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神話中的泰坦神普羅米修斯（Promētheús）是人類的始祖。眾神居住於奧林匹斯山上，盡情享受，而山下的人類卻如野獸般生活。惟普羅米修斯憐憫人類，將火從天上帶到人間，讓人類免於茹毛飲血和寒冷的侵襲。正因為有了火，人類文明才得以開始。然而，這位帶來幸福的普羅米修斯卻觸怒了宙斯（Zeus），因此受到重罰，被囚禁於高加索山上，日夜遭受鷹啄食肝臟之苦。

同時，人類也遭受了懲罰。宙斯「賜予」人類第一位女性，即第一美女潘朵拉（Pandora）。潘朵拉嫁給了普羅米修斯的弟弟艾匹米修斯（Epimetheus）。普羅米修斯在希臘文中意指「先見之明」，而艾匹米修斯則意指「後見之明」，因此後者以愚笨著稱。普羅米修斯曾警告弟弟，切勿接受神明所賜的任何禮物，但艾匹米修斯不聽兄長的話，接受了第一份贈禮——潘朵拉。

潘朵拉在下嫁時帶來了一個盒子，這個盒子正是享負盛名的潘朵拉之盒（Pandora’s box）。艾匹米修斯因好奇盒中所裝之物，便不顧宙斯的警告，直接打開了盒子，結果盒中所有邪惡與災難——痛苦、悲哀、疾病、虛偽、嫉妒、貪婪、殘忍、暴力等，全部被釋放出來。由於這場巨變，開盒者驚慌失措，立刻關上了盒子，卻因此將「希望」鎖在了盒中。在潘朵拉之盒被打開之前，人間並不存在痛苦，人類也不會死亡，那是一個被稱為黃金時代（Golden Age）的時期，但自此之後，人類的境遇愈加惡劣。

什麼是真正的希望

希望被留在盒中，意味著人類仍然保留著希望，但這希望是否必然是正面的呢？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在《人性，太人性》（Human, All Too Human）一書中質疑：人類以為自己擁有希望是最大的幸運，殊不知希望才是最大的災難。擁有希望的人不會輕言自殺，而不輕生的結果就是繼續在世上受苦，這正是宙斯的本意，他希望人類自行延續受苦的時間。雖然尼采視希望為不正面，但他指出希望並非毫無意義，只是希望不應過度，否則將容易變成傲慢，因為希望意味著挑戰原有的秩序，一旦希望過度，便會演變成全盤否定原有的秩序，從而導致對傳統、歷史、記憶的蔑視。

魯迅曾撰寫一篇文章，名為《希望》。文中引用了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山多爾（Petofi Sandor）的《希望之歌》，指出希望是娼妓，誘惑人們奉獻自己的一切；當你為它耗盡心血和時間後，它便無情地拋棄你，最終你卻一無所獲。基於此，他得出結論：絕望的虛妄與希望無異。這句話廣為流傳，幾乎無人不識。何謂虛妄？虛妄就是無內容。無論是絕望還是希望，皆是針對未來的，其對象是可能性和變數，因此它們可能永遠不會實現，最終歸於虛妄。

希望有時會成真，有時卻會落空，因此我們需要分清，什麼是真正的希望，什麼是妄想。康德（Immanuel Kant）提出了四個問題：我能知道什麼（What can I know）、我應該做什麼（What ought I to do）、我可以有什麼希望（What may I hope）、何謂人（What is a human being）。

康德一生都在反思人類的理性能力，結論是人類的理性能力極為有限。在這種有限性下，人類的知識永遠不可能全面，因此我們只能憑藉有限的能力來理解世界，自然也不可能完全把握上帝。然而，自基督宗教以來，道德與上帝一直被視為密不可分，人類的道德皆源於上帝。既然理性有限，無法把握上帝，那麼在道德問題上，就毋需強求與上帝的連結。康德認為道德應內化於人類自身的行為，主張人應自主行善，而非因為上帝的存在而行善。當我們能自主行善時，就會受到上帝的眷顧，進而獲得幸福。因此，道德與幸福是相一致的。但道德與幸福的統一並非理性所能及，而僅僅是希望，因為它涉及到上帝。以上所述，皆出自康德於一七九五年發表的《論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 A Philosophical Sketch）中的主張，他認為若希望人類世界能實現永久和平，則必須共同達到道德與幸福的統一境界。

唯有在人間才有希望

康德所說的「我可以有何希望」中的「可」並非「應」。這裡的「可」代表可能性，意味著不一定會實現，或尚未實現，但並非不可能實現。因此希望必須建立在合理的基礎之上。這一結論可用來回顧本系列文章所探討的主題——烏托邦。當我們對當前世界的狀況不滿，感到生命中存在種種不善而希望去改變時，這便是希望。由於希望源於可能性與變數，因此往往容易超越標準，形成追求理想與完美的傾向，而這一傾向也導致了烏托邦思想的出現。因此，無希望則無烏托邦。撇開烏托邦不談，回到希望的問題上。正如前文所述，希望必須建基於合理之上，因此希望絕非無關於理性與謹慎，任由想像力無限延伸。正如但丁（Dante Alighieri）在其巨著《神曲》（La Divina Commedia）〈地獄篇〉（Inferno）第三章中所云：

「由我這裡，直通悲慘之城。

由我這裡，直通無盡之苦。

由我這裡，直通墮落眾生。

聖裁於高天激發造我的君主；

造我的大能是神的力量，

是無上的智慧與眾愛所自出。

我永遠不朽；

在我之前，萬象未形，只有永恆的事物存在。

來者呀，快把一切希望揚棄。」

由但丁的詩句可見，地獄是無法容納希望的。然而，天堂又是何種光景？根據宗教的慣常說法，天堂自然是永恆快樂與和平之地。但如果地獄不可能有希望，那麼天堂則似乎也不需要希望。為何如此？因為上帝在上，天堂是完美的，所有的快樂、幸福與和平都集中於此，居於其間者，夫復何求？既然無所求，自然也不需要希望，因為希望本質上是有求而未得，有欲而未就。因此，只有人間才有希望。人世永不可能完美，即使完美，人心也永遠不會滿足，總是渴望更多，因此希望交織在人間，唯有在人間才有希望。

人間與地獄或天堂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並非一成不變，正因為這一特性，如上所述，唯有可能性與變數，希望才能存在。因此，永罰的地獄或永樂的天堂，由於其不可能有任何改變，故不容納希望。在絕對中，只有妄想、幻想、夢想、渴望、願望，而沒有希望。所謂的可能性，所謂的變數，就是當下進行式，仍在活動；而無論人在地獄還是天堂，其生命皆已停頓，唯有人間不然，因此希望僅屬於人間，並且只有人間需要並能容納希望。

希望與宿命論的水火不容

當我們從天堂、地獄和人間三者反思希望的問題時，不得不問，若如基督宗教所述，「信」確保信仰者獲得救贖，那麼與可能性和變數相連的希望，是否同時反映出信仰的脆弱？如果希望關乎不確定，那麼作為信仰的確定又與希望有何關聯？可以預見，兩者之間將形成不可解的矛盾。如果信神就能獲得救贖，我何需希望？如果我心懷希望，則意味著我不信自己會得到上帝的救贖，因為這代表我認為該救贖依然存在變數。

然而，正如我一貫強調，烏托邦是建立在希望之上的，希望是對現狀的不滿，期待未來有所改變，則天國作為某種烏托邦，既建基於希望，又要求信徒堅信，這樣的內在邏輯是否自相矛盾？或者天堂與地獄並不如我們所認為的那樣絕對，它們仍然容許一絲希望的存在？人間是否如同天堂和地獄，實際上並不如我們所理解的那樣充滿希望？倘若人間也如同天堂和地獄般絕望，那麼我們堅持希望是否會變成一種自我強迫的習慣？若是如此，我們應如同猶太人相信上帝許諾的應許之地般，一代接一代地在絕望中堅持希望兩千年，以期待重返故地，抑或應如斯多葛主義者般，高尚地選擇放棄？甚至選擇第三條路，折衷兩者，以較小而較近的希望來取代較大而較遠的希望，合理界定希望？這第三條路，豈不與康德所言脗合，最終希望仍必須建立在合理之上，不能脫離理性，並似乎與道德相連？

希望並非單純地預期更好的未來，而是一種激勵我們努力實現目標的工具。正如前文所述，它也是由過去延伸到未來的轉捩。過去我曾多次提到，有朋友說，白色恐怖並非歷史，其影響力至今仍在台灣社會中隱伏。類似地，六四天安門事件亦非歷史，它讓我們永遠記住中共政權的殘酷，並期待將來中國國內會有變數。希望將過去帶入現在與未來。由於希望是對過去的反思、不滿現在、期待未來，因此希望與宿命論是水火不容的。如果天堂與地獄仍有一絲可能性，允許希望的存在，那麼在宿命論中，便絕不可能有希望，因為一切皆已註定，而希望正是無法接受一切皆已註定的表現。

希望，亦是人類最重要之存在條件。人生沒希望則沒意義，大家每日過活，讀書、工作、追求某事某物，皆為改變現狀，獲得更好將來，止此即是希望。若無希望，大家還有動力繼續向前行嗎？一九八三年，美國有套電影，名曰《浩劫後》（The Day after），當中有段內容，述及懷孕生子。一般認為，孩子誕生，乃希望象徵，但該電影是以核子大戰後為背景，倖存者艱困度日，人類根本沒有將來，試問，連孩子本身，可能也沒有明日，他們出生又能如何帶來希望？生命與希望密不可分，若整個世界皆無希望，則個人亦不可能有希望，此譬如覆巢之下無完卵，故生於若斯世道下的孩子，其出生又如何能有希望？若無希望，又何來意義？

（待續）

（ 圖：潘朵拉盒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