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渺渺，水茫茫。征人歸路許多長。 相思本是無憑語，莫向花箋費淚行。 若然不是一個流亡者，我不會知道一張證件重要至此。 在我透明的手機殼背後，就放著一張回鄉證。這是我在中學時期還會跟隨家人到中國探望親戚時辦理的。本來在2019年的運動之後，已再無到訪中國的理由，回鄉證亦早已被我棄置於家裡某個角落。 現時隨身攜帶回鄉證的原因，是為了方便在出入場所或購物時證明年齡。在一堆身份證明文件之中，除了回鄉證，我已別無他選。因為在英國邊境提出政治庇護申請後，我的護照亦隨之被政府扣留，直至審查結束才能取回。 本來被扣留香港護照，我還可以選用香港身份證，或由英國政府發放的ARC卡。若以通俗的角度理解ARC卡，可當成是一張行街紙，是申請庇護期間的身份證明。不過當有次我沒有當心的獨個走在英國街頭時，我的背包被翻開，香港身份證連帶卡套被偷取。雖則早已聽聞這邊盗竊猖獗，但遺失那刻難免慌張。隔了半响，才記起自己已經不能再回到香港，故身份證其實也早已失去它入境香港的用途。想著又泛起一陣心酸，不知是否不幸中之大幸。...
過去一周，較矚目的政經要聞包括：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返回杭州，被視為北京與商界民企修好的徵兆；國務院公布新版工作規則，突顯唯習近平獨尊的指導方針，刪除了工作信息須透明的原有規定；大量內地客湧往香港，令兩地文化差異引發的分歧與衝突，充斥兩地網上空間，特區政府據報正醞釀立法，禁止內地人與香港人之間的「族內歧視」。 馬雲現身內地 本周一，馬雲現身內地的報道，佔據了不少媒體的顯要位置。率先披露這信息的媒體，一個是馬雲的阿里集團旗下香港《南華早報》，另一個是阿里巴巴大本營杭州當地具影響力的《科創板日報》。前者刊出了一張馬雲在阿里巴巴總部大樓的一個大露台上與員工喝茶聊天，並報道馬雲到他有份創辦的雲谷學校訪問，與學生暢談人工智能對教育的挑戰，後者則引述網友，刊出了一段在杭州文一路隧道內拍到的馬雲與友人坐在一輛豐田汽車內的短片，並引述阿里巴巴集團，證實車內人士分別為馬雲、集團首席執行官張勇及資深副總裁邵曉鋒。 此外，《華爾街見聞》引述雲谷教育微信公號說，馬雲對學生表示，「ChatGPT這一類技術已經對教育帶來挑戰，但是ChatGPT這一類技術只是AI時代的開始。我們要用人工智能去解決問題，而不是被人工智能所控制，雖然人的體力、腦力比不過機器，但機器只有『芯』，而人有『心』。」他說，「工業時代是知識驅動，知識的競爭；數字時代是智慧驅動，是創造力和想像力的競爭，是領導力、擔當力、責任的競爭，是獨立思考的競爭。」 馬雲返國的信息之所以引起廣泛關注與報道，是因為他過去一年長期旅居在日本，又在泰國、澳洲、以色列、斐濟等地現身。彭博通訊社不久前才發表報道，引述消息人士稱，馬雲婉拒了內地官方讓他回國提振士氣的邀請，理由是自己已淡出阿里巴巴集團，集團沒有他也會發展良好，他要專注考察國際上先進的農業經驗。彭博這段報道，香港主流媒體也有採用，誰知報道剛刊出不久，馬雲便現身杭州，令外界意會事態並不尋常。 不少內地媒體在報道馬雲現身杭州時加上一個詮釋的角度，就是這次馬雲回到內地，反映習近平領導的新一屆政府重視與商界的貢獻，會提供良好環境予民企發展。這個詮釋有一個特殊背景，去年馬雲曾高調批評金融監管黨局思想狹隘，其後阿里分拆金融業務螞蟻集團上市雖獲監管批准仍遭緊急煞停，不單阿里集團受調查及處分，還牽引出一場監管風暴，多家互聯網巨企遭整頓，之後馬雲便淡出阿里集團管理，並自我放逐長居海外。在這樣的背景下，他返回內地與阿里高層會晤釋出的信號，就是中國領導層已拋下前嫌，預備與阿里及一眾科網民企重修舊好，藉此促進經濟發展擺脫經濟困境。...
最近AI聊天機械人大行其道，甚至聽聞有人要每天晚上跟他（或她或牠或它）傾上好幾句才能安心瞓覺。問題是，你願意把這些私密對話，長久保存在手機嗎？ 如果答案是不願意，那就請繼續看此文。 目前在香港最流行的聊天機械人大概有兩個：OpenAI的ChatGPT及Poe。早期登記的用家大多用ChatGPT，但後來有不少用家用Poe，貪其不需要翻牆及使用外國SIM卡。 一，ChatGPT的對話 清除聊天記錄的方法一句講晒，手機介面在左上方的菜單圖示（或桌面介面在左方底部），選Clear conversations，即能清除所有之前的對話。 二，Poe的對話...
編按 : 破土除了有固定的作者專欄，亦歡迎讀者投稿分享。這次，我們有香港勞權監察總幹事蒙兆達====================================2013年3月，香港爆發持續40日碼頭工潮。十年回首，總結是次香港自1960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工潮抗爭，對今天的香港到底有何意義？時移世易，如今職工盟解散，李卓人在囚，留下來的工會被嚴密監控，公民社會空間大幅收窄，很多人會慨嘆，如此大規模工潮抗爭，此情或已不再？半年的艱辛蘊釀可是，碼頭工潮的經驗告訴我們，空間愈是收窄，愈需要我們做好扎實的組織工作，靜待時機出現。在此次工潮爆發前，其實工人已嘗數次策動罷工卻未能成功。當年貨櫃碼頭猶如獨立王國，工人的工資長期受壓，職安健欠缺規管，甚至連工傷意外消息亦被封鎖。槍打出頭鳥，誰夠膽站出來為工人申訴，隨時會遭受報復解僱或懲罰性停工。雖然行動經歷了數次「滑鐵盧」，但工會和組織者沒有就此放棄，而是將全副心力加強底層的組織工作。工會招募了學生義工，每星期最少兩至三次，不斷落區接觸工人，暗地裡舉辦聚會，發掘積極份子。這些不起眼的組織工作，在璀燦奪目的工潮爆發前，一直持續長達半年時間。如沒有經過這些事前的艱辛蘊釀，很難想像怎可促成日後的工潮大爆發。不過，也不得不承認，單憑數百位碼頭外判工人之力，面對亞洲華人首富，雙方實力確是相當懸殊。扭轉局勢的關鍵，全因碼頭工潮曝露了香港長期由財團把持壟斷的深刻社會矛盾，一石激起千重浪，成功喚起了市民敵愾同仇的階級認同，激起廣泛的社會支援。最明顯的例子是，工潮期間成立的罷工基金，獲市民熱烈捐獻，成功籌得接近900萬元，成為罷工曠日持久的強大後盾；學運份子聯同工人代表，組織講解團深入社區、學校進行演講、籌款；社運活躍份子出版通訊，向工人及市民報導工潮最新動態；更有市民自發發動杯葛行動，以消費者運動向財團旗下零售業務施壓；來自荷蘭、澳洲的碼頭工會代表，千里迢迢前來香港聲援，並向於當地也有經營碼頭業務的資方施壓。迅速地，單一行業的工潮事件演化成了一場具廣泛意義的社會運動，更有學者將此視作「社運工會主義」(social movement unionism) 的研究案例。香港市民權利意識的成長如今獨立工運陣營被瓦解分散，已無從前規模、人手和資源，工人要發動大型工潮對抗財團剝削，肯定比以往更形困難。要突破這種工人被孤立的局面，實有賴於社會上關注勞工的活躍份子，從周邊形成支援網絡，透過消費者運動、社區連結等不同介入方式，作為支撐工運的媒介。歷史上，這類專制國家下的工運經驗，並不罕見。例如在1980年代韓國軍政府統治時期，組織工會被視為非法活動，不少教會、學運份子在支援工人反抗方面，便發揮了關鍵角色。從更寬闊的視野來看，接連發生在同一時期的多場香港社會運動，包括：反對菜園村清拆運動（2008）、反國教運動（2012）及碼頭工潮（2013）等，儘管關注議題各自不同，均反映了香港市民權利意識成長的重要發展階段。在是次碼頭工潮之中，有一點經常被忽略，其實工人不單止要求合理加薪，更是十分著緊爭取工會的承認權。由於此一訴求不被接納，他們更曾一度考慮拒絕資方的方案。奈何工潮持續已達40日，礙於現實生活壓力，眼見參與人數下降，勞方幾經掙扎最後只好同意接受方案。工人代表當時臉上流露的失望表情，至今我仍歷歷在目。香港的財團深明權力就是金錢的道理，只有牢牢抓住權力，才能完全控制資源分配的規則。因此，資方在工潮最後階段，縱使願意將薪金調整至接近工人期望的雙位數，對於與工會作任何形式的集體談判，仍然堅決一步不讓。放在香港今天的政治大環境，統治階層拒絕與升斗市民分享權力，背後原因其實同出一轍。抗爭的記憶與承傳不過，碼頭工潮的經驗正好告訴我們，當權者不可能永遠壓止民眾改善生活的訴求，這些源於生活被剝削的憤怒，或遲或早會轉化為爭取確立民眾權力的呼聲。即使在中國大陸，面對中國政府如此嚴密的社會控制，被壓迫的民眾仍然能夠尋得反抗缺口。去年年底在中國多個城市爆發的白紙運動，群眾快速蔓延的抗爭浪潮，便成功迫使當權者讓步放棄了嚴苛的清零政策。猶記得職工盟在解散宣言中留下了這一句：「有矛盾，就會有對立。有壓迫，就會有鬥爭」。當初碼頭工人代表跟我說，他們決定站出來反抗的一刻，最能鼓舞他們的，不是組織者講的什麼大道理，而是數年前發生的一次扎鐵工潮。香港碼頭罷工發生後不久，由同一集團於深圳鹽田港經營的碼頭在同年九月爆發工潮，近千工人罕有發起罷工，要求加薪和改善待遇。受壓迫者會互相學習反抗模式，抗爭的記憶因此便得以承傳。每一次重要的工潮事件，都有可能造就下一場發生於不同時空的勞工抗爭。回顧香港過往走過的民主路，不也是一樣嗎？反廿三條立法後有雨傘運動，雨傘後又有更大規模的反修例運動。曾經發生於我城的民主抗爭，會成為這個城市的集體記憶，留下的足跡不會就此磨滅，後來者必定會繼續受到鼓舞，從中尋得他們所需的力量和勇氣。 ...
有人問，在英格蘭做言語治療師，是否比在香港舒適？會準時收工？不會寫報告寫到手軟？ 我的答案是：時間安排和作息的確是比香港人性化，也準時收工，但報告和文書工作不會少（其實要求可能更嚴緊、量會更多）。 或許曾做助人專業的香港朋友，如教師、心理學家、治療師也會有類似的感覺，就是這兒高舉對受助人的權利，所以若未完全理解這兒的人本想法，做教師、教學助理或入校的專業支援同工，想必會對接觸的SEN兒童/青少年心存畏懼，交流和教導期間步步為營。不過，若能不太快對有身心障礙的學童下結論，一步一腳印，讓SEN學童/青少年因我的同行體現作為一個人的權利和價值，不僅得到彰顯也能被真正看重，那種畏懼感自然會減少，工作亦能更投入。 於我，從少年人的反應中，我學到的更多。我或許透過不同的實證方法，有條理地提升他們這樣那樣的溝通技巧；但學生言行給予我的，有時更是有著醍醐灌頂的感受。 勇敢說不 還記得一位同學T，祖家是非洲一多難之邦。10來歲、沒有口語能力的自閉和過度活躍症兒，更是從小就跟家人以難民身份來到英國，接著住過不同的寄養家庭，也經歷創傷。T在這寄宿學校已有幾年時間，非常喜歡跟人互通，與他做訓練不愁冷場或欠缺反應。不過，相處了兩個月，發覺T雖然用其輔助溝通軟件（Alternative...
春分已過，慢慢日長夜短。雖然今年三月初聖奧本斯仍下雪，但相信冬天不再。和香港不同，在此可體驗四季變化。枯萎樹枝漸漸出現嫩葉；洋水仙、櫻花、油菜花、藍鐘花和各種春花陸續綻放。田野是青綠色，加上不同顏色的花朵，大自然的生命力如斯展開：世界仍是美好的，仍是有希望的。 ▌［相印集］作者簡介...
第三封信下篇明慧，回港後，我展開人生中唯一一次的中環生涯，做了一位四料議員的私人助理，參加很多政治活動，協助籌劃立法局及政治團體的規章草擬，在競選區議會時上門洗樓。一段時間後，我發覺這與我本性不符，自覺在這方面貢獻不大。當時的那位法律界議員問我「Democracy」是否由希臘哲學家Democritus 而來，她何以有此一問？她說因為兩者發音相近。由此小事，你就知道這位法律界議員的文化水平何在。我少年時代的香港有著很大的自由度，但教育制度內一直刻意貶抑人文學科的重要，對文化、歷史、藝術等，教學上都沒有給予特別資源，大學或是中學亦不鼓勵人們選讀這些科目。對人文學科有興趣的都只能自學，你會見到香港人的歷史感和在藝術知識方面等都是貧乏的，一如我由建築系轉讀哲學時很多人都大惑不解，何以捨棄頂尖又易搵食的建築系而轉讀無聊又無用的哲學呢？到今天為止，大陸仍然相信香港以商業為首，賺錢至上。維持香港制度不變，「馬照跑，舞照跳」正是描述香港只顧賺錢的享樂主義，文化方面完全欠奉。儘管我不認同香港是文化沙漠，因為早期從大陸逃亡來的文人，導演、作家、哲學家等的文化人為數不少，而且很有份量，但香港本土出生的一代就甚少受到人文學科的栽培。當時社會也有些文社團體，但都只是散漫組織，年輕人搞搞讀書會、寫寫歪詩、念念新詩，情況在60至80年代之間都很普遍，直至97問題出現為止。97回歸97回歸問題出現，香港同時有了新方向，有了新的身份認同，我對文化中國亦有了新的理解。金庸筆下的文化中國，印證了我們嚮往的大陸，長城、錢塘江、臨安、懸山寺、長白山、峨嵋山、大漠、絲綢之路以至成吉思汗、鐵木真和全真七子等等的地方及人物，都讓我們對文化中國有著無限憧憬，作為「香港中國人」，我們終於可以歸去！香港由鴉片戰爭開始的百多年強暴式殖民統治終於完結，理應是何等令人興奮。然而，現在我才理解到，那只是羅湖橋外的隔膜所做成的錯覺，我們這代人，對中國大陸的期望、盼望、失望，到今天的絕望。相比大陸開放後曝露的極權問題，台灣1986年戒嚴令解除，民進黨建黨，公民社會起步，慢慢演變全民投票選總統的民主制度。相對而言，香港無異是得天獨厚的，這裡是當時全球華人地區最自由的土地，擁有英國殖民地給予的法治基石，這些空間是台灣和大陸所沒有的，回歸就是擁有文化中國的中國人身份。我們滿懷希望中國開放改革，經濟慢慢變好，政治慢慢民主自由化，慢慢接受西方的思想價值。我在外國接受自由開放的教育，擁抱西方自由主義精神，多元文化和全球化體系的理念，期盼在80年代到2047還有五十多六十年，香港會如寫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擁有民主、開放、自由的制度，我們相信自己有能力管理自己。我們這一代的知識份子置身歷史洪流，不相信歷史決定論，相信創造和參與。和其他民主改革的朋友一樣，相信在香港推動民主運動是我們的公民責任，同時相信民主救中華是正確路線。遺憾的是，這些只是我們一廂情願的主觀良好意願。我們那時根本不懂得共產黨，不明白香港人只是有利用價值，我們追求民主自由只是水中之月。第一份在香港的教學正職浸會學院的教席是我從台灣回港後的第一份正式教職。求職信寄出一個多月後，我得到謝志偉校長的約見，浸會當時正為升格大學而作出改革準備，他們同時邀請了香港大學語言學羅德教授（Robert Lord）過檔組新班子，這是我教學生涯中最重要的時光，我當然全力以赴。浸會在未升格前隸屬基督教浸信會，由於有宗教團體背景，聘請非基督徒有一定困難，校長囑咐我低調處理非基督徒的身份，我只有唯唯諾諾的點頭。謝校長讀過我現在收錄於《人文與通識》的「我為什麼不是基督徒？」所以約見我。這問題最早來自英國哲學家羅素，他出世時就領洗了，後來脫離教會便被問到為什麼不是基督徒。當年訪問我的記者有此一問，我說這個問題不需回答，因為問題如「我為什麼不是佛教徒？」、「我為什麼不是回教徒？」等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我從來對宗教有很大的疑問。 亞里士多德的教育理想：如何成為自由人和好的公民 在浸會期間，我有幸參與建立浸會大學人文學科學位的工作，我對此感到非常驕傲。香港的大學教育一直以來都是獨立成科：英國文學、中國文學、中國歷史、西方歷史、語文以至哲學都各自分類，文史哲各有範疇。我常常不禁一問，為什麼讀莎士比亞就不能認識李白杜甫？為什麼讀《紅樓夢》就不可以讀但丁《神曲》？英殖時期硬要把文學分為英國文學、中國文學，至於俄國文學、德國文學又要翻譯成英文放在比較文學中來讀？其實它們全都是文學，為什麼不能歸類為一呢？我們常常說的文科「ARTS」，其實與藝術（ART）無關。這字源自拉丁文ars、artes，是「方法」的意思，是從亞里士多徳的教育思想引申出來，是我們如何由無知狀態解放出來理解這個宇宙的方法。「artes liberales」指的是成為自由人參與公民生活至關重要的主題或技能，亞里士多德的Humanity是要理解「人之為人」。藉著對Humanity的重新思考，我們構思可否在傳統文科中有一個綜合課程？這成了我當時的任務，我和羅德教授思考了很多課程的可能性。可惜，提交兩次到香港學術評審局HKCAA（現為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都不成功，得來的回覆是沒有市場價值（marketability），沒有僱主會願意聘用這些畢業學生的。每次失敗後，我和羅德教授兩人都會沮喪地找個地方靜靜的喝杯咖啡再商討，屢敗屢戰，重新思索如何把課程定位，如何制定及推銷。第三年，我們終於成功了！我們提出的新課程一直都被認為畢業生是沒有僱主想要聘用的，但究竟如何證明僱主是不會聘用他們這回事呢？每年大學畢業的同學，除了一些專門的學科，如會計、建築及律師等專業，很多工作都與他們修讀的本科不相干。銀行家不一定在大學讀工管系；政府的AO、EO都不一定是唸行政。換句話說，大部分工種聘用的都不是專業人員，市場上仍有很多非專業學科的畢業同學進入職場。因此，最妥當的方法就是問問僱主想請甚麼人，我們想出個方法，做一次市場調查，研究一下僱主究竟想聘用哪些人？我們找來專人設計問卷，提出僱主會否聘用懂中西文化、懂邏輯思考，具有政治關懷，對世界認識的這些畢業生？這次一舉成功。老實說，修讀本科的同學，如果不是做相關工作，三兩年後必定把所學忘得一乾二淨，新課程的訓練足夠讓這些同學應付世界變化，今次得到當時考評局的高度評價，綠燈開通了。這個綜合人文學科是雙語課程，在傳統歷史及哲學之上混合了新元素，其中一個特色是寫作，這在職場上非常管用，而我作為整個課程的策劃者，更是非常興奮。可惜課程開始後，學院委派了一名美國學者負責，雙語變成了英文及法文，而不是英文及中文，這令我非常失望。而另一個令我不快的原因就是聘用人選的問題，我和校長激烈討論，究竟是聘用外國學者還是培育本地人才？當時一位應徵者是位中文大學哲學博士，非常難得，為什麼我們不能給予這年輕學者機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