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漢強（朱仔）尋親的信從溫哥華寄到維多利亞，大約要跑一百公里，但信件背後的機緣，穿山過水，又穿越時空——地址是他姊姊們探訪香港失智的表姨時，從她家中找來的；信裡附的老照片，是朱仔出生以前外婆譚瑞香從維多利亞寄到香港給女兒看的。半個世紀後，它竟又經溫哥華重返維多利亞，送到照片裡擠在兩位女士中間的小男孩手上。讀完信，不再是孩童的長輩把它擱下幾天，稍稍消化，然後回撥電話—-

「我可以帶你去找你外婆的墳，這世上只剩我知道她葬在哪裡了。」朱仔的表舅 Henry Leong 說。

圖：譚瑞香和妹妹譚見有一家，左二和三的小孩，是跟我們在維多利亞碰面的 Henry Leong 和 Dorothy Leong。

暑期，朱仔的五姊帶同孫兒從香港到溫哥華旅遊，住進我們家；時機正好。八月初，我們三代人一起出發到溫哥華島南端的卑詩省省會維多利亞。這是一座迷人的城市，既保留了議會大廈等英殖時期建築，也擁有交織着海岸線與山林的自然風光。但我們的目的地是城郊的 Royal Oak Burial Park 墓園，而在這之前，先要拜訪引路人。​

Henry 今年七十有一，但從體格透露出自律和活躍的生活，看來比歲數年輕得多。少他一歲的 Dorothy 溫柔親切，也就是老照片裡由媽媽譚見有抱在膝上的女孩。他們有四姊弟妹，全部在維多利亞出生成長，說道地英語，從前跟爸媽說的中文，已經所剩無幾。

「小時候我們好害怕你的外婆」

「我得告訴你，我對你的外婆記憶不多；我也得非常坦白地說，小時候我們好害怕你的外婆。」Henry 開門見山地說。

六十年過去，Henry 內在那個十歲男孩的記憶，像一所快要倒塌的老房子，水泥和磚頭全部剝落，只剩歪歪斜斜的樑子，由最激烈的印象和情感支撐着——

「她總是跟我媽開罵，也會捉着我說，媽媽是邪惡的⋯⋯聽到她要進屋，我慌張地躲到床底，邊發抖邊打電話叫媽媽快回家……後來她拿刀子自殘，被關進醫院精神科病房，回來像換了一個人，平靜詳和，不吵也不鬧，再沒說聽到惡魔的聲音了⋯⋯媽媽怕她一個人太孤單，問她要不要養貓，她說好，我們就抱貓去她家，但沒多久她便自殺了⋯⋯」

「這就是我所能記得的。」

Henry 領我們開車駛進墓園，兩排高大的櫸樹從車窗兩側不斷退去，沿路投下濃密的樹影。Royal Oak Burial Park 是卑詩省最大的市立公墓，啟用逾百年，埋葬了政要、一戰英雄、鐵達尼號倖存者，也收下了像外婆那樣飄泊卑微的新移民。從車窗望出去，你不會看到墓碑，因為它們都平置在草坪中，靜默而不張揚；把墓園經營得像一所安靜的公園，是加拿大公墓的主流。

車子再駛一會，在一片開闊平整的草地旁停下。

「來，你得認住這個水龍頭，從這裡開始找。」Henry 已經快步走進墓地了。

Henry 的媽媽在生時，每年清明節都來拜祭，而且一定要他跟着來，「我問為什麼只有我？她說，從來都是男孩子跟媽媽去掃墓的。」

世上唯一知道外婆墓地的人

我在腦海構想出這個畫面——不情不願的小男孩撅著嘴，提著祭品，在墓地上氣呼呼地追上前頭的媽媽。我構想不來的是，這個小男孩，後來雖然長得比媽媽還高，甚至在媽媽再也無法從天上叮嚀的那時，依然遵守約定。他年復一年（只除卻COVID那段日子）回到這裡，拜祭一位自己從不感到親切的先人，守着墓碑所在的訊息，彷彿在等某天來的一封信、一個人。

圖：舅甥二人尋找碑石的背影。

年月久遠，很多石碑半埋雜草下，而外婆的那塊又格外不張揚，特別不容易找。它是小小的長方形，表面斑駁陸離，湊近才能辨清上面刻鑿的字——

「張培均淑配 譚氏夫人墓 1909 – 1965」

圖：譚氏夫人墓

姓氏和生卒年份都能跟譚瑞香對上，但張培均是誰？朱仔做家族歷史時，知道外公早在日本侵華時過世，外婆隻身遠行，卻沒聽聞她再婚。Henry 不諳中文，這是他頭一趟知道碑上還有另一人的名字。

一會，Henry 還是想起來了，媽媽往常來掃墓，都會一併拜祭附近的另一塊碑，「我以為是媽媽的朋友……你們來看看有沒有關係。」果然，石碑的主人叫「張培均」，跟外婆碑上的名字一樣。這切合了 Dorothy 某個依稀的童年印象：她在姨母的陋屋中遇過一位年長男士，媽媽要她叫「張伯」。

根據碑上資料，「張伯」活到八十五歲高齡；死後三年，比他年輕卅二年的「淑配」譚瑞香也辭世了，終年五十六歲。　

外婆在加拿大的十年，經歷了什麼？為什麼會從照片裡微笑着的模樣，變成孩子聞之色變的姨母，最後躺進眼前的墓地？她是如何當上老人晚年的「淑配」，那又是一段怎樣的婚姻關係？有關外婆在維多利亞的最後時光，朱仔有些推測，但需要更多求證。而我最希望知道的是，在飄泊、困惑，甚至偶爾絕望的歲月裡，外婆也曾經擁有屬於自己的一刻光亮——哪怕只是獨坐維多利亞的岸堤，欣賞沉落海港的夕陽。

前人的甘苦悲歡 後人的生命底色

朱仔懷着感恩的心，帶領我們一起拜祭。然後，大家在四個墓前留下了鮮花——外婆譚瑞香的、外婆的再婚丈夫張培均的、四姨婆譚見有的，四姨丈梁社景的。碑上的字跡早被歲月磨淡，但那些曾經的甘苦悲歡，為今日的我們髹下了底色。

Henry : 媽媽說從前在中國大陸活得苦，哪像你們今日，隨便走進舖裡買米……

Dorothy : 走難那時也很慘，她失去了一個孩子，幸好來到香港有表姐接濟保護（朱仔的姊姊們在香港拜訪的表姨，也是找到 Henry 的關鍵人物）……

Henry : 他們來到加拿大也不好過……不會說英文，又沒讀過幾年書……

Dorothy : 媽媽跟家鄉每個人保持聯繫，明明自己天天辛苦洗碗，卻老是寄錢回去，很少想到自己……

圖：譚見有不識字，當年請代筆寫信給朱仔媽媽祝福聖誕，信中夾附現金。

「如果那時可以多問（媽媽）幾句話有多好。可是小時候根本不會那樣想，即使媽媽說了，我們也不會用心聽……」這句話，那天 Dorothy 說了幾次。它也是在場幾人的心聲。

重繫的親人、未完的探索

從維多利亞回來，朱仔繼續未完的探索。由於外婆的碑上只有中文，他向墓園管理者索取記錄，得到一個跟「譚瑞香」毫不相干的英文併音，更似是另一人。而這個人，就像當年許多僅以姓氏被草率記錄的華人女性一樣，在官方記錄中幾乎沒留下有意義的痕跡。

朱仔也以張培均墓碑上的「Jong Poy Quon」作線索，從一個提供數碼家族史的線上資料庫，找到他入境時繳納五百元人頭稅的文件。

網站整合了入境口岸、渡輪紀錄、人口普查與死亡登記等，拼湊出這段描述：「身高四呎六吋的 Poy Quon 於 1912年10月18日搭乘 SS Canada Maru 抵達加拿大維多利亞，繳納了 500 加元人頭稅。1924年3月28日，他居於 Shawnigan Lake，以勞工為業，當時已婚，妻子亦在加拿大。其妻於1965年9月26日於維多利亞去世⋯⋯」

譚瑞香於 1955 年才抵達加拿大，跟張培均 1924 年在Shawnigan Lake 那時的妻，不可能是同一人。

朱仔說：「外婆好可能係透過假結婚到加拿大，住入比佢大卅幾歲嘅長者屋企。我想像佢邊捱騾仔、邊照顧老人，再加上冒認身份，生活同心理壓力一定好大。佢係咪因為咁而患上精神病，我無從稽考。對呢位素未謀面嘅外婆為子孫作出嘅犧牲，我心痛，也心存感激。」

此行還有另一個收獲，「初初嚟到加拿大，我曾經以為自己喺呢邊無親無故。但原來唔係。就好似 Dorothy 臨走時講：冇諗到自己喺加拿大會有親戚。聽到嗰陣，心頭一暖。」從此，原本陌生的國度，好像不那麼陌生了。

就這樣，我的丈夫朱漢強，在姊姊們總動員的協力下，在加拿大完成了一個心願——找到外婆的墳，祭拜致意。然而，這場追尋家族記憶、了解早期華裔移民生活的旅程，只來到一個中途站。有關這片土地上人們經歷過的故事，學習進行中。

圖：重繫上的親戚，左起：Dorothy Leong，Henry Leong，朱漢強，朱仔的五姊朱麗娟。

最後，補充幾筆加拿大華人早年面對的處境——

人頭稅和排華法：加拿大在 1885 年引入針對華人的人頭稅 (Head tax），並在1903 年把收費提升至 500 元，即約普通工人兩年的工資。這筆鉅款近乎切斷了華人移民，也令境內華工無力接妻帶兒到加拿大。1923 年生效的《華人排斥法》（Chinese Exclusion Act）更全面禁止華人入境，待至1947年才取消。

性別失衡與「單身社會」 ：這期間，大批華工孤身留在加拿大，形成近乎清一色男性的「單身社會」。1930 年代，華裔人口的男女比例高達 1241 比 100；即使到了 1950 年代，比例仍然達 3 比 1。性別失衡令男性陷於孤立，也使家鄉的妻兒淪成「紙上家庭」，只能靠書信與匯款維繫。

「買紙」和特赦：因為合法入境途徑欠奉，有華人轉而購買偽造或轉讓的身份文件，假冒成「紙生仔」(Paper son) 入境或引入親友。也有華工隱瞞妻子過世，偷龍轉鳳，從家鄉迎娶另一位女士來照料老年生活。這些人以虛假身份存在於官方紀錄中，長期擔驚受怕。1960 年政府實施 「華人身份調整計劃」（Chinese Adjustment Statement Program），允許自首的「買紙」者獲得合法身份，才終結了這種畸型的時代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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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美智

記者，愛聆聽日常、撿拾容易錯過的精彩；既寫大人看的書，也寫小朋友看的書。對她來說，離散的功課，是保持自我完整，同時珍視身處的當下。作品包括《外傭——住在家中的陌生人》、《我們的同志孩子》和《神奇小盒子》繪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