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陣子有海外港人以「沉默即共謀」評論香港情勢，引發一些留港朋友的強烈不滿，認為抹煞了許多留港者默默耕耘的努力，評論過於粗疏以致脫離現實。如是者，留港離港越走越遠的憂慮再度被提起。借用其他離散社群的歷史案例，我們對此離散政治的張力不應感到意外，亦可從這些案例當中尋找可能的出路。 本欄過去多次強調，香港人的移民社群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過特別。歷史上，因應政治局勢突發轉變而產生的移民潮，多不勝數。他們的組成也和近年香港移民潮一樣，往往以專業精英階層自居，經濟條件一點不差。以下就以古巴裔美國人和伊朗裔美國人作為案例，說明為何離開的人和留下來的人往往會有一定矛盾。 離散社群帶有高度的自我選擇性 由於地理上的相近，歷史上一直有古巴人移民美國，特別是商人和技術人員尋求更好的生活環境。來到1959年，卡斯特羅發動古巴革命，建立由古巴共產黨領導的政權。大批古巴人隨即移民離開，當中包括許多富人和中產專業人士，史稱「黃金流亡」（Golden Exile），至1962年已有20萬人抵達美國；在1965年到1973年期間，每星期十班從古巴到邁阿密的「自由航線」又再帶走了30萬人。他們建立起獨特的身份認同，製造了成為模範移民的「古巴成功故事」（也有反對者稱之為迷思）。 同樣因為政治突變而產生的移民群體還有伊朗裔美國人。1979年發生的伊朗革命推翻了巴列維王朝，最後建立了神權為核心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和古巴的經驗一樣，大批富人和中產專業人士隨即出走，在各地建立離散社群。在美國，他們的人數也十分可觀，最新的人口普查數據為40多萬人，再加上第二代的話可能有過百萬人，其中不少聚居於加州洛杉磯。 在古巴和伊朗的經驗當中，都可以看到當原居地政治突變的時候，第一批出走的人都是財政資源和專業能力較為充足的。畢竟他們對政治突變的後果更為敏感，也較有能力盡快離開。這點對討論離散政治十分重要：離散社群帶有高度的自我選擇性，他們不是原居地社群的隨機代表，而是本來就側重於個別階層以至政治立場的群體。因此，與其說他們離開後的政治立場變得和留下來的不一樣，不如先搞清楚離開和留下來的人很可能一開始就不是相同的群體。...

香港人在離港之後，還會有多關心香港的流行文化？這和海外港人身為移民的身份認同會產生怎樣的互動？早前有幸讀到一篇加拿大研究生徐沛筠的論文發表，談到多倫多港人社群中支持香港偶像組合Mirror的應援活動，也就是多倫多鏡粉的故事，更新了許多我對香港文化如何在海外傳播的思考。 香港的流行文化跟隨港人移民流傳海外，並不是新的現象。記得二十年前我在紐約生活的時候，朋友會去唐人街的影視店一次過租二十盒香港電視劇的錄影帶回家，下班後馬拉松式收看，我就是透過這渠道看完《衝上雲霄》和《九五至尊》的。當年的互聯網網速不太足以支援實時影像播放，網上看電視和電影還未算普及，不過，網上串流和下載流行歌曲則已十分流行。那時候在紐約上班，校園是赫遜河畔的研究所，老闆是來自印度的學者，我用電腦時戴耳機聽的，是香港電台和商業電台的每周歌曲流行榜，同時背上各種身份互不衝突。 雖然看似是延續，但我想同一件事情來到今天，最少有兩點改變。 其一，是今天的流行文化變得部落化，而支持偶像的行為也變得更為參與式。以前的歌影視偶像都是天皇巨星，支持者遠遠的崇拜；現在變得十分分散，每個圈子都有公眾未必認識的偶像，而粉絲和偶像可以變得十分親近。現在許多粉絲甚至在偶像還未走紅之前便會出錢出力協助宣傳，到有朝一日偶像走紅時自己也感到與有榮焉。 對於各種應援活動，我看過不少頗為負面的分析，認為是娛樂工業利用粉絲的熱心，套取免費資源坐享其成。然而隨應援活動越來越多，從以前沉迷日本節目的粉絲無償自製字幕，到今天的應援團會大花金錢在公眾地方買廣告位為偶像慶祝生日，我想我們也有需要從粉絲的角度出發，理解他們為何會樂此不疲。 應援活動的獲得 因為Mirror風潮熱烈，過去兩、三年讀過不少鏡粉研究；徐沛筠的研究因為在多倫多進行，又結合了移民研究的角度，十分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