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自由是民主、自由社會的基石，它保障公民獲取多元信息，並對公權力進行監督。然而在土耳其，這權利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2024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土耳其在180個國家中排名第158位，情況較排135位的香港更加惡劣。自2016年由部分軍方派系發起的政變失敗後，土耳其政府關閉了接近200家媒體機構，數百名記者被逮捕或被迫流亡。

在這片壓迫的陰影下，土耳其記者展現了驚人的抵抗精神，他們通過堅持報道真相、挑戰法律壓制和發起集體行動，為捍衛新聞自由而奮鬥。他們的故事，鼓舞我們勇敢和創意地捍衛新聞自由，令社會真相，不被無聲抹殺。

壓迫下的新聞自由

土耳其的新聞自由危機並非一夜之間形成。自2016年政變未遂後，政府以緊急狀態為名，對媒體實施了大規模打壓。超過200家媒體被關閉，記者因報道政府不願公開的信息而被指控為「恐怖分子」或「侮辱總統」。按土耳其人民平等及民主黨的報告，土耳其當局在2024年就判處58名記者總共135年的監禁，拘留112人，逮捕26人。這些數字背後，是記者們因揭露真相而付出的沉重代價。

政府常用的法律武器包括「侮辱總統罪」和與恐怖主義相關的指控。2023年，土耳其境內共有接近7,000人因《刑法》第299條侮辱總統而被起訴，近半數被定罪。這些模糊的法律條文成為壓制異見的工具，讓記者隨時可能因一篇報道或一句評論而失去自由。然而，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下，土耳其記者並未屈服，他們以個人行動和集體力量，持續挑戰這一壓迫性體制。

抵抗的火種：記者的行動

Can Dündar曾是土耳其最具影響力的報紙《共和報》的主編，他於2015年5月29日發表了一篇改變他命運的調查報道。這篇名為「這就是埃爾多安不想讓你看到的東西」的文章，附帶視頻證據，揭露土耳其情報機構於2014年向敘利亞叛軍秘密運送武器的行為。報道直接挑戰政府否認干涉敘利亞內戰的官方立場，引發軒然大波。隨後，Dündar和報社的安卡拉分社社長Erdem Gül於2015年11月26日被捕，被控「洩露國家機密」和「間諜罪」。在監獄中，Dündar寫下大量筆記，記錄自己的經歷和對新聞自由的信念。

2016年土耳其憲法法院裁定政府對Dündar的拘留違反言論自由，予以釋放。惟因為土耳其政府對新聞工作者持續打壓，他於2017年8月保釋期間逃往德國。2020年12月23日，土耳其法院在Dündar缺席審訊的情況下，判處他27年6個月監禁，罪名包括間諜罪和協助恐怖組織。Dündar流亡德國後，創辦了線上媒體平台Özgürüz（意為「我們自由」），專注於揭露土耳其國內的真相，並出版書籍如《We Are Arrested 》，講述自己在獄中的經歷和對新聞自由的反思。

Delal Akyüz是一位庫爾德裔記者，曾任職於親庫爾德媒體Mezopotamya新聞社。2024年3月，她因報道當地抗議活動和政府對庫爾德社區的鎮壓而被捕，被控「隸屬恐怖組織」。在法庭上，她被質問「是否在他人指揮下寫報道」。她對保護記者委員會表示：「我讀了四年書，就是為了寫出社會看不到的新聞。」當局指控她曾向他人匯款50至150土耳其里拉（約1.30至4.10美元），稱這是「資助恐怖主義」。最終，她被判軟禁，截至2025年3月10日，已超過362天。

Akyüz的軟禁條件極其嚴格，只能留在家中。她無法親自購物或去醫院，與社會隔絕，但她仍然嘗試維持新聞工作。她每天早晨閱讀新聞，尋找報道題材，並設法通過有限渠道將手寫筆記傳給同事，以匿名形式在獨立媒體上發表。她表示：「記者應該在街頭表達自己，但即使被隔離，我也要找到說真話的方法。」

不滅的聲音

除了個人行動，土耳其記者的集體抵抗同樣令人矚目。土耳其記者協會（TGC）和土耳其記者工會成為抗爭的中堅力量。它們組織新聞自由日活動、發起抗議，並為被捕記者提供法律和財務支持。例如，2023年5月3日的世界新聞自由日，數百名記者走上街頭，高舉「新聞不是罪」的標語。此外TGC還通過法律途徑為記者提供法律援助，挑戰不公正的指控。

土耳其記者的抵抗不僅是對新聞自由的捍衛，更是對人性尊嚴的堅持。他們在監獄中寫作、在流亡中發聲、在法庭上抗爭，用行動證明真相的力量不容抹殺。公民社會的團結可以讓信念轉化成持續的行動。

( 圖 : Shuttersto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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