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轄下的任意拘留問題工作組發表意見書（A/HRC/WGAD/2026/26），裁定香港政府拘留「初選47人案」被告之一鄒家成屬任意拘留，違反《世界人權宣言》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多項條文，並要求港府立即釋放鄒家成，向他作出賠償。

工作組是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轄下的獨立專家機制，其職能並非單純的政治表態，而是根據國際人權法對個案作出嚴謹的法律分析：從拘捕有否法律依據、審訊是否符合公平審訊原則，到拘留背後是否帶有歧視動機，逐一檢視並要求政府舉證回應。這種以法律論證為本的方法，令工作組的意見在國際社會具高度參考價值——它不但為受害者及其家屬提供獨立而具公信力的裁斷，也為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及人權團體評估一個地方的法治狀況、司法獨立及是否存在政治迫害，提供具體且可核實的依據。

三個「任意拘留」裁定

就本案而言，工作組直接指出國安法的多項違反人權及法治的問題，包括警方毋須手令拘捕、國安法下保釋淪為例外而非常態（presumption against bail）、國安法指定法官制度損害審判獨立與公正，以及以言入罪等。工作組審視案件的做法，如同對香港整套國安法框架作出一次系統性的法律評估。

鄒家成並非首名被工作組裁定遭港府任意拘留的香港人。2023年，工作組已裁定支聯會前副主席鄒幸彤的拘留屬任意性質；2024年，工作組亦裁定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因行使表達自由而遭非法及任意拘留。加上今年的鄒家成，工作組三年之內三度就香港個案作出「任意拘留」的裁定，反映香港政府的行為是一種持續且具規模的模式，而非個別事件。與此同時，多名聯合國人權專家，今年一月已就仍然還押中的支聯會前主席李卓人及鄒幸彤發出聯合來函，質疑二人長期審前羈押、單獨囚禁等待遇是違反國際人權標準，惟港府未有在限期內回應。從黎智英、鄒幸彤、鄒家成到李卓人，被鎖定的對象涵蓋傳媒人、社運領袖、初選參選人及工會領袖，說明港府動用國安法打壓的對象並非零星個案，而是有系統地覆蓋整個公民社會光譜。

具法律說服力的長期見證

這正正說明了持續記錄人權狀況、善用聯合國人權機制的重要性。個別裁決或許未必能即時扭轉當事人的命運——鄒家成、黎智英、鄒幸彤等至今仍然在囚——但這些意見書所累積的法律論證與事實紀錄，成為評估香港法治及人權問題中不可或缺的權威資料。當案例數目持續增加，且指向同一套法律及同一種手法（以國安之名剝奪保釋權、以言入罪、長期審前羈押、單獨囚禁），國際社會便更難將之視為孤立事件，而須正視香港自2020年後人權及法治保障出現結構性倒退的現實。

這些獨立、經嚴謹法律程序作出的意見書，會是各國政府在制定對港及對華外交政策、處理香港人的政治庇護聲請及簽證審批時極為有力的參考資料——既可用以評估庇護申請人是否面臨真實迫害風險，亦有助檢視香港司法制度是否仍符合國際間對「法治」及「公平審訊」的基本要求，從而在移交逃犯、司法互助及經貿往來等安排上作出更審慎的判斷。

香港《國安法》的影響力亦不止於香港境內。今年五至六月，英國倫敦中央刑事法院裁定香港駐倫敦經貿辦行政經理袁松彪及前邊境人員衛志樑「協助外國情報機關」罪成，兩人其後分別被判囚8年及10年，法官更指他們的行為出於對中國政府的忠誠——案情指出，二人在英國監視、跟蹤包括羅冠聰在內的海外港人及異見人士。案件由英方主動偵辦及起訴，某程度上正正說明跨境鎮壓已非零星指控，而是各國司法及執法機關必須正視、甚至主動調查的具體威脅。

與此同時，已服刑完畢的「初選47人案」被告胡志偉及岑子杰，近月分別在英國、日本入境時受阻：胡志偉七月持BNO護照到英國與家人團聚，一度在機場被扣留逾十小時，其後僅獲發七天「入境保釋」，一度面臨遣返，最終在多方跟進下獲准留英半年；岑子杰六月在日本羽田機場入境時，則因47人案的刑期紀錄被扣查達20小時。這些案例顯示，即使當事人已完成刑期、重獲自由，他們的背景和因國安法留下的案底，仍可持續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甚至在一般的出入境都面對困難，這也再次印證：各國入境部門及移民官員若能更充分理解國安法案件的政治本質及聯合國機制的相關裁決，將有助避免對政治犯造成二度傷害。

從鄒家成案，到李卓人與鄒幸彤仍然懸而未決的處境，以及跨境鎮壓案件與港人海外行動自由持續受限的種種例子，都一再印證：香港的法治與人權保障正經歷結構性變化，其影響更已延伸至香港以外。聯合國任意拘留問題工作組等獨立機制所作出的裁決，既是對個別被拘留者的聲援，也是對整體香港人權狀況具法律說服力的長期見證——這正正說明了持續為國際社會提供準確、獨立的香港人權資訊，並促請各國政府、企業及公眾持續關注、積極回應，是香港及海外公民社會不能放棄的工作。

▌香港人權資訊中心 Hong Kong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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