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周，最矚目的政經要聞為北京兩會結束，習近平第三度擔任國家主席，新一屆領導層悉數為習的親信部屬，鮮有上屆的江派或團派舊人。這個大一統局面顯示，北京將可以在沒有阻力下推行舉國體制，加快研發生產戰略物資，應對美國的封鎖制裁，以及備戰台海。但人民銀行行長一職，仍由具海歸背景並已屆65歲退休之齡的易綱續任，向商界釋出了一絲利好信息——中央為求經濟發展須確保金融穩定。習近平第三度出任黨政軍最高領導人，一身兼黨總書記、國家主席及軍委主席，其管治格局與之前兩屆有何不同？最主要的分別在於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的組成，清一色是習過去十年一力提拔的習家軍，江澤民、胡錦濤等前最高領導人栽培的人選被摒棄，或者擔任無實權的閒職。這個新的人事布局預示，在新的派系逐步形成之前，中國領導層的決策模式，將會走向排除雜音、凡事定於一尊，這種一言堂式運作，最有利於推行舉國體制，即集中全國之力，推進某些戰略領域的發展，但其缺點是缺乏自我糾錯能力，一旦戰略定錯了，就會產生災難性後果。習近平在第二度主政的五年期間，已經流露了強烈的「國進民退」傾向。在經濟、金融、運輸、物流、科技、文化、教育等多個領域，以嚴苛的監管手段壓抑民營企業，銀行貸款則集中於大型國企，許多有活力的民企都被迫躺平。這些企業對於今次兩會釋出的信息非常著緊，聽到習近平在公開講話中稱民企是自己人，都期待新一屆政府能扭轉近數年的政策取向，恢復昔日寛鬆監管、支持民企發展市場的方針，以應對當前嚴峻的經濟危機。境外投資者和媒體中，也有不少有這樣的期待，例如《華爾街日報》便引述商界消息，指新總理李強過去有不少利商言行，他或許可以向習近平進言，推動市場經濟。在這樣的期待聲中，當北京宣布由易綱續任人行行長，而非外界盛傳的以土産經濟學者取代海歸官員，商界人士都視為重大利好信息，《金融時報》報道新一屆政府領袖名單時，便是以此為主軸。由於中國經濟發展出現危機，對外出口大跌，內部消費不振，生產訂單萎縮，待業人口大增，為了解決這些燃眉之急，北京高層不惜放棄「清零」防疫政策，全面催谷國內經濟復蘇，在這個非常時期，新一屆領導層若採取穩定金融、支持民企、吸引外資的一系列政策，暫停國進民退步伐，是非常合理的做法。不過，這種市場主導的做法，只適用於一般的經濟民生領域，並不適用於關乎國家安全或國家發展戰略的領域。隨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加強對中國的經濟封鎖及制裁，北京相信會在多個戰略領域採用舉國體制作強硬應對，所以新一屆政府還未就任，就已急忙改革國務院，因應國家安全及戰略發展領域，成立多個特大部委，加強統籌決策和行政指揮。所謂舉國體制，相信港人並不陌生，以2008 年北京舉辦奧運會為例，不少中國過去完全沒參與沒成績的體育項目，可以傾一國之力選少年人培訓，在短短數年內衝擊金牌，京奧的金牌豐收令決策者和民眾都深信，舉國體制比自由市場更有力，更能夠在短時間內做出好成績。如今，美國對中國實施高科技全面封鎖，不單制裁華為等通訊企業，更勒令西方盟國企業不得對華輸出高端芯片，全力阻止中國發展高端科技，中國將如何應對？以舉國體制來催谷國產芯片的研發及生產，肯定是主要選項，透過外交手段誘使荷蘭、南韓等對美陽奉陰違，以軍事及經濟力量脅迫台積電轉移芯片科技等，則會成為輔助手段，類似的決策取向，在扶植國產新冠疫苗一役上已展示無遺。由於新一屆政府主政人物全是習家軍，對於這些奉國家戰略利益之名出台的大政策，肯定會全速進行層層加碼，不會瞻前顧後自我檢討。以上的分析，大抵解釋了兩會期間北京釋出的貌似矛盾的信息，即一方面強調民企是自己人，要全力穩定金融發展經濟，另一面則加強集權中央，重組部委架構，藉以強化統一指揮。這套其實是兩手抓策略，一手用來抓非戰略領域，可以酌情放權讓利，激活民間動力，另一手用來抓戰略領域，嚴格按習近平統領的黨中央所制訂的戰略，傾一國之力層層加碼全速執行，國企、民企乃至個人，悉數充當棋子，必須為國服務。剩下來的問題是：何謂國家戰略領域？高端芯片、5G通訊、無人機、稀有礦物，這些當然是，那麼，自動汽車呢？人工智能呢？網約交通和物流呢？電影電視劇呢？以研製兩彈一星的國家機制，來管理互聯網科技發展及各種網絡生態，是否合適？除了政治經濟兩手抓的信息，兩會期間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發展是，新公布的軍方人事任命，從媒體相關報道及熟悉中國軍事的評論來看，也是清一色支持對台動武的所謂強硬派，這個人事布局，為一旦決定武力攻台掃除了軍方內部阻力，令台海戰爭的風險上升。最新一期《經濟學人》便以此為封面專題，指台灣問題是未來一段時期中美對峙角力中最重要的熱點，一旦發生錯判令衝突升級，就有可能觸發戰爭，甚至演變為第三次世界大戰，這番立論雖有點聳人聽聞，但絕非無稽之談。台灣總統蔡英文行將訪美，據報將與國會共和黨領袖麥卡錫會晤並發表演說，北京估計會有強烈反應，會否發動另一次圍島軍演，已成為各界關注焦點。▌［ 守望］作者簡介劉進圖生於香港，七零年代入讀善導小學和九龍華仁中學，學會追求良善、自由和責任。八十年代初進香港大學唸法律，思考社會公義。八十年代末加入新聞行業，先後任職於《信報》及《明報》，切身體會「無信不立」、「兼聽則明」。2014年2月遇襲受傷，病榻上總結心願：「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