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陣子，有居英港人團體，趁612三周年發起了「重建香港公民社會」活動。但活動未啟，已惹各方爭議。其一就由其命名而起——要重建香港公民社會，無異於判定香港公民社會已死，究竟身處海外的人，憑甚麼標準作這樣的定奪？又有甚麼能耐可遙居外地重建香港的公民社會？

有關爭論，孰是孰非，筆者沒能力介入。但爭議卻使我省思香港公民社會的歷程、發展、局限，以及其滄桑與重生——若果，還可能的話。

公民社會的發展確實有其在地根源，也有其歷史軌跡，斷不能橫空嫁接。公民社會的出現，也往往是政治及社會環境創造了條件，是由極權專制逐步走向自由開放的伴生物。

70年代香港公民社會發軔

若果說，七十年代是香港逐步擺脫國共兩黨鬥爭政治，是扎根本土的香港公民社會發軔歲月，然則教協（全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與各個公務員及政府資助機構工會的創立，則是獨立自主的公民社會組織茁壯的體現。當然，還有大大小小的勞工及社區發展組織，如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及社區組織協會，也在這段時間成立。

1989年，中國爆發民主運動，香港公民社會幾乎總動員向北京學生作出不同程度的支援，支聯會亦於六四前成立。北京血腥鎮壓民運後，原本就親中共的組織，也就陸續返回崗位；而獨立自主的公民社會組織，自那時起，除卻推動團體本身的組織目標外，大部份都站在民主運動的一邊，不是中堅，就是後援，直到2021年嘎然而止。

職工盟（全稱「香港職工會聯盟」）成立於1990年，以民主獨立的工會運動作為組織旗幟。筆者於1995年成為職工盟的組織幹事，既開展了個人長年的組織獨立工會的生涯，亦因而代表工會參與公民社會，與各民間團體長期合作，推動民主運動及社會平等。

公民社會隨大型社會運動發展

其後，2003年七一反廿三條立法大遊行、2008年反高鐵運動、2010年政改路線分歧及引發的五區公投運動；及至2014年雨傘運動、2016年旺角騷亂，直到2019年反修例運動前——每次大型運動，也都標誌著公民社會的發展——壯大與萎縮、團結與分裂、死亡與重生。而這發展過程中，無論是温和還是激進、本土還是左翼，以至強調組織還是推崇自發的爭論，一直摻雜其中，無所定案。

筆者不厭其煩記述歷史，無非是提醒自己，所謂公民社會，是經過漫長而曲折所累積的歷程，既不可以隨便移植嫁接，亦不會一下子被徹底勾銷。參與公民社會組織，推動社會運動，經歷過漫天烽火場面，固然震撼一生；然而，參與過程中的一些微少細碎，其實也是學習的過程，足夠畢生銘記。

筆者記得，因2003年反對廿三條而成立的民陣（全稱「民間人權陣線」），成功迫使政府擱置立法後，隨即借勢推動民主運動，爭取落實2007、08年基本法所講的雙普選。可是，反對廿三條一役過後，民間團體參與民陣的熱情有所退減，出席會議的代表減少了，而且出席者遲到更成為習慣。那時民陣會議，主要是在教協會所進行，而華叔司徒華就是教協代表。每次會議，我大體上算時準時到達的，而大多時候，會議室內都只見華叔一人正襟危座，或看文件，或看書，等著一個個代表來開會——大多是在原定時間至少半小時後才開始。那時還算年少的我，未懂欣賞老前輩對紀律的堅持，反暗忖他不近水樓台處理會務，卻白白浪費時間在空等。

過去積累的難被磨滅殆盡

若果說，我們從華叔身上學會的是嚴己守信，那麼，在整個活潑躍動的公民社會中，學到的會是更多——組織自理、公民自主、批判思考，也包括承受失敗、經歷挫折，這些都是那種靠依附權勢、唯命是從的人不能企及的。

教協被傾覆、主要民間團體被迫解散，象徵著由七十年代發展起來的公民社會被扼殺，也宣告公民社會倚仗的自由空間也一拼被摧毀。在國安年代，奢談公民社會已變得危險，甚至接近不可能。但我們過去參與公民社會積累下來的，也不會就這樣被磨滅殆盡；過去自主自發的公民社會的集體行動，當下也許只能體現於自身經驗及價值，同時這也是眼前抵擋官方國家主義狂潮的第一度防線。

▌作者簡介

譚駿賢，曾任中大學生會會長，職工盟前幹事，民陣前副召集人，前屯門區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