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至18世紀的啟蒙運動，是歐洲知識界一次劃時代的文化運動。這運動在科學、理性、宗教、信仰、政治、經濟、文藝、技術等多個領域上，塑造了現代的文明、價值與人的心靈。啟蒙運動更通過當時崛起的歐洲強國，把這種文明、價值和心靈，輸出至全世界，成為至今仍然主導人類認知和社會發展的一種重要文化資源。1919年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揭櫫要打倒孔家店，追求「民主」和「科學」，正是這種現代世界的文化運動大潮下的一股巨浪。不少人因此稱五四運動為中國的啟蒙運動。

啟蒙運動中最有代表性的其中一句格言，是德國哲人Immanuel Kant在〈甚麽是啟蒙〉一文中所說的「敢於思考」這句說話。16、17世紀的歐洲，隨著個人從封建制度關係的逐步解脫、科學知識的建立和傳播、理性思辨的抬頭，在知識界慢慢形成一種深具批判力的思考方式。這種思考方式著重運用理性思維，以確立辨別是非對錯的標準和方法。

這種標準和方法對傳統的信仰、道德、知識、政治、社會等權威造成了愈來愈重大的挑戰，新的知識精英日益認為，這些傳統權威如果經不起理性標準和方法的批判考驗，那便是代表這些權威只是人們的迷信或偏見，既不能反映客觀真實的世界，而且更阻礙理性認知的建立和人類心靈的進步，使社會發展未能朝向更文明更開放的道路邁進。要改變這種現狀，知識界和社會的進步精英便得為社會大眾進行啟蒙，而啟蒙的要點，正在於個人必須採納理性的標準和方法，敢於思考，挑戰未經啟蒙考驗的傳統權威，為人類和社會帶來福祉。

啟蒙運動的輸出

歐洲17、18世紀不少的傑出思想家、科學家、文化人對啟蒙運動作出了巨大貢獻。其中法國和英國知識精英的貢獻尤其突出。Rene Descartes、De Voltaire、Baron de Montesquieu、Marquis de Condorcet、Denis Diderot、Jean-Jacques Rousseau這些法國大思想家的名字，是討論啟蒙運動時不可不提的。同樣重要的，是英國的Francis Bacon對實驗科學和歸納法的開創、Isaac Newton對萬有引力定律的證成，並採納觀察、實證和理性論證的科學方法以揭示宇宙奧秘的示範，以及John Locke把政治正當性從君權神授轉移到公民同意的社會契約論，認為道德標準應該建立在個人感受到的幸福和苦痛經驗之上等，都是把人類帶進現代的劃時代貢獻。

討論啟蒙運動的著作多不勝數。在我閱讀過的有限文獻而言，我會推薦Norman Hampson的The Enlightenment: An evaluation of its assumptions, attitudes and values一書，以了解造成啟蒙運動出現的政治、社會和知識背景，以及啟蒙思想如何改變人對自然、神、社會、個人等的看法。如果有興趣比較從哲理的深度了解啟蒙，Ernst Cassirer的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是一部值得參考的書。Cassirer認為，和以往不同的是，啟蒙哲學是一套全面而連貫的哲學，因為啟蒙不再把哲學宥於一些系統教條的疏理和分析之中，更不假定哲學只是服務於一些不變和不准置疑的前提之下。啟蒙是要把哲學釋放出來，運用理性思辨，去發現自然界或精神界根本的形態，在不受教條限制下，自由地尋覓宇宙間最根本的真實。

啟蒙運動塑造出來的現代世界，雖然其來源是始自歐洲，但啟蒙的科學理性主流，是傾向普世標準，並只接納根據外在證成的嚴格方法所達致的結論，把不符合這些標準和方法者視為非理性以及不足為道的。因此，當啟蒙運動向外輸出往全世界，和不同的傳統文明發生碰撞後，那理性普世價值與各種蘊含著豐富的非西方歷史經驗和當地文化的傳統，便產生很多張力和矛盾。像上文提到的中國五四運動，他們不光要揭櫫「民主」和「科學」，其激進者更是主張要全盤西化，在政治上甚至推行由現代全權意識形態主導、訴諸武力奪取政權的政黨，以中央規劃方式實行全方位的經濟、政治、社會和人的根本變革，以創造一個現代的邦國。

兩種不同傾向

事實上，啟蒙運動興起後那些唯理主義和科學至上的傾向，自18世紀以來，在西方也不斷受到質疑。一些持懷疑論觀點的思想家強調理性的不足和科學適用範圍的有限性。主張文化民族獨特性的人則指出，人類的價值不一定是普世的，因為價值和不同具體社群的集體經驗，往往也有分不開的一面，唯理的啟蒙因此不應凌駕不同社群的獨特傳統。就是到了今天，這類對啟蒙的批評還是不斷出現，例如John Gray的Enlightenment’s Wake: politics and culture at the close of the modern age便是一例。

其實，在啟蒙運動本身，也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傾向。其中唯理主義和科學主義主導，主張對傳統權威作出全面而徹底改革者，被認為是比較接近法國式的啟蒙運動。其標誌性歷史大事是1789年要徹底清洗舊封建世界和宗教權威的法國大革命，其思想上的繼承，則是宗法於Descartes開創出來、通過界定和發現不能再被懷疑、清晰而又確鑿的前提，進而作出理性演繹的推論，以建立絕對明確、可靠知識的結論。這是一種唯理主義傾向很重的方法。另外，實證論（positivism）宗師Auguste Comte認為社會理論的主要任務，正就是要以理性建構普世的人類歷史，以尋找出確實的人性發展的必然規律。這種啟蒙顯然是假設了自然界和人文界同樣存在客觀不變的定律。

以此相對的另一種啟蒙運動的傾向，是在推崇理性和科學的同時，也敏感地注意到科學的局限和理性不及的範疇的重要性。這類傾向的思想家認為，創新離不開傳統，個人自主和社群價值不可以截然二分，全面而徹底的改革不如審慎局部試錯式的改良。這傾向被認為是比較接近英國式的啟蒙運動。其標誌性歷史大事是1688年的光榮革命，其思想上的表率包括哲學上的懷疑論者David Hume，他認為理性永遠只能服膺於人的熱情。此外，對法國大革命提出尖銳批評、認為徹底推翻和顛覆所有傳統權威是極端危險的Edmund Burke，以及認為社會制度的確立，是人類行為的互動結果，但卻不能因此認為是人類理性設計的後果的Adam Ferguson，都是其主要思想的泉淵。另外，經濟學的開山人，主張以自由、自發市場交易的分工合作，而不是政府政策的計劃干預來解釋國富的由來的Adam Smith，也是英式啟蒙在思想上的健將。

蘇格蘭的啟蒙運動

不少學者認為，英式的啟蒙運動更貼切地說，也許應該稱之為蘇格蘭的啟蒙運動。箇中原因，一方面是其最重要的奠基者均多是來自蘇格蘭的大思想家，例如Hume、Smith和Ferguson等。他們大多是秉承了18世紀時蘇格蘭的思潮傳統，唯理主義傾向遠低於英格蘭的一些重要思想傳統 （例如Jeremy Bentham及其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思想）。此外，蘇格蘭人在現代社會確立時期，在大英帝國內外多方面的務實和偏好逐步改良而非徹底激烈變革的傾向，也是非常明顯的。此傾向很多時甚至變成了主導大英帝國內外的發展，可以說是蘇格蘭式啟蒙變成了是整個英國啟蒙的特色。

要較深入認識蘇格蘭啟蒙運動，我建議大家可以參考美國學人Arthur Herman的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The Scots’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World。此書從歷史角度和思想內容，很全面而具說服力的論述了蘇格蘭啟蒙的大事和內容。作者文筆生動，敘事能力強，旁徵博引，論據連貫豐富又多層面，是難得的傑作。Herman用以下這段話結束他對蘇格蘭啟蒙的討論：

「作為第一個現代的民族和文化，蘇格蘭人所做的，大體而言是使世界成為一個較好的地方。他們讓世人懂得，真正的自由需要輔以個人責任感和個人權利。在他們的現代生活中，蘇格蘭人做到了可以同時得到精神和物質的富足。他們也顯示到，對科學和科技的尊重，是可以和熱愛藝術結合的。個人的豐裕，也是可以提升公民的責任感。此外，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可以同時豐盛，對未來的信心還得依靠對過去的尊崇。蘇格蘭人的心靈掌握到Hume所說的話：『自由是公民社會的至善，』但『要公民社會存在，便必須承認權威』；對進步的強大信心，也得要熱切地明白到，它是很有局限性的。」

我讀完此書後，很同意Herman的結論。希望讀者們有機會也一讀此書，看看你們的結論又會如何？

( 圖 : 獨立媒體）

 

▌ ［政治與人文］作者簡介

張楚勇於2022年7月在香港退休。退休前曾任職大學教師、公務員、傳媒編輯。1980年本科畢業於香港大學，並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University of Hull先後取得政治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目前他主要在倫敦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