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高法院上周五頒下判詞，以六比三大多數裁定總統特朗普無權引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IEEPA）增加關稅，必須以其他貿易法例來調整關稅，意味他失去了最鋒利快捷的關稅武器，今後加關稅需要接受各種程序、理據及時間的規限，裁決也顯示最高法院不願充當白宮傀儡，特朗普的總統權力可以受到限制。

美國最高法院過去多年扮演著平衡共和民主兩黨的角色，在共和黨總統委任保守派法官佔五位，民主黨總統委任自由派法官佔四位那些年，兩派法官雖有各自堅信的意識形態和核心價值，但大多數時候都願意尋求共同點，以維持一套較穩定及較可預期的司法先例，成為監督制衡國會與白宮兩大權力的獨立第三權。

但自從保守派法官增至六人後，最高法院便改變取向，不惜推翻奉行多年案例來實現共和黨人的保守派主張，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推翻婦女有墮胎權的先例，導致多個共和黨州份可以制訂嚴格限制婦女墮胎的法律。特朗普二度執政以來，最高法院在多宗涉及兩黨政治紛爭的官司中，一直站在共和黨總統那一邊。因此，最高法院這次判特朗普政權敗訴，令他及其支持者非常憤怒，大力抨擊保守派首席法官。

經濟緊急狀態

美國最高法院為什麼要對特朗普說不？白宮幕僚指出，最高法院並沒有否定總統有權制訂關稅政策，法院只是認為《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並沒有授權總統調整關稅，受影響的現行關稅措施主要是以「對等關稅」名義實施的額外關稅，以及以打擊芬太尼毒品流入為名的關稅措施，其他基於保護國家安全對鋼材、汽車、半導體行業實施的關稅，以及根據不公平貿易措施（如割價傾銷至入口額急增）調查而採取反制的關稅，因為不是引用緊急狀態啟動，都不受裁決影響。

而為了彌補最高法院裁決造成的「真空」，白宮也即時宣布引用貿易法例對所有貿易伙伴實施10%關稅（其後調升至法例容許上限15%），此措施法定期限為150天，之後若要再對個別國家加徵關稅，便要按貿易法例規定採取個案調查、發表報告，甚至得到國會授權。換言之，這次最高法院與白宮的矛盾，主要在於特朗普可否運用經濟緊急狀態權力來達成其政策主張。

何謂經濟緊急狀態？IEEPA並沒有詳細界定，留給總統酌情判斷的權力其實相當寛闊。如果特朗普貫徹始終，以長期錄得巨額貿易赤字威脅美國經濟安全為依據，單純為了消除貿易不平衡而實施對外關稅調整，最高法院很可能會放白宮一馬。

問題在於特朗普嘗到用IEEPA加關稅「快、靚、正」的甜頭後，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許多與貿易平衡完全無關的領域也照樣動用，例如威脅向歐洲盟友加關稅來逼丹麥割讓格陵蘭、威脅對支持伊朗政權國家加關稅以顯示支持伊朗示威者，這些主張不論對錯利弊，本質上皆與美國自身的經濟安全沒有關連，本來就不應該啟用緊急狀態權力。但白宮不管這些規矩，照用可也，最高法院若盲目跟從，肯定這些政治舉措合法，在法理上明顯站不住腳，會被法律界看成為了政治犧牲司法獨立，保守派大法官不願背這個黑鍋，是很可以理解的。對這些大法官來說，總統仍可以用其他法例去加關稅，只是程序上較麻煩而已，何必為此犧牲自己聲譽？

敲響了警鐘

可是，對特朗普政權來說，最高法院裁決的影響，絕不止於日後加關稅手續較麻煩，因為加關稅已成了他外交上脅迫別國的主要手段，他需要的是可即時實施、不需出示理據、幅度與時間不設上限的關稅權力。這是特朗普最喜歡使用的大殺傷力快槍，那個國家不聽話，他便拿出這快槍，加幅動輒超過100%，如今快槍變成豆槍，快刀變作鈍刀，他失去了一個可即時要脅別國就範的利器。

這損失對別人可能無所謂，畢竟很少國家領袖會天天嚷著動用緊急狀態權力去制裁別國，這損失對慣於脅迫他人做蝕讓交易的特朗普卻是沉重硬傷，剝掉了他最鋒利的爪牙。

不單如此，最高法院判決出來的時機，正值特朗普民望下跌、共和黨對今年11月國會中期選舉憂心忡忡之時，此前共和黨的眾議員和參議員對特朗普奉若君王，那怕心裡不同意他的言論或手段，也不敢公開違逆他，害怕他口誅筆伐地報復，導致共和黨金主減少捐獻，或共和黨選民群起杯葛。由於共和黨在兩院都佔多數，共和黨議員這團結局面令特朗普可完全不受國會制肘，隨時可以通過重大法案來實施他的政策主張。

但這個團結局面是建基於特朗普民望高企的基礎之上，當特朗普承諾的經濟復興遲遲未兌現，民眾飽受物價上升折磨時，他的民望便拾級而下，好些共和黨國會議員已蠢蠢欲動，最高法院此時判特朗普環球關稅措施敗訴，猶如敲響了他不再是長勝將軍的警鐘，那些形勢不妙的國會議員在中期選舉壓力下，便可能萌生異志。從這個角度看，最高法院裁決動搖的，是特朗普對共和黨的鐵腕控制。

▌［守望］作者簡介

劉進圖生於香港，七零年代入讀善導小學和九龍華仁書院，學會追求良善、自由和責任。八十年代初進香港大學唸法律，思考社會公義。八十年代末加入新聞行業，先後任職於《信報》及《明報》，切身體會「無信不立」、「兼聽則明」。2014年2月遇襲受傷，病榻上總結心願：「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