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剛剛「勝利」閉幕，中國大陸卻接連爆發罕見的抗議示威浪潮。各地群眾不單自發衝擊防疫的設施和關卡，與「大白」們發生肢體衝突，騷動紛起。鄭州更發生富士康工人的反抗，繼後全國多家大學的學生亦互經串連，掀起三十多年來未見的學生運動，帶頭以高舉白紙作為抗議方式。更加有不少地方，抗議者高叫「不自由，毋寧死」，「習近平下台」等口號。連香港也有不少內地來港的學生走出來參與抗議活動，一改過去他們都只是一班盲目愛國的「小粉紅」形象。這連串抗議活動，被稱為「白紙革命」。如此一幅民怨沸騰，烽烟四起的圖像，當非剛好完成永續執政大計的習近平所樂見。然而在內外交困的壓力下，中共竟然只敢私下抓捕勇敢發聲的參與者，卻未見嚴辭反擊，高調壓下這股「反動逆流」，反而急急在各地取消早前嚴苛的「清零」防疫措施，似乎是不想高調地將事情繼續鬧大，不想給人「強力鎮壓」的印象。一時之間，香港高官鄧炳強的嚴防「顏色革命」論反成孤家寡人之調，趙立堅在外交部新聞發報會上長達數十秒的無言以對，竟成鄧炳強最妙的和音。這種不言退讓的「退讓」底下， 大規模的抗議運動似乎暫時偃旗息鼓，但叫停清零政策的目標，似乎已稍見「成功爭取」。雖然中共執政地位絲毫未損，習近平依然可以自我陶醉於他當「人民領袖」的幻覺，但是中共今次懾於群眾壓力而作出戰略退卻，無疑是為日後的民間抗爭打開了一扇窗。抗議浪潮帶前所未有政治色彩其實，把中國民眾都想像成心甘情願馴服於現狀的奴民，基本上是一種錯覺，甚至是為了維穩而刻意散播的假像。因為根據中國社科院自己公佈的數字，中國每年發生的「群體性」事件，過去二十多年來一直都是徘徊在數萬甚至十數萬之間。在習近平上任初期還持續上升，一直至2014年才開始在加大的維穩措施下下降。這些措施包括限制NGO的活動，抓捕維權律師，嚴打上訪，煽動「小粉紅」型的民族主義等。今次「白紙革命」的爆發，一方面是承繼和擴大了這股內部不斷積壓的群眾不滿，但另一方面卻萌生出重要的新意義。其中最突出的是，今次抗議浪潮以跨族群、跨地域、甚至跨階級的方式爆發，而不是過去那種個案形式的抗爭。再者，大城市爆發了集體的公民行動，這些行動直接以人權、自由、民主及公民身份的概念，為抗爭帶來前所未有政治性。當中甚至出現了挑戰地區居民組織在防疫工作上濫用公權力，這雖然尚不是全面的體制改革訴求，但已經說明中共過去十年發展出來的社區「網格化」管控，不但無法消弭，反而加深了人民的不滿。另外，雖然各地學生明顯有串連的舉動，但行動毋須領袖，沒有「大台」，更沒有談判代表，極似香港2019年的「如水」運動。中共剛愎自用令民心生變雖然有一些香港人對於大陸人當年反對抗爭，支持官方鎮壓「黑暴」耿耿於懷，冷言「你哋都有今日」，可是亦見有大陸人聲稱後悔當日的態度，於今方知自由、民言、人權之可貴，覺今是而昨非。究其實，又有多少人真正既是今日的抗爭者，又是三年前真的嘲笑過香港人的「小粉紅」？還是當年他們只是怯於時勢，想支持香港又不敢發聲？事實上，中共這三年剛愎自用的防疫政策，所引起的經濟動蘯和社會衝擊十分巨大，在民心民情的領域產生了質的轉變絕不奇怪。昔日可以盲目地愛國，三年後也可以呼喊習近平下台，皆因「清零暴政」幾乎把每個人都當成專政對象。當你肉身感受過專政權力的任意欺凌，方知人的基本權利可貴，又怎能再自我陶醉於「制度優越」的意識形態迷湯？昔日中共的統治，靠的鼓動群眾的「革命熱情」，人們信仰只要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就可以實現烏托邦式的未來。文革悲劇打破了幻象，暴露了極權統治的殘酷現實。鄧小平就以改革開放，分享經濟發展紅利來穩住人心。青年學生希望政治改革能夠齊頭並進，可是中共專政本色不變，釀成六四悲劇。中共於是放棄舊式極權主義的老套路，不再問「姓資姓社」，讓人們加深迷醉於消費主義，政治上自我麻醉，容讓專政繼續，充分實現哈維爾所言的「後極權主義」。在「後極權主義」之後中國式「後極權主義」只要求人們服從於「大國崛起」的美麗謊言，默認中共以「威權治國」。可是，新冠疫情打破了「後極權主義」的既有秩序。皆因習近平好大喜功，以為單憑黨人意志就可以消滅病毒，不惜犧牲人們的生命安全，破壞社會信任，顛倒生產運作，終於再次暴露出極權主義統治的野蠻本性。於是，「小粉紅」型的新一代可以對當年的「大躍進」 無感，但對中共今日的「防疫大躍進」的荒謬卻不能無動於衷。因為「美麗新世界」的謊言被戮破後，人們即見「1984」的真實慘狀。在「後極權主義」之後，原來是更為可怕的「數碼—生物極權主義」(digital-bio. Totalitarianism)。相對於香港的「時代革命」，「白紙革命」當然是遲來的後起。這兩場運動所即時引起的波瀾，亦不見得會立即帶來改朝換代的果效。然而它們儼然是截洪大霸上兩道連天上衛星都可見的裂痕，說明了眼下的短暫沉寂，也許是未來滔天巨浪的先兆。▌［安徒行傳］作者簡介安徒，文化研究退休教授，專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