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封信 14.1

明慧：

提筆寫這封信給妳，胸臆間翻騰的情感，實在沉重得難以言喻。妳說，1949年於妳而言，不過是歷史書頁上一個褪色的年份，一個早已塵封的註腳。但於我，這個年份卻如影隨形，像一道深刻的胎記，自我呱呱墜地那刻起，便已在冥冥中註定了我此生的軌跡與命運。

妳說得不無道理，楊儒賓、龍應台，他們畢竟不是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誕生的人。他們得以站在歷史的某個制高點，憑藉著學術的理性和歲月的距離，去審視、去剖析那翻天覆地的一年。在他們的筆下，1949年或許是文化絕處逢生的轉捩點，是無數生靈塗炭的人道悲劇，然而對我，以及與我相似的許多香港人而言，正如我在上封信所說，它從來不是一個可以供我們從容選擇的歷史起點，而是我們無法擺脫、無從迴避的宿命。

悲劇中的英雄俄狄浦斯

我時常不由自主地想起古希臘悲劇中的英雄俄狄浦斯（Oedipus）——他明明早已洞悉那可怖的命運預言，卻依然不屈不撓地奮力掙扎，妄圖以一己之力扭轉那早已註定的結局。回望香港數十年來的風起雲湧，那些前仆後繼的社會運動，不也正是一場又一場與既定命運的慘烈搏鬥嗎？從最初「民主救中華」的赤誠呼喚，到後來「自由民主香港」的本土堅守，再到「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決絕吶喊，乃至「香港獨立」的悲鳴，我們便如同那位與命運抗爭的俄狄浦斯，始終不肯向那無形的巨網低頭，拼盡全力想要撕裂那層層束縛，企盼能掙脫出一方屬於自己的天空。

可是，明慧，結果又如何呢？我們所有的掙扎，所有的血淚，最終還是被現實那冰冷無情的巨輪碾得粉碎，被那殘暴不仁的政權無情地摧毀！八九六四的槍聲猶在耳畔，那時的我們，曾天真地相信香港可以成為點燃中國民主的火種，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曾是我們心中不滅的希望；雨傘運動時，我們以為和平的堅持、理性的對話，終能換來制度的革新與應有的尊重；到了2019年，我們幾乎耗盡了最後一絲氣力，發出了撕心裂肺的吶喊，然而，換來的卻是更加嚴酷的鎮壓，更加深沉的分裂，以及無邊無際的絕望。每一次運動，都是一場與命運的殊死搏鬥，而每一次的失敗，都讓我們更加清晰地看見那個似乎永遠無法逃脫的、令人窒息的結局。

儒家與現代民主

楊儒賓在其著作《一九四九。禮讚》中，將1949年的大規模遷徙譽為中國歷史上繼東晉永嘉南渡、南宋靖康南渡之後的第三次「文化南渡」。他認為，這次南渡為台灣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資源，國民政府攜帶著龐大的文化資產、知識精英與制度經驗抵達台灣，使得台灣一躍成為中華文化現代化的重要基地，不僅承續了五四精神的餘緒，更轉化了民國學術的薪火。

在楊儒賓的論述中，1949年後的台灣新儒家，在彼時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們「左批共產黨專制極權，右批國民黨黨國專政」，積極提倡儒學的「民主開出論」，試圖從傳統儒家思想內部尋找與現代民主政治相契合的元素。對於新儒家而言，1996年中華民國實現總統普選，便彷彿是其理想藍圖的初步實踐。楊儒賓更進一步認為，台灣社會所呈現出的那種極具相互批判精神，同時又強調多元包容的民主特質，恰恰體現了新儒家所推崇的某些性格風範。

然而，明慧，當我細讀楊儒賓這些洋溢著「禮讚」之情的文字時，心中卻油然生出一股難以言喻的疏離感。他所盛讚的「文化南渡」，對我們香港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們彷彿被遺忘在歷史的夾縫之中，既不是那場文化遷徙的主體，亦非最終承接這份「厚禮」的幸運故鄉。1949年的香港，歷史的弔詭使其成為了所謂的「東方柏林」，一個在冷戰格局下勉強維持的「自由堡壘」。但這種地位本身，就充滿了被動性與不確定性，我們的命運，從來不曾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港英政府恰恰在1949年制定了《人民入境統制條例》和《人口登記條例》，強制所有居民登記並領取身份證。這不僅僅是殖民政府的管制措施，更在客觀上開啟了香港人身份認同建構的漫長歷程。

楊儒賓筆下的台灣，似乎得以在「文化南渡」的歷史機遇中，尋獲並建立起新的文化主體性。但香港呢？我們只能在東西方文化的夾縫中，在中港矛盾的漩渦裡，艱難地尋找著屬於自己的定位。我們既無法完全融入那宏大的「中國敘事」，也難以徹底擺脫殖民地歷史所遺留下的種種包袱與烙印。這種身不由己的漂泊感與邊緣感，讓我對楊儒賓那充滿溫情與敬意的「禮讚」，感到既遙遠隔閡，又百般無奈。

更深一層去審視楊儒賓所推崇的儒家文化價值，我不禁感到其理想中，似乎仍將傳統中華文化中的儒家思想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這種偏愛，在我看來，是有其盲點的。他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漠視了現代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根基，很難，甚至可以說根本不能，單純從儒家思想內部「開出」。儒家文化強調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秩序與集體和諧，其核心是「禮治」與「德政」，期望由「內聖」的賢君良臣來達致「外王」的理想政治。這與現代民主社會所強調的個體權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權力制衡以及公民自主參與等核心理念，存在著根本性的張力。

新儒家學者如徐復觀等，雖致力於論證儒學與民主的相容性，甚至提出「儒學開出民主論」，試圖為民主制度尋找道德的證成，但這種努力，在我看來，多少有些削足適履。若不引入現代憲政體系，不真正吸收自由、民主、法治的成熟經驗與模式，單憑儒家固有的思想資源，是難以真正孕育出現代意義上的民主憲政的。儒家思想中的「民本」觀念，終究不等於現代的「民主」理念；其對「道德自主性」的強調，也未必能直接通向對個體自由權利的全面保障。若將儒家文化視為建構現代社會的唯一或最高價值，恐怕會遮蔽其與現代普世價值之間可能存在的衝突，甚至可能為某些威權辯護提供口實，正如某些批評者指出，新儒家的主張可能忽視了中國革命帶來的平等與人民主權等重要遺產。楊儒賓對1949年文化南渡的「禮讚」，若建立在這樣一種有所偏失的儒家本位視角上，其結論的普適性與合理性，便不能不令人心生疑慮。

人道主義對現實的選擇性失明

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則採取了與楊儒賓截然不同的敘事視角。她明確表示拒絕站在國共任何一方的立場，而是選擇以人道主義為出發點，將筆觸聚焦於戰亂中顛沛流離的普通個體的苦難與創傷。她細膩地記錄了「長春圍城」中餓殍遍野、人間煉獄般的慘烈景象，描述了無數家庭在時代洪流中的生離死別、骨肉分離，深刻揭示了戰爭帶給個體的無盡飢餓、死亡威脅與永世的離散之痛。

龍應台在書中寫道：「我要為萬骨說話，而不是為將軍歌功頌德。」她堅信，1949年不應僅僅被簡化為勝利者與失敗者的歷史敘事，更應該被理解為無數「小人物」在時代洪流中被無情吞噬、被歷史煙塵所掩埋的巨大悲劇。她發出了振聾發聵的追問：「戰爭，有『勝利者』嗎？」這個問題，直指人道主義的核心關懷：在波瀾壯闊、宏大壯麗的歷史敘事背後，個體生命的價值與尊嚴，往往被輕易地忽視、漠視，甚至無情地犧牲。

但是，明慧，龍應台這種普世的人道關懷雖然感人至深，卻也在某種程度上暴露了部分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局限。她可以站在道德的高地，義正辭嚴地批判戰爭的殘酷與非人道，可以為歷史的受害者發聲，呼喚人們銘記苦難。然而，當面對具體而複雜的政治現實，特別是面對一個持續施加暴行的政權時，這種看似超越政治的人道主義，往往顯得蒼白無力，甚至可能流於一種對現實的選擇性失明。她對中國共產黨數十年來種種人為製造的殘暴行徑與滔天罪惡，似乎缺乏足夠深刻、直接的批判。她筆下的人道災難，彷彿成了沒有明確加害者的「天災」。

而近期，她對於台灣應如何面對中國日益加劇的戰爭威脅所持的立場，尤其是那番似乎將民進黨的選舉策略等同於將人民推向戰爭邊緣的言論，同時卻對中共長年以來對台灣的文攻武嚇與政治霸凌避重就輕，更讓我看到了理想主義者在殘酷的現實政治面前可能發生的妥協與退縮。「和平統一」的論調，竟然出自一位曾經擔任過台灣文化部長的知識分子之口，這意味著什麼？是否意味著為了所謂的「和平」，可以接受中國大陸的極權統治，可以放棄台灣歷經數代人努力才艱難獲得的自由民主？這實在令人難以置信，也倍感痛心！

對於我們這些親身經歷了香港自由沉淪的香港人來說，龍應台式的人道關懷，雖然出發點是良善的，是對人民苦難的同情，卻似乎無法真正觸及我們所面臨的根本困境，更無法為我們指出一條可行的出路。我們經歷的不是一場突如其來的「戰爭」，而是一個政權有計劃、有步驟地扼殺我們的自由、摧毀我們的制度。

在這樣的現實面前，我們需要的，恐怕不僅僅是同情與理解，更是對施暴者本質的清醒認知，以及尋找實實在在的抗爭策略與生存之道。但這個出路究竟在哪裡？龍應台顯然給不出答案。而楊儒賓教授那種以台灣為主體的文化重構論述，對身處漩渦中心的我們而言，也顯得過於遙遠，甚至有些不合時宜。

由「民主救中華」到「香港獨立」

回溯這些年來香港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從最初的「民主救中華」到後來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每一個階段的口號與訴求，都清晰地映照出香港人對自身身份認同以及與中國關係理解的深刻變遷。

「民主救中華」的口號，主要流行於八九六四事件之後。那時的香港人，心中尚存有濃厚的「大中華情懷」，許多人仍將自己視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對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進程抱有殷切的期待與幻想。我們天真地以為，可以通過支持中國內地的民主運動，來推動整個民族的進步與解放。每年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晚會，那片由數萬點燭光匯成的海洋，便是我們彼時最重要、最神聖的集體儀式。我們曾堅信，香港可以成為中國民主的試驗田與播種機，自由的理念終將如同蒲公英的種子，在神州大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然而，隨著時間的無情推移，以及北京政權對香港自由空間的持續蠶食，「自由民主香港」的口號逐漸取代了前者，開始強調香港本土的核心價值與自主追求。這標誌著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開始與「大中華」的宏大敘事產生微妙的距離。我們中的許多人開始意識到，也許我們不應該，也無法承擔起「拯救十三億同胞」的沉重使命，也許我們更應該專注於守護自己腳下的這片土地，捍衛我們珍視的生活方式與核心價值。

於是，我們曾熱情而積極地參與立法會和區議會等有限的民主選舉，希望能藉此將民主、自由、公義的理念逐步滲透到公民社會的各個層面。我們甚至曾幼稚地期盼，北京會信守《基本法》中的承諾，讓我們實現真正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雙普選！然而，現實一次又一次地教育了我們，這不過又是一場精心編織的騙局。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一口號，則標誌著香港本土意識的全面覺醒與爆發。這個最初由本土派人士梁天琦在2016年提出的口號，到了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中，演變成了參與者最廣泛、呼聲最響亮的共同吶喊。年輕一代對「一國兩制」的所謂「成功實踐」產生了根本性的質疑，他們不再相信北京的任何承諾，轉而追求更徹底的政治自主，甚至自決的權利。他們口中的「光復」，不僅僅是要驅逐某些具體的政策或官員，更是要重新奪回失去的光明，要讓香港重新獲得曾有的自由、法治與公正的司法體系。那是一場充滿悲情與決絕的抗爭，是無數年輕人以青春、前途乃至生命為代價的最後一搏。

而「香港獨立」思潮的浮現與蔓延，則代表了部分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對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徹底絕望與拒絕。他們試圖通過建構一個完全獨立的政治主體性，來徹底擺脫北京的控制。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2019年6月進行的一項調查，在18歲至29歲的受訪者中，高達75%的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而非「中國人」。這個驚人的數字，直觀地反映了年輕一代在身份認同上與「中國」概念的徹底決裂。儘管「港獨」在現實操作層面面臨著巨大的困難與風險，但其作為一種思潮的出現，本身就極具象徵意義，它凸顯了香港社會內部矛盾的尖銳化，以及北京管治模式的徹底失敗。

無法逃脫的宿命

可是，明慧，妳看到了嗎？從「民主救中華」的溫情期盼，到「自由民主香港」的務實爭取，再到「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激烈抗爭，乃至「香港獨立」的絕望呼喊，我們訴求的演進軌跡，幾乎每一步都伴隨著更深一層的幻滅與絕望。

我們的訴求看似越來越激進，我們的行動也越來越決絕，但我們所面臨的現實，卻變得愈加冷酷與殘暴。2019年那場聲勢浩大的運動，最終在國家機器的強力鎮壓下黯然落幕。《港區國安法》的悍然實施，更是徹底改變了香港原有的政治生態與法律圖景，將「一國兩制」的承諾撕得粉碎。

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無比殘酷的事實：我們所有的努力，所有的犧牲，我們對自由的無限熱愛與不懈追求，似乎都無法改變那個早已被強權預設的、令人窒息的命運結局——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從來就沒有真心誠意地準備給予香港人真正的民主與自由！它的本質，決定了它無法容忍任何不受其絕對控制的權力與聲音。

寫下這些，胸中塊壘更難平息。或許，這便是我們這一代香港人無法逃脫的宿命。只是不知，遠方的妳，能否理解我此刻的這份沉重與悲涼。

（待續）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