套低門檻、高安全的參與協議，內容鉅細無遺，明確區分文化合作與政治立場，承認分歧的長期存在，同時降低個別人士與組織的參與風險，減少被政權分化或騎劫認受性的可能。

雖然未知這項新嘗試成效如何，但去中心化的制度設計，使更多人能在不必選邊的情況下，投入公共文化行動。對長期處於跨國鎮壓陰影下的離散社群而言，這不僅是組織策略，更是一種生存倫理。

對港人的參考價值

伊朗離散社群的經驗，對香港人是否有參考價值？面對高度政治壓力與跨國鎮壓，集中式組織與明星領袖可以在地緣政治的狹縫中發揮關鍵作用，但往往成為脆弱的目標。相反，文化實踐與去中心化網絡或許無法帶來快速成果，卻更具韌性。

對香港離散社群而言，保存語言、書寫、藝術、 歷史、學術研究與公共記憶，本身就是一種持續的公共責任。當政治空間被封鎖，文化領域足以蘊藏巨大能量，但成功的前提是社群成員須具備兩項條件：一是持續投入的熱情；二是拒絕對威權「預先服從」的勇氣。

在國難當前的時代，伊朗離散社群一方面透過政治組織在國際上奔走遊說，另一方面利用文化實踐建立更持久的抗爭方式。政權可以奪走選票、空間、甚至生命，卻難以徹底抹除文化記憶、 普世價值與彼此共構未來的能力。

▌[顧後瞻前] 作者簡介

黎廣德，資深工程師。倡議永續發展，曾任公共專業聯盟創會主席及特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移居海外後特別關注文化傳承及離散港人在全球各地的公民社會如何互補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