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周，最矚目的政經要聞來自法庭。香港法院就47名參與立法會初選的泛民人士被控串謀顛覆政權案頒下裁決，除2名不認罪被告因控方證據不足獲判無罪，其餘14名不認罪被告全部罪名成立，連同已認罪的31名被告將於稍後量刑，這項裁決顛覆了外界基於常識常理對顛覆罪的認知。 此外，「六四」35周年前夕，香港警隊進入高度戒備，嚴防一切悼念活動，也具體說明了在國安法治港的新時代，港人已失去在香港悼念「六四」的自由，悼念活動只能轉移到多個海外城市。 47案判決 47人案的裁決令常人難以理解，主要原因有三個，扼要闡述如下： 顛覆新定義 （一）案中被告人被指串謀之事，乃協調參選名單以增加總體勝算，謀求取得立法會半數（35席）以上席位，然後藉否決財政預算案向政府施壓，要求政府答應包括全面普選等五大訴求。這串謀之事即使付諸實行，也只是令政府面對預算案有被否決的政治危機，或要按照《基本法》規定，以之前一年的預算開支維持政府運作，然後解散立法會重新選舉，若重選的立法會仍否決預算案，則行政長官須辭職改選。 這些政治後果雖然嚴重，但全都是《基本法》有明文規定該如何處理的，按常理常識來看，根本扯不上顛覆政權，但裁決摘要卻說：「法庭在考慮過『顛覆』一詞的通常涵義、導致制定《國安法》的社會情況，以及法庭對『國家政權』一詞的理解後，認為《國安法》第二十二（三）條所指的『嚴重干擾、阻撓、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的行為，足可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換言之，法院認為只要立法會過半數議員不與政府合作，不予區別地否決預算案，便是癱瘓議會、嚴重干擾阻撓行政機關履職，便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
要談黑死病（Black death）在英國的影響，就要論及兩段時間，第一次發現是在1348至1350年中世紀時期；另一個時期是1665年，那是查理斯二世（Charles II）統治的時期。什麼是黑死病？中世紀時期醫學水平不高，人們以為是老鼠帶來的疾病，所以黑死病也叫做「鼠疫」。黑死病其實是由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是的，路易士教書時時要查讀音！）引起，原自亞洲。這種病原體透過跳蚤（flea）傳播，老鼠其實只是宿主。患上黑死病的，會淋巴結腫脹、發高燒，皮膚也會因為皮下出血而變黑，故稱黑死病。 第一次瘟疫路易士老師上課時，將有關黑死病的資料給學生時，他們竟然說會否傳染，不知他們是可愛還是無知至此。中世紀的人們面對黑死病也是一頭霧水，殺貓殺狗希望將疫情終止。但黑死病的影響並不只在公共衛生，在中世紀也改變了英國整個經濟結構。經歷過黑死病後， 英國以至歐洲少了三分一至一半的人口，導致工資上漲。倖存的工人意識到由於勞動力短缺，他們可以要求更高的報酬。當人們謀求經濟上的改善，可是理查二世（King Richard II）卻在1377年徵收人頭稅（poll...
跟海外港人聊天，常常聽到一句說話：「我們不是移民，我們是走難」。 這句話的出發點，通常是要和以往那些發財後到海外享受生活的人區分起來，強調移居者是在不情願的情況下離開香港。這句說話在不同圈子有不同解讀，也聽過不少人表示不喜歡，認為這樣說會貶低真正流亡海外、在社會最邊緣等待庇護審批的那群港人。 到底誰是難民？這條問題確實不易回答，而且越來越難回答，而這點在過去數年更成為許多港人生命中無法迴避的困難。 表面上，難民在國際公約已有標準。二次大戰結束後，盟國自持為自由之師，既要面對納粹時期的大屠殺和難民潮，又有冷戰興起後由鐵幕國家逃到西方的逃亡潮，帶來了難民權益和援助的制度化。按照1951年訂定的「日內瓦公約」，難民被定義為「具有正當理由而畏懼，會因為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團體的成員身分或政治見解的原因受到迫害，因而居留在其本國之外，由於其畏懼，不願接受其本國保護的任何人」，應受國際社會保護。 香港與難民 現實上，自公約訂立以來，「誰是難民」就是一條很難回答的問題，而這點在九七前的香港已是第一現場。1975年越戰結束後，越來越多越南人乘船來到香港，英國政府更在1979年把香港列為「第一收容港」。到2000年最後一個難民營關閉時，香港曾接受多達二十萬越南船民。隨著人數增多，港府曾推出「甄別政策」把受迫害者和經濟移民區分開，後者遣返越南。當時有電台廣播向前往香港的船民說明政策，起始「北漏洞拉」的音節更成為當時港人對越南人的謔稱。 來到近年，又有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特別是南亞地區的庇護呈請者來到香港。由於等候核實身份的輪候時間漫長，部分會打黑工為生，坊間出現「假難民」的說法，傳媒往往以刻板印象對待。當年見到這些所謂報道，總擔心會否「他朝君體也相同」，有一日港人自己變成難民，要面對敵對的庇護申請環境。 很不幸，在2019年後，真的出現了來自香港的庇護呈請者，跑到台灣和歐美尋求協助。在英國，由於當地本身已有大量來自其他地區的呈請積壓個案，港人到達後往往要等候兩三年才能得到核實身分的機會。也是基於壓力，當地政府對輪候者的支援十分有限，例如每星期只有約50英鎊的生活費，而且法例規定不可以打工自食其力。聽過不少港人個案在英國過得十分刻苦，主要靠港人救援團體的幫助才能撐下去。有時在網上見到某些移英港人埋怨在英國要「交重稅養難民」，有點擔心那些港人庇護呈請者見到這些評論會有何感想。...
現代政治的一個主流論述，是政權的正當性得建基在「公民同意」之上。「公民同意」的理據，簡要說來是這樣的。政府之所以有權作出強制性的集體決定，例如立法、制定政策、推行政令，是因為政治社群中的個人，為了有穩定的秩序，讓大家和平共存，便得在社會上實施集體而共同的規範使大家遵行，以避免沒完沒了的衝突、糾紛、緊張失序等無政府狀態。大家因此同意，放棄部分個人與生俱來的自由，並推舉一些人有權去行使公權，掌管公職，以便公正地保障社群各成員的安全和促進社群的福祉，制定法律和規範性措施，以應付集體所面對的問題和挑戰。 社會契約論根據這種看法，正當政權的建立，正是從這基礎引伸出來的。社群中的每一個成員據此同意服從政府為集體所作的決定，並承認其權威和公權力。我們一般稱這種說法為社會契約論。社會契約論把政權的公權力及其權威建基在「公民同意」之上。但是，假如政府未能履行社會契約中的要求，公正地保障公民的安全、生命、財產、權利等等，公民便沒有義務繼續服從政府，嚴重者公民更有反抗的權利，革掉暴政的命。社會契約論處理的根本政治課題是多樣而繁複的。有關的哲學和理論論述更是博大精深，是任何想認真了解現代政治的學人必須好好地去鑽研。我這篇短文，自然無法對這些課題和論述觸及於萬一。有留意西方現代政治思想發展的讀者大概都知道，與社會契約論有關的幾位最重要的經典理論家，是英國的Thomas Hobbes和John Locke，以及法國的Jean-Jacques Rousseau。不少論者認為，這理論開啟了現代政治的範式（paradigm），因為人類政治的重點，從此由集體轉向個人，以個人同意、權利、自由等為公權力和政治權威正當性的根據，取代了以前的君權神授論的基礎，也把優良管治的要求，從追求至善的社會，轉移到個人自由和權利的保障，從而開創了現代個人主義式的民主自由政治的格局。 「公民同意」是否必須？對於社會契約論中「公民同意」的一個直接而重要的批評，也許可以簡述如下：假如政權能有效地為政治社群帶來穩定和秩序，使各成員和平共存，遵守共同的規範，避免沒完沒了的衝突、糾紛、緊張失序的無政府狀態，那麼，「公民同意」是否必須的呢？就算「公民同意」在正當政權的建立中是可取的，但「公民同意」是否唯一的正當政權的根據？對上述這些問題的思考，讓我們看看18世紀蘇格蘭的重要思想家David Hume在他的名著 Of the Original Contract (〈關於原初契約〉)...
德國清朝，皆亡於癫佬希魔和癲婆慈禧之手。危城癲臣，把意圖等同癲覆國家；蟻民為求保命，急忙解釋意圖…… 移民的意圖，不是使危城稅收減少，而是想身居外地，等候癲臣以高薪搶人才。 賣樓賣股，並非意圖推冧樓市股市，而係跟風搭超人的順風車，希望可以減少損失。 本月四號燃點蠟燭，不是意圖悼念逝者，而是希望大家，毋忘日治時期，每人每天只得６兩４糙米的苦日子。 去日本旅行，沒有媚日的意圖，只是想順道去靖國神社門口，疴一篤尿。 ...
過往寫作題目，從旅遊文章至近年時務政論，反映世態速變，見證苦難之時，連「節日快樂」亦難以啟齒，遑論談吃喝玩樂，寫作心境隨經歷變遷。記得有讀者見我寫文方向改變，或因見解不合，屢次留言，一時如僧伽說佛勸回頭是岸，一時動之以情嘆懷念昔日文章。然而我過去文字取態鮮明，若讀者後來才感變化，乃因當初未曾相識。虛心聆聽，是為美德，如文中理據有誤，觀點不清，得讀者指點，總願受教。然若涉立場主張，觸及核心底線，又或人身攻擊，強辭奪理，則寧堅守原則，拒絕迎合。願文字久存文始於興，若非所喜所好，焉能下筆？隨心而行，方能穩守平和，不為外物所動。時或吃力不討好，仍願留下書寫，皆因創作及研究過程自得其樂，遂能堅持探索。若有讀者共鳴，更屬萬幸。要知事情是否心之所動，不妨反思，若無利益或讚賞，還能甘心做事？一味追逐讀者喜怒，又或盤算商業所得，只管奉承，忽視內在動力，萬一外因離去，寫作之志豈不盡失？經年累月，近日重新動筆撰書旅遊主題，不慕風花雪月，但記途中感悟，願文字久存，以啟讀者之思。致力行文精煉，文白相間難免，僅求用詞確切，避用生僻字句。此文風昔日常見，非筆者所創，粵語古字多，諳者明白不難。斟酌用字造句，視之為練習挑戰，筆者亦能樂在其中。固心志，守文風，由心而發，始能保有動力。時刻內省，願亂世中不落俗套，免隨波逐流。 照片：印度恆河，與鹿野苑日月山法輪寺的僧人前往恆河做法事，攝於 2002 年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