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陳文敏教授近日看完末代港督彭定康新書《香港日記》，為《綠豆》撰寫了萬字讀後感及分析，內容分為彭定康個人篇、英國篇、中國篇、香港篇及人物篇。「……彭定康具爭議的不是他提出政改，而是他深信，在決定香港人的前途和命運時，香港人最少也有參與和發聲的權利。他受香港人愛戴是因為他努力地將香港人的聲音和價值帶到中英的角力之中。」《綠豆》將分三篇刊載陳教授的「讀彭定康：《香港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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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氣看完彭定康的新作《香港日記》，回歸前的種種片段，又一幕幕地重現眼前，對我們曾經經歷那個時代的人，感受會特別深刻。這本書採用日記體裁形式，記敘他出任最後一任港督期間的經歷和感受，書本由他決定接受任命為末代港督開始，然後來港籌組班子，重組行政局，推出政改，一直到回歸之日。書本以每一年作為一個章節，前半部主要圍繞中英就政改的談判過程，跟着是終審法院的爭議，然後是最後主權移交的一年。那是一段動盪卻又充滿朝氣的年代，一個每個人均徘徊於希望和憂慮之間，需要在這個歷史的舞台作出選擇的年代。

（一）彭定康個人篇

彭定康是一個歷史的偶然，也是一個時代的產物。要不是他在九一年的選舉在巴庫意外落敗，他不會來香港當港督。在任期間，不斷有人游說他返回英國政壇，有些是出於執政保守黨的需要，更多是希望他早些離開香港，不要多惹事端。他來港時，中英《聯合聲明》經已簽署，《基本法》亦已通過，香港的前途基本上已塵埃落定，對英國而言，主要的任務是如何光榮引退，以及如何保持英國和中國的商貿利益。當這兩者互相衝突的時候，彭定康便得從中作出平衡。

由千古罪人到千古醉人

他熱愛香港，堅持留任至最後一刻，多次拒絕英國不同派系游說他返回英國政壇。他平易近人，親民的作風和堅守原則，贏得不少港人的愛戴，亦因此被中方冠以「千古罪人」的雅號（在臨別時，司徒華贈他一幅提字，將這句說話改為「千古醉人」-  令香港人沉醉於直選中, p 455）。由於他在英國政壇的位置舉足輕重，得到馬卓安首相（John Major）、韓達德外相（Douglas Hurd）和內閣的大力支持，令他在香港回歸的歷史上可以留下光輝的一頁，若是換了另外一位英國官員當上末代港督，香港回歸的歷史亦可能要重寫。

彭定康相信民主，批評他的人認為他只是一位主張民主抗共的政客。民主其實是一種價值，一種尊重每一個人和不同意見的價值。他在書中便多次提到，即使不同政見，亦絕對可以成為好朋友，即使和他的政見南轅北轍的前外相賀維（Geoffrey Howe），在他筆下是一個未能接受一個由他親手造成的嬰孩（《聯合聲明》）變成一個難以處理的青少年（The problem today is that he feels that his baby – the Joint Declaration –  will grow up into a difficult teenager, p 180）。英國政壇元老 Michael Heseltine 代表英國商界，多次批評彭定康對中國的取態，儘管政見不同，卻不會損害他們之間的友誼，彭定康對他在其他方面的意見和貢獻仍然十分欣賞和佩服（p 297）。這種能夠將人和事分開，不同政見仍能共存的態度，往往是那些抱守著不是朋友便是敵人的觀念的中國官員所無法理解的。

離港前夕 別墅宴待清潔工電工

人的價值並不建基於他的職業，這是不少人會說但卻做不到的態度。在大學招聘時，我常常告訴同事，應徵者對較低級的同事的態度，往往比他在面試時的表現更為重要。貴為香港的總督，彭定康會為打算移民的司機餞行。在離開香港前夕，不少人為他餞行，他卻沒忘記設宴款待所有在港督府和粉嶺別墅工作的員工及他們的家人，包括廚師、清潔工人、洗燙工人、電工、園藝工人等等（p 465）。

他的幼女愛麗絲報讀大學，擔心父親會影響牛津大學取錄她，彭定康告訴她，只要有任何稍稍提及他們的關係，也會引來嚴重的反彈（p 408)。靠實力不憑關係，這是家教，也是香港曾經執着的價值觀念。可惜，今時今日，一些學生申請報讀大學的自薦書中，便有意無意提及父母的背景，父母憑藉他們的影響力影響學校收生的事更是時有所聞。

（二）英國篇

彭定康最具爭議的是他不肯對中國賣賬。早在上任之初，前外相賀維便對他說：中英關係猶如一個珍貴的花瓶，需要小心保護（p 65）。卡拉漢勳爵（Lord Callaghan）説得更清楚：英國的利益是要保證英國商人可以和中國做生意，既然對中國在九七年後如何看待香港這方面英國已經無能為力，那在九七年前就不要多惹事端。他勸戒彭定康低調渡過五年的任期，不要作出任何具爭議的事情（p 124）。英國外交部和不少保守黨議員亦持有相同的看法，尤其是是當日曾參與中英談判的Sir Percy Cradock，他們認為要取悅中國才能得到商貿的利益。Cradock 在背後更多番阻撓，彭定康在書中對他的抨擊絕不客氣。他不介意其他人和他持不同的意見，卡拉漢最少是當着他面批評他，而不是像一些其他政客如前首相希斯（Edward Heath）在他背後指指點點，或一些商人如滙豐大班浦偉士（William Purves），在他面前是一種咀臉，在他背後是另一種咀臉。

對中國鞠躬讓步 無帶來實質經濟效益

彭定康多次指出，對中國鞠躬讓步並沒有帶來任何實質的經濟效益，中英關係最良好的時候，英國和中國的貿易並不見得有任何實質增長，反而當外界不斷指他破壞中英關係的時候，中英的貿易卻有增無減。一些採取政治正確的英資如怡和、國泰、中華電力、大東電報局等，最後的收場不是讓出部分業務給中資便是讓中資人士入主管理層（p 433）。今天的情況不也是這樣嗎？

早期英國外交部對彭定康的政改建議還是持支持的態度，但隨着爭拗升級及外交部的人士變動，外交部反而成為一大阻力。而愈臨近九七，外交部的阻力愈大，這在隨後終審法院的爭議中更為明顯。中方要求必須列出修正終審法院判決的機制，限制終審法院作出憲法審查的權力，並明確限制法院對國家行為沒有管轄權（p 273）。彭定康願意接受法院的權力不能超越《基本法》的限制，對國家行為沒有管轄權（卻因此受到李柱銘的唾駡），但堅持法院必須是一個真正獨立和有足夠權力的法院，並須在九七年前成立。

爭議壓力中堅持終審法院草案

當時經已是1995年，外交部不願在政改後再來另一次中英衝突，前保守黨黨魁Michael Heseltine正要率領英國最龐大的商界代表團訪問中國，他們要求彭定康不要在終審法院問題上再起爭端，甚至要逼他放棄提出終審法院的立法草案，最後還是得到馬卓安和外相Malcolm Rifkind的支持，法案在訪問團結束中國之行後才提出。在彭定康的堅持下，最終終審法院法案順利在九七前通過，並在李國能的領導下，九七年後的終審法院贏得國際的稱許。

渣甸邊表示信心邊遷冊

除了外交部外，英國商界不斷在英國批評彭定康。渣甸集團（Jardine’s） 一邊表示對香港九七後的前景充滿信心，一邊則將公司遷冊往百慕達。當渣甸在香港作出收購時，聯交所認為渣甸的主要業務仍然在香港，收購必須符合香港的收購規則，渣甸對此不以為然，多番要求彭定康介入。彭定康批評渣甸的負責人 Sir Henry Keswick 以為公司的利益便等同英國的利益，彭定康認為渣甸大可循法律途徑質疑聯交所的決定，但港督不應介入這些商業糾紛，而且這樣做只會為九七後的政府提供一個非常壞的先例（pp 107, 147-149, 348）。其後，Keswick 亦成為一個最猛烈批評彭定康的人，而這類投機和識時務的人士在九七臨近時更是俯拾皆是。

英國是否只顧本身的經濟利益而出賣香港？在彭定康書中的敘述，的確有不少英國政壇和商界人士持這個觀點，但亦有不少英國的官員和商界人士仍努力維持香港的價值和制度。就如彭定康指出，在面對強大的政府內部和商界的壓力，如果沒有馬卓安、韓達德、Rifkind和不少內閣成員的全力支持，沒有一批主事香港的官員的堅持，殖民地終結的歷史將會成為國際和國內的政治悲劇（p 447）。

下篇預告

讀彭定康：《香港日記》之二

彭定康寫香港回歸前最後一年，陳文敏教授:「全本書我覺得最後一年寫得最精彩，將回歸前夕的政治張力和各人的情緒推至最高峰。」

▌［海外隨筆］作者簡介

陳文敏，前香港大學公法講座教授，2021年退休後，旅居英國，並出任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客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