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封信上篇

明慧：

感謝你的回信。你提出的問題十分重要，需要認真回答，但第三封信繼續説我從德國回來後的故事。「民主」、「政治人，知識人」與「民眾」的矛盾問題，可能是等到第18封信才能和你討論。你信下半部尖銳的提問大學教育本質、學術自由、社會責任，我會在之後的信回答。這些是大問題，是我們學術人和知識人要嚴肅面對的。在大學中經歷超過半世紀，所為何事？

轉眼已是第三次給你寫信，回顧人生路，今天想和你返回我的第二階段初起步的時候，由我博士畢業後從德國回港後說起。

冷戰氛圍下 香港人的新身份認同

1982年夏天，我離開德國回到香港，踏上香港的當下，我感受到這片土地有著前所未有的不同。你記得我到德國讀書時中英談判仍未開始，在德國的四年半期間，中英談判展開，香港即將回歸大陸，香港人作為英國殖民地的身份有了轉變，我們被賦予新的身份，不再是無國籍的殖民地公民，回歸共產中國，將會是特區香港人。

你有印象1982年是個怎麼樣的世界嗎？ 當時冷戰未完，美蘇兩國擁有的洲際導彈足以炸毀地球數十次，世界末日是一個可能，這個危機無時無刻都存在著，一直維持到1989年蘇聯解體。當時有很多電影都以美蘇冷戰為題，我看過一齣1983年的電影《The Day After》，電影中的小鎮居民因為核戰一個一個的死去，最後一幕嬰孩在醫院出生，人們不禁問嬰孩來到人間做甚麼？ 出生有甚麼意義？ 當我重讀奧威爾的《1984》，書中道盡極權社會的荒謬，生命在毫無意義下被勞役。

在當時全球黯淡惶恐的氛圍下，即使如此，我仍覺得香港在那刻突然間有了新希望，香港70年代經濟起飛，80年代與新加坡、韓國、台灣並稱亞洲四小龍，都突顯香港走向正面繁榮穩定的現象。

香港人的政治自覺

回港後，我認識了一些關心政治的朋友及圈子，有的在香港大專院校教書，亦有政治研究組織，如滙點、港同盟、HK Observer等團體。80年代初是香港人自覺要面對自己政治前途的最早時刻，97問題令香港人要選擇一種態度，當時我們都樂觀和幼稚地相信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相信中共會透過文化大革命這場大災難後有所反省，知道獨裁政權和個人崇拜帶來的慘痛悲劇，是以中國大陸會開放的政治態度進行改革。

80年代確實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期」，我有幾位國內同時代在哲學上的朋友，他們翻譯海德格、沙特、尼采以及德里達等西方哲學，同時間亦有很多傷痕文學的不同作品面世。你會看到當時的大陸氣氛在重新檢視中國文化與西方思想的思潮上都很蓬勃，翻譯、小說、電影和文章等等多不勝數，對當代人來說這些都帶來希望，這個希望直至八九六四結束。對回歸抱有希望的不只我一個人，這種情懷在當時極為普遍。

整個中英談判時期我人在德國，不過從報章上得知，戴卓爾夫人提出了主權換治權的方案不被中方接納，認為這是行不通的。業師勞思光先生在他的「香港前景研究社」也提出很多方案，亦一一被北京否決。香港人為甚麼在前途問題上舉步維艱？因為香港人由始至終都無份參與，直至中英協議簽署後，《基本法》起草時，才有李柱銘和司徒華兩位香港人加入。現在回頭再看，香港人的前途與生命從頭到尾都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裡，有的，只是人家的憐憫施捨，到今日我們仍然承受著這個不幸。我們的悲哀憤怒也是如此由來。

博士學歷 人浮於事

回港後，最重要的還是要找份工作，雖然我擁有博士學歷，但找工作一點不易，半年來寄出的求職信都石沉大海。記得一次，有位德國銀行經理約我茶聚見面，滿以為是約見有關行政職位的面試，但會談時他問的都是我德國大學相關的事情，約我只是基於對一個讀德國哲學的博士回港求職者的好奇。這時我深深感受到甚麼是「overqualified」、「under certified」。當時要找一份全職教席，機會更是微乎其微。香港大學對歐陸哲學沒興趣，中文大學也沒有空缺。這段日子，我有多份兼職以及不同工作，包括維期十個星期的代課老師，教授中一中文及中史；亦試過一星期七天在不同非公立的大專院校教書，薪金微薄，又被欠薪。但我也樂此不疲，只要有機會教授哲學，多少薪金也沒有問題，在此期間，我教過「存在主義」、「主體性哲會」等等。

台中大度山東海大學

1983年我終於找到一份教職，翌年到台灣東海大學任教。東海大學與我們的老師牟宗三及何秀煌關係密切，適逢東海大學要重整教學並拓展哲學系，我因此獲得機會。東海大學當時有個奇特的現象，就是13個教師中，有9位都是來自中文大學哲學系的畢業生，我們笑稱是東海是中大哲學系的分校。感謝何秀煌老師的推薦，我毋須面試就獲聘用。

在東海教書是我一生難忘的時刻，我們哲學系的朋友圈非常齊心，彼此的宿舍就在鄰近，有時讀書到半夜都會打電話談論學問，關係非常密切。加上大家都是剛剛畢業的年青學者又同時獲得教職，對我們這一眾年青人而言份外珍惜。可惜那時薪金低微，大約只有香港幼稚園老師的薪酬水平。

東海大學在台中大度山，和中大崇基學院一樣，同是1949年前大陸十三所基督教大學避秦離開而創立。到東海有點回崇基的感覺，因為校園建築有不少共通處。貝聿銘設計的路思義教堂是東海大學的象徵。我喜愛這教堂，常在附近草地上散步。大學亦有自己的農場飼養乳牛，出產牛奶甚為甜美。

當時台灣由蔣經國執政，戒嚴令仍未解除，整個政治氣氛很有壓迫感，白色恐怖仍存在。台灣仍是蔣幫等禁言禁書的氛圍，時不時會有職業學生上堂監聽。我有一件有趣的事情要告訴你，在我任教一兩個月後，我發覺與我同級的副教授駕駛名貴房車，後來知道大學除了每月教書的薪酬外，還有很多不同渠道的津貼補助。有一天系主任約見我，他說只要每月提供一篇反共文章就可以額外多獲壹萬元薪金。當時我的月薪大約是台幣壹萬四千元，額外壹萬元可不是少數目。那一刻我非常驚訝，原來有人在做著這種事情，學術界以至哲學界，一個探討真理和原則性問題的地方，原來都離不開政治工作。當系主任向我提議時，明顯不是只著我一個人寫，大學教育與政治運作，牢牢緊扣。可惜我不懂這種文章，婉拒了他的建議。

1984年的台灣沒有一樣東西比得上香港，然而，差不多四十年過去，我想不到現在的香港有什麼比得上台灣。

當年坐上台灣的計程車是令人恐慌的，馬路上沒有劃線，車輛沒規則的亂走；電單車上一家五口顛簸前行，左右穿插；羅斯福道的翻版書和禁書，全部不能光明正大地閱讀，還有美麗島事件引發的緊張，空氣中瀰漫著令人窒息的慌亂；台灣無論是行政、建設、設備和公民意識方面都比不上香港，香港的一切都是最正面，最有潮氣的。

那些年頭，我們這群來自香港的博士生，令東海大學哲學系聲名大噪，雖算不上是統戰，但也是商品式的經營策略。那時候，雖然政治及民生上不算理想，但當中還是有很多令我難忘的人和事，那是老師的提攜和學生的情誼。有三位修讀社會學的研究生，對我和另一位哲學老師的課堂特別鍾愛，所有課堂都來旁聽，非常好學，他們日後的成就都很出色，我與他們一直都保持著密切關係，後來回東海大學演講都是他們其中一位為我安排。

可惜的是，很快我就發覺自己不能融合成為台灣人，香港始終是自己的家，我希望回家發展事業，開拓自己關心的事情。一年後，我回香港了。

(下周再續下篇)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