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封信 14.2

明慧，

自2020年《國安法》實施以來，我便與這片土地告別，餘生不踏入中國包括香港在內一步。這不是一時衝動，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生命選擇。我無法與一個踐踏人權、摧毀法治的政權共存，無法在白色恐怖中苟且偷生。

離散（diaspora）這個概念源自希臘語，意指「分散」或「驅散」。對我們這一代香港人而言，離散不僅是地理空間的轉移，更是精神家園的重構。流散港人社群正擔當著揭露及抵抗中共擴張的角色，但這種抵抗究竟能持續多久？

我們必須區分離散、移民、放逐與流亡的本質差異。移民（immigration）是一種相對永久性的國際人口流動現象，指一個國家的居民因政治、經濟或其他原因而離開出生國，搬去一個他們原本沒有公民身份的國家定居。然而，香港人的處境更複雜——我們既是被迫離開的難民，也是主動選擇的移民。

放逐（banishment）在古代是把被判罪的人流放到邊遠地方，而流亡（exile）則是被迫離開家鄉或祖國，流落逃亡在外。對於我們這些自覺離開的香港人，我們既不是被法律放逐，也不完全是被迫流亡，而是在良知與現實之間做出的痛苦抉擇。

離散港人的抗爭困境

離散的香港人試圖在異鄉重構「香港價值」，包括自由、法治、多元文化等核心元素。我們在世界各地舉辦紀念活動，六四燭光晚會、七一香港回歸抗議等等政治活動，希望能夠保存香港的精神傳統。但明慧，這種價值傳承面臨著去脈絡化的挑戰：脫離了具體的社會土壤，這些價值如何保持其原有的內涵與活力？

海外港人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成立，但大多面臨資源匱乏、人手不足的困境。67個海外港人組織聯署促制裁港官，呼籲國際社會聯手要求釋放香港政治犯，但這種聲音在國際政治的喧囂中顯得微弱。2019年香港的抗爭成為世界議題，但隨著香港逐步淪亡，近年世界政治的巨大變化，俄烏戰爭、以巴衝突、中國侵台威脅、極右派掌握政權等等，香港問題再也沒有什麼當代的關係。「香港」已成過去。

《如水》雜誌的命運正是海外港人抗爭困境的縮影。這本由離散港人創辦的實體雜誌，運用海外自由空間，延續並保存公共議論香港的媒介，建構跨地域香港共同體。創刊宣言寫道：「面對前所未有的歷史試煉，流散於各方的我們決心要維繫香港人這個獨特的共同體，希望承傳抗爭的火種」。

然而，即使這樣一本致力於文化傳承的雜誌，也面臨著無法克服的挑戰。《如水》編委會坦言內部經歷多次人事變動，編輯部擴展及行政負擔加重，加上現有人手不足，導致制度化進程受阻。當然，在現時已經沒有言論和新聞自由的香港，該雜誌網站2024年10月已遭港府封鎖，是必然的事。

2025年3月，《如水》雜誌突然宣布將於7月出版最後一期後正式休刊，並自即日起解散編委會。這個消息象徵著海外港人文化抗爭的又一次挫敗。連文化層面的抵抗都難以為繼，政治層面的抗爭更是舉步維艱。

無能為力的集會

加拿大多地的反23條抗議活動雖然聲勢浩大，聚集超過百人，但這種抗議的實質效果有限。正如一位參與者所言：「難以想像短短4年時間，香港的公民社會與法制基礎全都垮掉，自由民主喪失殆盡」。這種痛心疾首的情感雖然真摯，但無法改變既定的現實。

英國近30個民間團體抗議中共建超級大使館，四千人參與示威，被稱為「近年最大規模的海外港人示威」。然而，即使如此規模的抗議，面對大國博弈的現實，其影響力依然有限。這些抗議更多是情感的宣洩，而非實質的政治行動。

台北反送中四周年遊行近千人參與，他們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合唱《願榮光歸香港》。但這些活動更像是對過去的緬懷，而非對未來的規劃。我們在重複著同樣的口號，舉行著同樣的儀式，但現實卻在無情地向相反方向發展。

更令人痛心的是，香港社會內部出現了深刻的分裂。不同世代的香港人對未來方向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經歷過香港黃金時代的老一代可能更傾向於實用主義的妥協策略，而在社會運動中成長的年輕一代則更難接受現狀。

海外港人組織的定位也在發生轉變。現時海外港人組織大多以傳承香港文化為主，因為流行文化、教育和電影等題材相對較「安全」。這種轉變雖然可以理解，但也反映了政治抗爭空間的進一步壓縮。

當老一代與年輕一代無法達成共識；當「黃絲」與「藍絲」互相仇視；當海外港人內部也出現分化，我們還能談什麼團結抗爭？當我們連基本的價值共識都無法維持，還能指望什麼有效的行動？

文化傳承的最後掙扎

在政治層面的抗爭空間被壓縮後，文化傳承成為維持香港特色的最後堡壘。粵語是我們最重要的文化載體，但當普通話在香港越來越普及，當簡體字開始出現在街頭巷尾，我們的語言還能堅持多久？

《如水》雜誌其中一期「你廣東話有啲㪐㩿」就以海外港人及其二代如何維繫與香港連結為題，從歷史角度看粵語文化傳承。但這種努力面臨著巨大的挑戰：當海外港人的孩子說著英語或國語長大，當他們漸漸融入當地社會，「香港價值」會不會慢慢變成回憶裡的幻影？

離散港人面對的是雙重挑戰：一方面要在新環境中生存發展，另一方面要保持文化身份認同。這種挑戰不僅是個人的，更是整個社群的。散居（living scattered）意味著分散居住，但也意味著文化的稀釋和身份的模糊。

我相信在不久將來，香港會全面鏟除殖民地的痕跡：「維多利亞港」、「伊利沙伯中學」、「威爾斯親王醫院」等等這些殖民地名稱必然一一更改。這些學校、醫院和無數街名最後只會成為歷史名字。當茶餐廳被大陸連鎖店取代，當街市被商場吞噬，當舊建築被拆除重建，我們的生活方式還剩下什麼？

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劇烈分化

明慧，面對這種種困境，我曾經陷入深深的絕望。海外抗爭組織的一次次失敗，讓我看清了現實的殘酷。《如水》雜誌的休刊，更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我開始質疑：我們的堅持還有什麼意義？我們的抗爭還有什麼希望？

我曾說過：「香港已死，現在是Xianggang 」。究竟是什麼意思？

「香港」這個詞，經過了這5年翻天覆地的變化，現在至少有三重深刻而矛盾的意義，反映出城市在歷史、政治與文化層面的劇烈變遷。

一、作為「過去的香港」——消逝的自由與法治象徵

第一重意義的「香港」，指的是1997年主權移交前後、特別是2019年之前那個以高度自由、法治、國際化著稱的城市。這一時期的香港，受惠於英治時代遺留的制度架構，擁有獨立的法律、行政、財政體系，並在全球化浪潮下發展為國際金融中心。這個階段的香港，常被視為一個準主權的城邦，具有高度自治與獨特文化，港人對此有強烈的歸屬感與自豪感。

這個「香港」如今多數只能存在於港人集體回憶與敘事中，成為一種理想化的「失落家園」。隨著政治環境劇變，這種以自由、法治為核心的香港已難以在現實中重現。所以這「香港」已經死了。

二、作為「現實的香港」（Xianggang）被整合與同化的中共城市

第二重意義的「香港」，是指主權移交後、特別是2020年《國安法》實施以來，在中央強力主導下逐步被納入中國治理體系的「新現實」。這個階段，香港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自主權不斷被削弱。北京以「一國兩制」為名，實則推進「一國」的單一國家目標，以暴力和惡法取消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之承諾，透過區域融合、人口流動、意識形態同化等手段，積極整合香港進入中國大陸的治理和經濟結構。

這種「由治及興」的城市，不再是過去那個自由開放的香港，而是成為大陸沿海普通城市的一部分。港人的特殊身份與本地文化，面臨被消融的壓力，社會氛圍轉向順從與自我審查，身份認同危機加劇。教育、傳媒、立法、司法和執法全部是專制政權統治手段。「白色恐怖」慢慢被接受為常態。

三、作為「新香港」——夾縫中的倖存者與身份重構

第三重意義的「香港」，指的是在高壓政治環境下，不願意離散外地，仍選擇留守本土，努力維持生活與尊嚴的群體。他們在失去過往自由與空間後，試圖在殘存的社會縫隙中尋找出路。他們懷著對專制政權的不滿和悲憤，對抗爭運動的強暴鎮壓並沒有忘記，但現在只能沉澱在心中，再不容易表露出來。這部分人既有對過去的懷念，也有現實的無奈，身份認同與生活敘事變得複雜。

在這個「新香港」裡，港人開始以更個人化的方式重構身份——不僅僅是以地域或制度為基礎，更強調個體經歷、家庭角色、人生故事等多元素。這種身份重構，是對集體失落的回應，也是對未來不確定性的自我調適。

這三重意義交織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出現劇烈分化。部分人堅持本土敘事與文化，將自己定位為「香港人」；部分人則接受甚至擁抱「中國人」身份；還有更多人處於矛盾、游移與自我調整之中。

在新的土地上播下種子

但正如我在上封信提到的，尼采的amor fati（命運之愛）為我指明了方向。Amor fati是一個拉丁語短語，可譯作「對命運的熱愛」或「對自己命運的熱愛」。它指一種態度，即認為生活中發生的一切，包括痛苦和損失，都是好的，或者至少是必要的。

尼采認為，能夠愛自己的命運是判斷一個人是否具有偉大心靈的標誌。對我而言，這不是被動的接受宿命，而是主動的轉化困境。我無法改變香港的現狀，無法阻止《如水》雜誌的休刊，無法讓海外抗爭組織重新振作，但我可以選擇如何面對這一切。

離散不是終結，而是新的開始。當我們無法在原有的土地上實現理想，我們可以在新的土地上播下種子。當我們無法透過政治行動改變現實，我們可以透過文化創造保存記憶；當我們無法團結所有人一起抗爭，我們可以先從改變自己開始。

Amor fati教會我的不是認命，而是轉化。將痛苦轉化為力量，將絕望轉化為希望，將孤獨轉化為獨立。我們這一代香港人，註定要在歷史的夾縫中掙扎，但這種掙扎本身就是我們存在的證明。

個人層面的重建更為重要。透過amor fati的精神，我們可以將流亡的痛苦轉化為創造的動力。在異鄉的土地上，我們可以建立新的生活，創造新的文化，實現新的價值。這不是對香港的背叛，而是對香港精神的延續。

我們無法預知未來會發生什麼，但我們可以為未來做好準備。當下一次時局突變發生時，香港人身份是否仍然存在，就依靠現時的海外港人群體如何建立網絡，保存香港身份。當然那時候還有什麼香港可以光復？革命有什麼方向？能否再提香港獨立？這一切都似乎風消雲散，也沒有任何積極意義。對此，我是悲觀的。

這不是一個令人振奮的結論，但這是我們這一代人唯一能夠給出的答案。我們無法改變歷史、無法改變地理、無法改變大國博弈的格局，但我們可以選擇如何面對這一切。

在夕陽西下的時候，我不再問幾時回，而是問：明天的太陽會在哪裡升起？當我找到了答案，我就找到了回家的路。那個家不一定在香港，但一定在我們心中。

即使知道結局早已寫好，我們還是會選擇奮力一搏。這或許就是香港人最後的尊嚴，也是我們無法放下的執著。透過amor fati的精神，我們將這種執著轉化為生命的力量，在離散中重建，在絕望中希望，在夕陽中尋找晨曦。

凌漸

2025年六四36周年前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