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過去三篇在本欄的文章，分別闡述了英式的自由專業傳統如何讓香港戰後走上良政善治的道路。當然，除了公共廣播服務、自由經濟政策和政府審慎理財、以及專業公共管治倫理之外，其他重要的英式自由專業範疇，例如法治與廉政等，也是建構香港良政善治的極重要支柱。熟悉香港的人都知道，這些方面已有不少非常稱職的論述，我毋須在此重覆其中的解釋和道理。 英式的自由專業價值、制度和實踐、在戰後使香港成為相當自由開放的國際大都會。不過，英式的殖民統治並不是沒有大問題的。畢竟，殖民者和被殖者便存在著極不對等的關係。其精英家長式管治既是牢牢抓著公權力不放，也使到絕大部分非英裔香港人缺乏參與政治和公共事務的機會和渠道，包括不容許香港人最終決定香港的命運。 不過，在這篇短文內，我無意詳細討論香港殖民統治的幽暗面。我在此希望提出的，是香港之所以成為國際間一個相當自由開放的大都會，除了得益於那英式的專業管治框架和制度之外，還涉及社會上眾多由下而上作出的努力和爭取。在今期這篇文章和下一期的文章，我會先後根據趙敬邦的《唐君毅與香港》和王耀宗的自傳《華年心緒從頭理——回憶從英殖到中國特區六十年的香港》這兩本著作，簡述戰後避秦南來的中華知識人，以及在香港逐漸成為中西薈萃的都會時成長過來的香港知識人，是怎樣用不同的方式，使香港變得更自由開放和文明。 中華傳統命脈的保存 在這裡讓我先談唐君毅先生。 唐先生是1909年於四川宜賓柏溪出生，是20世紀當代新儒家的大師。唐先生1949年決定離開中國大陸，流亡香港。同年在九龍佐敦碼頭附近與錢穆、張丕介等創辦亞洲文商夜學院。翌年將學院改組成為位於深水埗桂林街的新亞書院。1953年新亞書院成立新亞研究所。新亞書院於1956年遷往土瓜灣農圃道校舍，並於1963年和崇基學院、聯合書院合組成香港政府資助的香港中文大學。唐先生成為中大哲學系講座教授及第一任文學院院長。1969年唐先生出任新亞研究所所長。1974年從中大退休，專注辦理新亞研究所。先生1978年病逝於九龍塘寓所，享年近70歲。在生命中最後的差不多30年，唐先生在香港為現代中華文明的發展和教育作出了重大貢獻。大家如果想詳細了解這位20世紀新儒家大師在戰後香港的耕耘，趙敬邦的《唐君毅與香港》是一本值得一讀的著作。 相信很多讀者都知道，當中國共產黨在內戰的主要戰役中重創了國民政府的軍事力量，眼看共產主義早晚會席捲全國的時候，那些認為這根據西方激進思想指導的革命威權政權，會對中華文明造成不可彌補的破壞的中華知識人，不少選擇了流亡的道路，希望在大陸以外地區進行保育中華文明的努力，在文化花果飄零的局面下，盡力保持中華傳統的命脈，以接上適應現代社會的價值和制度。...

（編按 : 上文提到唐君毅先生1949年避秦南來後，與錢穆先生及張丕介先生共同創辦新亞書院。新亞書院承擔重振文化之大任，為華人建立文化基地，故唐先生於1958年，與張君勱、徐復觀、牟宗三諸先生，共同發表重要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他們大力提倡，應重新肯定中國文化。） ============================== 唐君毅先生認為，為使中國文化重生，故必須重新肯定儒學，這個肯定首先在自由的香港，其後傳到台灣，以及美國，如今講中國文化與哲學，都在這三個地方。論重振中國文化與哲學成就，台灣是否最高，我不無懷疑。但如今台灣，正如過去香港，皆是華人世界中較為自由之地。因此，在台學者可藉此優勢，推動新儒家運動，正如當初唐先生利用香港這個特殊位置，實踐其理想，儘管這個理想與香港本土毫無關係。他似乎沒有思考過，如何運用此思想推動香港文化，因為他認為兩者完全無關。他所思所想，都在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對立與融通，他的中國文化，從完全抽離香港此地之普遍意義上出發。 正因如此，《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文，雖由唐先生起草，並有幾位先生聯署，卻並不完全為當時學者接受，其中反對最力者，莫過於錢穆先生。他堅決不參與，且表明自己並非新儒家。不過這又是另一個問題。這宣言是「在」香港發表，但不是「為」香港而撰寫。在唐先生心中只有大中華，香港只不過是「借來的時間和空間」。 花果飄零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