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初稿寫於 2018 年 10 月 30 日，即金庸逝世後一日，最初刊於《立場新聞》，已不復存在，現趁今年金庸百年誕辰修改再刊。）

自己曾算金庸迷，兒時躲在被窩，用電筒看金庸小說，家母溫柔勸我道：「阿仔，瞓覺喇，聽日再睇啦。」不過我至今其實還沒把所有金庸小說讀完，最初是看《連城訣》，然後讀《射鵰英雄傳》，再也無法讀短篇，專攻他的長篇小說（指的是《天》、《射》、《鹿》、《笑》、《神》、《倚》這五套），部分更是反複去讀。（通常這樣一討論，有人就會說：「其實《書劍》也挺好看。」）

記得那時不單讀金庸小說，還會去找任何與金庸相關的延伸產品或作品來看，台灣曾經有山寨版《鹿鼎記》，像「同人志」的二次創作，書中說韋小寶長大後改名韋大寶，甚是滑稽；還有《笑傲江湖》的電腦遊戲，一打開時就有個極有氣派的動畫，旁白說道：「貴派劉正風與魔道中人勾結，莫大先生，你說該當如何處置⋯⋯」（那時要有 Cirrus Logic 影像卡及 Sound Blaster 音效卡才能播放。）

當然也找來不少金庸小說評論，最喜歡的是吳靄儀的《金庸小說中的男子》、《金庸小說中的女子》、《金庸小說中的情》、《金庸小說看人生》。而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說》系列，我就是一直覺得不好，認為他對書中角色評論不公。

被妖魔化的藏傳佛教人物

上世紀九十年代，《明報月刊》曾經有多篇文章探討為何金庸小說不能拿諾貝爾文學獎，大多認為沒有出色的英文翻譯。當時身為金庸迷的我，聽到這種解釋及說法，不假思索，全盤認同。

倒是來到西藏之後，才明白為何金庸不能得諾貝爾文學獎，因為大中華式的武俠小說，本來就帶有文化及民族沙文主義，甚至是推崇極端及不合理的愛國及民族思想。站在華文文化圈，對不少橋段照單全收，但若以金庸小說描繪的外族角度去看，那種對其他族群滲透著的惡意，實在令人細思極恐。金庸筆下的藏傳佛教人物，總是與妖魔扯上關係。西藏喇嘛都成了戲謔對象，這種負面影響，或多或少，至今未止。

《射鵰英雄傳》靈智上人是西藏密宗高手，卻幫助金人殘害忠良，忠良當然也是大宋豪傑。剛出場不久，就用毒砂掌暗襲全真教的王處一，及後不自量力挑戰歐陽鋒失敗反遭制服，被歐陽鋒及周伯通當作人球投擲嬉戲，成了小丑人物。

《天龍八部》的大反派鳩摩智看似溫文友善，實質心胸險惡，為求目的，不擇手段，奸險暗算。跌落枯井，又因走火入魔，內功被段譽吸乾，毅然折返吐蕃，潛心學佛，才成佛教大師。

《神鵰俠侶》蒙古國師金輪法王（新修版則改稱為金輪國師），武功超卓，在金庸筆下，又是描寫成小器人物，被郭靖的降龍十八掌打退後，心有不甘，捉了郭芙作人質。最終敗於楊過和小龍女的玉女素心劍法，狼狽退場，郭芙得救。金輪法王用計誘拐郭襄，本來用以要脅郭靖，但郭襄天資聰穎，人見人愛，深深打動法王。金輪法王改邪歸正的橋段因郭襄而起，先是要收郭襄為徒，後來蒙古大軍圍攻襄陽，金輪法王本來要脅郭襄以震敵，但在郭襄遇險時又人性發作，用上龍象般若功來擊開火柱，當場斃命。

新修版的《神鵰俠侶》這樣描寫：「郭襄死裏逃生，撲過去扶起軟癱在地的國師，只叫：『師父，師父！』國師緩緩睜眼說道：『好，好，我終於救了你……』話沒說完，一口鮮血噴在郭襄胸口……金輪國師不住噴血，眼望郭襄，微微含笑，瞑目而死。郭襄扶在國師身上，又感又悲，哭叫：『師父，師父！』

「楊過見金輪國師捨命相救郭襄，對他好生相敬，向他遺體躬身行禮。黃蓉見愛女終於死裏逃生，不禁喜極而泣，心裏對楊過和金輪國師的感激當真難以言宣，忙將女兒拉起，緊緊摟住。郭靖、黃藥師、一燈大師、耶律齊等也均對金輪國師的義舉大為欽敬。」

金庸把金輪法王之死，寫得極為感人，但細心一想，其實就是以大宋為中心的狹義博愛主義，只能放諸於極為狹隘的時政空間才能有效。如果說郭襄的命是金輪法王捨身救回來，那麼蒙古國師的心靈救贖，就是來自漢人皇朝的南宋郭襄。

新修版洗白

金庸後來大概也察覺到小說中的民族沙文主義過盛，不單為金輪法王洗白，也嘗試為自己洗白。在新修版裡，金輪法王改為金輪國師，淡化其西藏背景，估計因金庸晚年潛心學佛，覺得把「法王」定性為反派不敬，在新版改稱為「國師」。

新修版前言裡，金庸有段自白：

「我（金庸）初期所寫的小說，漢人皇朝的正統觀念很強。到了後期，中華民族各族一視同仁的觀念成為基調，那是我的歷史觀比較有了些進步之故。這在《天龍八部》、《白馬嘯西風》、《鹿鼎記》中特別明顯。韋小寶的父親可能是漢、滿、蒙、回、藏任何一族之人。即使在第一部小說《書劍恩仇錄》中，主角陳家洛後來也對回教增加了認識和好感。每一個種族、每一門宗教、某一項職業中都有好人壞人。有壞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壞的大官，也有真正愛護百姓的好官。書中漢人、滿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壞人。和尚、道士、喇嘛、書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種各樣的個性和品格。有些讀者喜歡把人一分為二，好壞分明，同時由個體推論到整個群體，那決不是作者的本意。」

為了貫徹這種洗白的手段，在新修版的《射鵰英雄傳》，第三十九回〈是非善惡〉裡，就加入了一段全新的文字，說的是跨民族的博愛精神。當時郭靖母親剛死，郭靖思考是非善惡、習武意義，金庸在文中多了郭靖的心路歷程：

「（郭靖心想）洪恩師甚至見到西毒叔侄這樣的大壞蛋在海裡遇難，也要出手相救。該做的就是要做，是中國人該救，外國人也是人，也應當救，救了之後對自己利不利，就不該理會。⋯⋯中國人有危難該救，外國人有危難也該救！該做就要去做，不可計算對自己有多少利益？」

讀到「該做的就是要做，是中國人該救，外國人也是人，也應當救，救了之後對自己利不利，就不該理會。」「中國人有危難該救，外國人有危難也該救！」這幾句話時，頗覺突兀，金庸太刻意為自己民族觀洗白，卻顯畫蛇添足，倒是符合現世代營造的「多民族共融」的意識形態及歷史觀。

一絲狹窄的局限

說回現代西藏，金庸小說改編電視劇，曾幾何時在拉薩大行其道。西藏朋友說，那時家中沒有電視，他們走到茶館看《射鵰英雄傳》。現在不少人說起香港藝人黃日華，也會稱他為郭靖。

不過與藏人朋友談起金庸，不少對妖魔化西藏的情節頗感不悅及不滿。藏人作家茨仁唯色說：「金庸小說寫藏僧妖魔化，當然很反感，以至於不愛看他的小說了，這是我的看法。金庸小說很流行，也拍影視多，實際上助長了妖魔化藏傳佛教和僧侶的風氣。」

金庸當年動筆的時候，也許對民族及宗教的敏感界線沒加細想，如果他寫作時有所顧忌，大概就不會有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作品，更不會有《笑傲江湖》。書中也不會有映射男生女相毛澤東的橋段。但如果有人問我為何金庸拿不到諾貝爾文學獎，我就會說，正正因為那種有意無意的文化及民族沙文主義，其作品縱然如何膾炙人口，總帶一絲狹窄的局限。

只是，現在要再找一位文人，能夠跨越那麼多華人圈中的年齡、邊疆以及政治界限，已經越來越少了。

照片：小時候用零用錢買了一套金庸小說，非常愛書，所以既包膠，又釘裝，過了多年，除了有些發黃，書頁完整無缺。在 2014 年清理舊物，把心一橫，將書送給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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