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AI聊天機械人大行其道，甚至聽聞有人要每天晚上跟他（或她或牠或它）傾上好幾句才能安心瞓覺。問題是，你願意把這些私密對話，長久保存在手機嗎？ 如果答案是不願意，那就請繼續看此文。 目前在香港最流行的聊天機械人大概有兩個：OpenAI的ChatGPT及Poe。早期登記的用家大多用ChatGPT，但後來有不少用家用Poe，貪其不需要翻牆及使用外國SIM卡。 一，ChatGPT的對話 清除聊天記錄的方法一句講晒，手機介面在左上方的菜單圖示（或桌面介面在左方底部），選Clear conversations，即能清除所有之前的對話。 二，Poe的對話...
編按 : 破土除了有固定的作者專欄，亦歡迎讀者投稿分享。這次，我們有香港勞權監察總幹事蒙兆達====================================2013年3月，香港爆發持續40日碼頭工潮。十年回首，總結是次香港自1960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工潮抗爭，對今天的香港到底有何意義？時移世易，如今職工盟解散，李卓人在囚，留下來的工會被嚴密監控，公民社會空間大幅收窄，很多人會慨嘆，如此大規模工潮抗爭，此情或已不再？半年的艱辛蘊釀可是，碼頭工潮的經驗告訴我們，空間愈是收窄，愈需要我們做好扎實的組織工作，靜待時機出現。在此次工潮爆發前，其實工人已嘗數次策動罷工卻未能成功。當年貨櫃碼頭猶如獨立王國，工人的工資長期受壓，職安健欠缺規管，甚至連工傷意外消息亦被封鎖。槍打出頭鳥，誰夠膽站出來為工人申訴，隨時會遭受報復解僱或懲罰性停工。雖然行動經歷了數次「滑鐵盧」，但工會和組織者沒有就此放棄，而是將全副心力加強底層的組織工作。工會招募了學生義工，每星期最少兩至三次，不斷落區接觸工人，暗地裡舉辦聚會，發掘積極份子。這些不起眼的組織工作，在璀燦奪目的工潮爆發前，一直持續長達半年時間。如沒有經過這些事前的艱辛蘊釀，很難想像怎可促成日後的工潮大爆發。不過，也不得不承認，單憑數百位碼頭外判工人之力，面對亞洲華人首富，雙方實力確是相當懸殊。扭轉局勢的關鍵，全因碼頭工潮曝露了香港長期由財團把持壟斷的深刻社會矛盾，一石激起千重浪，成功喚起了市民敵愾同仇的階級認同，激起廣泛的社會支援。最明顯的例子是，工潮期間成立的罷工基金，獲市民熱烈捐獻，成功籌得接近900萬元，成為罷工曠日持久的強大後盾；學運份子聯同工人代表，組織講解團深入社區、學校進行演講、籌款；社運活躍份子出版通訊，向工人及市民報導工潮最新動態；更有市民自發發動杯葛行動，以消費者運動向財團旗下零售業務施壓；來自荷蘭、澳洲的碼頭工會代表，千里迢迢前來香港聲援，並向於當地也有經營碼頭業務的資方施壓。迅速地，單一行業的工潮事件演化成了一場具廣泛意義的社會運動，更有學者將此視作「社運工會主義」(social movement unionism) 的研究案例。香港市民權利意識的成長如今獨立工運陣營被瓦解分散，已無從前規模、人手和資源，工人要發動大型工潮對抗財團剝削，肯定比以往更形困難。要突破這種工人被孤立的局面，實有賴於社會上關注勞工的活躍份子，從周邊形成支援網絡，透過消費者運動、社區連結等不同介入方式，作為支撐工運的媒介。歷史上，這類專制國家下的工運經驗，並不罕見。例如在1980年代韓國軍政府統治時期，組織工會被視為非法活動，不少教會、學運份子在支援工人反抗方面，便發揮了關鍵角色。從更寬闊的視野來看，接連發生在同一時期的多場香港社會運動，包括：反對菜園村清拆運動（2008）、反國教運動（2012）及碼頭工潮（2013）等，儘管關注議題各自不同，均反映了香港市民權利意識成長的重要發展階段。在是次碼頭工潮之中，有一點經常被忽略，其實工人不單止要求合理加薪，更是十分著緊爭取工會的承認權。由於此一訴求不被接納，他們更曾一度考慮拒絕資方的方案。奈何工潮持續已達40日，礙於現實生活壓力，眼見參與人數下降，勞方幾經掙扎最後只好同意接受方案。工人代表當時臉上流露的失望表情，至今我仍歷歷在目。香港的財團深明權力就是金錢的道理，只有牢牢抓住權力，才能完全控制資源分配的規則。因此，資方在工潮最後階段，縱使願意將薪金調整至接近工人期望的雙位數，對於與工會作任何形式的集體談判，仍然堅決一步不讓。放在香港今天的政治大環境，統治階層拒絕與升斗市民分享權力，背後原因其實同出一轍。抗爭的記憶與承傳不過，碼頭工潮的經驗正好告訴我們，當權者不可能永遠壓止民眾改善生活的訴求，這些源於生活被剝削的憤怒，或遲或早會轉化為爭取確立民眾權力的呼聲。即使在中國大陸，面對中國政府如此嚴密的社會控制，被壓迫的民眾仍然能夠尋得反抗缺口。去年年底在中國多個城市爆發的白紙運動，群眾快速蔓延的抗爭浪潮，便成功迫使當權者讓步放棄了嚴苛的清零政策。猶記得職工盟在解散宣言中留下了這一句：「有矛盾，就會有對立。有壓迫，就會有鬥爭」。當初碼頭工人代表跟我說，他們決定站出來反抗的一刻，最能鼓舞他們的，不是組織者講的什麼大道理，而是數年前發生的一次扎鐵工潮。香港碼頭罷工發生後不久，由同一集團於深圳鹽田港經營的碼頭在同年九月爆發工潮，近千工人罕有發起罷工，要求加薪和改善待遇。受壓迫者會互相學習反抗模式，抗爭的記憶因此便得以承傳。每一次重要的工潮事件，都有可能造就下一場發生於不同時空的勞工抗爭。回顧香港過往走過的民主路，不也是一樣嗎？反廿三條立法後有雨傘運動，雨傘後又有更大規模的反修例運動。曾經發生於我城的民主抗爭，會成為這個城市的集體記憶，留下的足跡不會就此磨滅，後來者必定會繼續受到鼓舞，從中尋得他們所需的力量和勇氣。 ...
有人問，在英格蘭做言語治療師，是否比在香港舒適？會準時收工？不會寫報告寫到手軟？ 我的答案是：時間安排和作息的確是比香港人性化，也準時收工，但報告和文書工作不會少（其實要求可能更嚴緊、量會更多）。 或許曾做助人專業的香港朋友，如教師、心理學家、治療師也會有類似的感覺，就是這兒高舉對受助人的權利，所以若未完全理解這兒的人本想法，做教師、教學助理或入校的專業支援同工，想必會對接觸的SEN兒童/青少年心存畏懼，交流和教導期間步步為營。不過，若能不太快對有身心障礙的學童下結論，一步一腳印，讓SEN學童/青少年因我的同行體現作為一個人的權利和價值，不僅得到彰顯也能被真正看重，那種畏懼感自然會減少，工作亦能更投入。 於我，從少年人的反應中，我學到的更多。我或許透過不同的實證方法，有條理地提升他們這樣那樣的溝通技巧；但學生言行給予我的，有時更是有著醍醐灌頂的感受。 勇敢說不 還記得一位同學T，祖家是非洲一多難之邦。10來歲、沒有口語能力的自閉和過度活躍症兒，更是從小就跟家人以難民身份來到英國，接著住過不同的寄養家庭，也經歷創傷。T在這寄宿學校已有幾年時間，非常喜歡跟人互通，與他做訓練不愁冷場或欠缺反應。不過，相處了兩個月，發覺T雖然用其輔助溝通軟件（Alternative...
春分已過，慢慢日長夜短。雖然今年三月初聖奧本斯仍下雪，但相信冬天不再。和香港不同，在此可體驗四季變化。枯萎樹枝漸漸出現嫩葉；洋水仙、櫻花、油菜花、藍鐘花和各種春花陸續綻放。田野是青綠色，加上不同顏色的花朵，大自然的生命力如斯展開：世界仍是美好的，仍是有希望的。 ▌［相印集］作者簡介...
第三封信下篇明慧，回港後，我展開人生中唯一一次的中環生涯，做了一位四料議員的私人助理，參加很多政治活動，協助籌劃立法局及政治團體的規章草擬，在競選區議會時上門洗樓。一段時間後，我發覺這與我本性不符，自覺在這方面貢獻不大。當時的那位法律界議員問我「Democracy」是否由希臘哲學家Democritus 而來，她何以有此一問？她說因為兩者發音相近。由此小事，你就知道這位法律界議員的文化水平何在。我少年時代的香港有著很大的自由度，但教育制度內一直刻意貶抑人文學科的重要，對文化、歷史、藝術等，教學上都沒有給予特別資源，大學或是中學亦不鼓勵人們選讀這些科目。對人文學科有興趣的都只能自學，你會見到香港人的歷史感和在藝術知識方面等都是貧乏的，一如我由建築系轉讀哲學時很多人都大惑不解，何以捨棄頂尖又易搵食的建築系而轉讀無聊又無用的哲學呢？到今天為止，大陸仍然相信香港以商業為首，賺錢至上。維持香港制度不變，「馬照跑，舞照跳」正是描述香港只顧賺錢的享樂主義，文化方面完全欠奉。儘管我不認同香港是文化沙漠，因為早期從大陸逃亡來的文人，導演、作家、哲學家等的文化人為數不少，而且很有份量，但香港本土出生的一代就甚少受到人文學科的栽培。當時社會也有些文社團體，但都只是散漫組織，年輕人搞搞讀書會、寫寫歪詩、念念新詩，情況在60至80年代之間都很普遍，直至97問題出現為止。97回歸97回歸問題出現，香港同時有了新方向，有了新的身份認同，我對文化中國亦有了新的理解。金庸筆下的文化中國，印證了我們嚮往的大陸，長城、錢塘江、臨安、懸山寺、長白山、峨嵋山、大漠、絲綢之路以至成吉思汗、鐵木真和全真七子等等的地方及人物，都讓我們對文化中國有著無限憧憬，作為「香港中國人」，我們終於可以歸去！香港由鴉片戰爭開始的百多年強暴式殖民統治終於完結，理應是何等令人興奮。然而，現在我才理解到，那只是羅湖橋外的隔膜所做成的錯覺，我們這代人，對中國大陸的期望、盼望、失望，到今天的絕望。相比大陸開放後曝露的極權問題，台灣1986年戒嚴令解除，民進黨建黨，公民社會起步，慢慢演變全民投票選總統的民主制度。相對而言，香港無異是得天獨厚的，這裡是當時全球華人地區最自由的土地，擁有英國殖民地給予的法治基石，這些空間是台灣和大陸所沒有的，回歸就是擁有文化中國的中國人身份。我們滿懷希望中國開放改革，經濟慢慢變好，政治慢慢民主自由化，慢慢接受西方的思想價值。我在外國接受自由開放的教育，擁抱西方自由主義精神，多元文化和全球化體系的理念，期盼在80年代到2047還有五十多六十年，香港會如寫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擁有民主、開放、自由的制度，我們相信自己有能力管理自己。我們這一代的知識份子置身歷史洪流，不相信歷史決定論，相信創造和參與。和其他民主改革的朋友一樣，相信在香港推動民主運動是我們的公民責任，同時相信民主救中華是正確路線。遺憾的是，這些只是我們一廂情願的主觀良好意願。我們那時根本不懂得共產黨，不明白香港人只是有利用價值，我們追求民主自由只是水中之月。第一份在香港的教學正職浸會學院的教席是我從台灣回港後的第一份正式教職。求職信寄出一個多月後，我得到謝志偉校長的約見，浸會當時正為升格大學而作出改革準備，他們同時邀請了香港大學語言學羅德教授（Robert Lord）過檔組新班子，這是我教學生涯中最重要的時光，我當然全力以赴。浸會在未升格前隸屬基督教浸信會，由於有宗教團體背景，聘請非基督徒有一定困難，校長囑咐我低調處理非基督徒的身份，我只有唯唯諾諾的點頭。謝校長讀過我現在收錄於《人文與通識》的「我為什麼不是基督徒？」所以約見我。這問題最早來自英國哲學家羅素，他出世時就領洗了，後來脫離教會便被問到為什麼不是基督徒。當年訪問我的記者有此一問，我說這個問題不需回答，因為問題如「我為什麼不是佛教徒？」、「我為什麼不是回教徒？」等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我從來對宗教有很大的疑問。 亞里士多德的教育理想：如何成為自由人和好的公民 在浸會期間，我有幸參與建立浸會大學人文學科學位的工作，我對此感到非常驕傲。香港的大學教育一直以來都是獨立成科：英國文學、中國文學、中國歷史、西方歷史、語文以至哲學都各自分類，文史哲各有範疇。我常常不禁一問，為什麼讀莎士比亞就不能認識李白杜甫？為什麼讀《紅樓夢》就不可以讀但丁《神曲》？英殖時期硬要把文學分為英國文學、中國文學，至於俄國文學、德國文學又要翻譯成英文放在比較文學中來讀？其實它們全都是文學，為什麼不能歸類為一呢？我們常常說的文科「ARTS」，其實與藝術（ART）無關。這字源自拉丁文ars、artes，是「方法」的意思，是從亞里士多徳的教育思想引申出來，是我們如何由無知狀態解放出來理解這個宇宙的方法。「artes liberales」指的是成為自由人參與公民生活至關重要的主題或技能，亞里士多德的Humanity是要理解「人之為人」。藉著對Humanity的重新思考，我們構思可否在傳統文科中有一個綜合課程？這成了我當時的任務，我和羅德教授思考了很多課程的可能性。可惜，提交兩次到香港學術評審局HKCAA（現為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都不成功，得來的回覆是沒有市場價值（marketability），沒有僱主會願意聘用這些畢業學生的。每次失敗後，我和羅德教授兩人都會沮喪地找個地方靜靜的喝杯咖啡再商討，屢敗屢戰，重新思索如何把課程定位，如何制定及推銷。第三年，我們終於成功了！我們提出的新課程一直都被認為畢業生是沒有僱主想要聘用的，但究竟如何證明僱主是不會聘用他們這回事呢？每年大學畢業的同學，除了一些專門的學科，如會計、建築及律師等專業，很多工作都與他們修讀的本科不相干。銀行家不一定在大學讀工管系；政府的AO、EO都不一定是唸行政。換句話說，大部分工種聘用的都不是專業人員，市場上仍有很多非專業學科的畢業同學進入職場。因此，最妥當的方法就是問問僱主想請甚麼人，我們想出個方法，做一次市場調查，研究一下僱主究竟想聘用哪些人？我們找來專人設計問卷，提出僱主會否聘用懂中西文化、懂邏輯思考，具有政治關懷，對世界認識的這些畢業生？這次一舉成功。老實說，修讀本科的同學，如果不是做相關工作，三兩年後必定把所學忘得一乾二淨，新課程的訓練足夠讓這些同學應付世界變化，今次得到當時考評局的高度評價，綠燈開通了。這個綜合人文學科是雙語課程，在傳統歷史及哲學之上混合了新元素，其中一個特色是寫作，這在職場上非常管用，而我作為整個課程的策劃者，更是非常興奮。可惜課程開始後，學院委派了一名美國學者負責，雙語變成了英文及法文，而不是英文及中文，這令我非常失望。而另一個令我不快的原因就是聘用人選的問題，我和校長激烈討論，究竟是聘用外國學者還是培育本地人才？當時一位應徵者是位中文大學哲學博士，非常難得，為什麼我們不能給予這年輕學者機會呢？...
▌［黑膠集］漫畫家簡介政治漫畫家。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2007年起替報章及雜誌創作漫畫及插圖。其政治漫畫專欄《嘰嘰格格》於《明報》連載至今。出版作品包括《Hello World》，《Lonely Planet》，《大時代》，《新香港》等 。曾任教城大創意媒體學院及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 現定居英國。 ...
早前向大家介紹，我們其中一個核心工作是參與聯合國的人權機制。適逢聯合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委員會（下稱經社文委員會）2月中審議中國、香港和澳門實施《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狀況，我們向對方提交書面陳述，報告香港的人權狀況。經社文委員會於3月初發布審議結論（concluding observations），關注有報告指《國安法》實際上已廢除香港的司法獨立，並被用以打壓學術自由及組織工會的自由等；又建議取消「國安熱線」。面對聯合國人權專家的質疑，香港政府隨即「戰狼上身」發聲明，反指委員會「將審議工作政治化」，顯示港府沒有認真聆聽委員會的意見，對聯合國的審議工作欠缺尊重。 2019年反送中運動，以及2020年《國安法》生效後，聯合國專家已經多番就香港政府打壓公民權利作出嚴厲批評。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去年就《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作出的審議結論中，已促請香港政府廢除《國安法》。相比之下，由於關注的議題有所不同，經社文委員會的用詞一向較為溫和，但他們今次在審議結論都對《國安法》和香港人權狀況的變化表達了明確和尖銳的意見，再一次顯示國際人權專家認為香港人權狀況受到嚴重及系統性的侵犯，違反國際人權標準。 是次經社文委員會更關注近年政府對教育界的干預、藝術創作受到審查、漫畫家被滋擾等。同時，委員亦關注記者及律師等人權捍衛者遭到不符正當程序的拘捕、拘留及審訊，尤其是有報告指其拘留及審訊缺乏透明度；亦關注港府透過《國安法》和《職工會條例》等本地法律，妨礙市民行使自由組織工會的權利。（註1） 可是，在發布報告當晚，港府急不及待於深夜發出強硬回應，既指「強烈反對」、「以偏概全」、「毫無事實根據」，又批評委員會「將審議工作政治化」。有趣的是，近年奉行「戰狼外交」的中國政府，卻以溫和態度回應，表示會對符合中國情況的意見「積極考慮採納」，和願意與各方「加強交流、加深互相了解及理解」；澳門政府亦在聲明中提到會就「具建設性意見借鑒及適當跟進」、「持續落實國際公約的規定」。相比之下，香港政府的回應則顯得態度強硬、欠缺理據，甚至令人覺得這是心虛的表現。被人捉到痛處，於是想藉強硬回應讓他人收口。這種回應手法，相信港人必定感受甚深。 然而，經社文委員會每一位成員都是由聯合國成員國所選出的人權專家，並非國家代表，而是以獨立身分及按其法律和人權的專業知識行事。報告基於國際標準、以及參考民間社會獨立提供的報告而成，絕對有其專業和代表性。事實上，香港近年的人權狀況急速惡化，在各種關於公民權利和自由的國際排名及評級大幅下跌。港府的聲明再強硬，不僅無法遮掩自己侵犯人權的事實，更讓人有掩耳盜鈴之感。 為了保障和促進香港的人權和自由，並且履行公約責任，香港政府應採納及盡快落實是次審議結論的觀察及建議，並按照人權事務委員會去年在審議結論提出的要求，廢除《國安法》及立即終止檢控有關人士。我們亦會繼續就香港的人權狀況，向聯合國的人權機制提供意見，確保聯合國的各個監察機構，都能準確掌握香港的情況，以監督香港政府改善人權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