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車或自行車是我們的另類交通工具,不一定能代替慣常乘搭的車輛。單車可以代步,也可是運動。所有單車都有兩個圓形的車輪。圓形擺放在人文環境中,對比出一種特殊觀感:日常生活的現象都可以還原為點、線和面的幾何圖形,但圓形並不常見。單車的圓形車輪放在黑白的街道上,應有不同看法。 ▌[相印集]作者簡介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 ...

  • 第四封信 4.2第三期:本土哲學系上世紀80年代,除了香港中文大學以外的另一家哲學系就只是香港大學。不過,這只是殖民地的哲學系,當中不單沒有對中國的關懷,更遑論對香港的關切。記得80年代香港大學哲學系教授曾對我說,香港大學從未聘用過中國人和女性為教授,並引此感到驕傲。依我的觀察,香港大學只算是英國大學哲學系的分店,哲學系教授是將香港工作當成是悠長假期,既不用寫學術文章,亦不需要做課程檢討,生活在自己的象牙塔內,無論他們在波士頓、倫敦、紐約的大學教授康德都是一樣,沒有對時代文化和社會關懷的哲學,與其他自然科學沒有分別,學術和生活都是毫不相關。中大前兩期的哲學老師都是關心中國文化的,儘管唐先生牟先生對香港及香港文化不大重視,但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懷抱是不容置疑。當我由港大轉到中大哲學系讀書時,發覺中大哲學教授,唐先生或牟先生,不單是講哲學思辨的技術,也不會把哲學當成純知識或商品,而是蘊含深遠的文化關懷。日後勞先生的「香港前景研究社」,是面對香港97回歸而創立,對共產黨的感受遠比香港大學的英國教授那種對香港無關痛癢,形成很大落差。1998年劉述先退休,當時系主任石元康下放權力,關子尹成為第一位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擔任中大哲學系系主任。這是個重大改變,亦是香港哲學系本土化的開始,加上劉國英於1995年從法國回港。「劉關張」出現,一度成為中大哲學系的「傳説」。當時系中的老師,超過一半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們在中大唸本科,然後到歐美澳洲,獲得博士學位回來任教。第一次由香港人主政的哲學系,改變了一路以來哲學系的發展格局。1996年是重要的一年,我們舉辦了首次的現象學國際會議,是哲學系發展的重要里程,令我們覺得現象學可以有所發展。早於80年代中,勞先生曾經主辦在香港第一次涵蓋中港台政治社會經濟的聯合學術會議。大陸當時仍處於文藝復興期,時任中共國務院學者嚴家其都有獲邀出席。勞先生任命我為會議統籌員,負責會議一切的行政安排,這次活動的經驗對我們日後舉辦各種學術會議及研討會打下很好的基礎。作為本土人做哲學系領導,我們關心的是香港在此特殊環境下可以做些甚麼?當時的香港大學、嶺南和浸會沒有一個哲學系系主任是香港人,他們沒有關心哲學在香港發展究竟有著甚麼可能性,香港沒有「香港哲學」,只有「哲學在香港」。要哲學在香港有所發展,大學裡如何「做」是很重要的。因此,關子尹出任系主任,我全力支持他的,劉國英回港加入團隊亦很重要,那時「劉關張」的合作,勞先生對此感到驕傲。此時的哲學系開始以三條腿走路:中國哲學、分析哲學和現象學。關子尹90年代出任系主任8年,我於2005年接任此職位,學系著重學術在國際與香港方面的連繫。2004年我們偶然得到超過二千萬港元的捐助,為哲學系的發展打開缺口,多了資源我們可以在通識教育、中國哲學和現象學學術研討會及出版等投入更多的工作,慢慢地中文大學哲學系並不只局限於香港,而是放眼世界。二千年後陸續成立的鄭承隆基金亞洲現象學中心,和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舉辦的國際會議開個不停。2003創辦的唐君毅訪問教授計劃更令不少著名哲學教授來中文大學訪問一個月。我們希望讓世界認識及接受香港現象學和中國哲學的研究。香港的大學教育在港英殖民地年代,和97年回歸後的首20年仍享受著學術自主和自由。是以我們透過學術會議和出版將中港台日韓英美哲學界連接起來,不到十年中文大學哲學系慢慢被世界學術界接受和肯定。但重要的是這期在哲學系擔任主要教學和行政的老師,差不多全部是香港人或從美國研究回來的華人學者。在這期間,外國教授只有兩位。從1998年開始到2018年左右,相信應該是中大哲學系的黃金時期。創新嘗試 • 哲學碩士兼讀課程如果不是哲學系的本科生,在上世紀90年代的香港,要進修讀哲學有一定的困難。我在「香港哲學會」接觸到的民間社會,不少朋友都對哲學很感興趣, 很努力的尋找不同渠道修讀哲學,可惜苦無機會,被拒諸於哲學的門外。當年唯一可以選讀的是中文大學或香港大學校外進修部有關哲學的課程。香港政府從來沒有提供任何輔助課程,修讀人士亦沒有專業的哲學老師指導,很多人都不得其門而入。見到社會有這個情況,我們希望可以為對哲學有興趣的在職人士提供機會,讓他們能夠修讀哲學,我們參照了倫敦大學校外哲學課程開設學士學位課程,初時中文大學沒有興趣開課, 後來香港大學接受了我們的意見,...

  • 再說皇家植物公園(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我們只看到經典玻璃溫室和戶外品種繁多的花草樹木,其實真想尋索植物故事的,可預約參觀植物標本館和經濟植物博物館。 瘧疾與Gin Tonic...

  • 過去一周,較矚目的中國新聞有兩則,其一是內地開展農業執法,被稱為「農管」的執法隊進入多個農村,引起農民不滿,衝突片段在網上迅速傳開,引發民眾熱議;另一則是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接受法國一電視台訪問時,拒絕承認克里米亞屬於烏克蘭領土,指前蘇聯陣營國家缺乏有效的主權國地位,觸發多個歐洲國家強烈質疑和批評。 香港方面,立法會通過動議,支持引入大灣區勞工,每天從內地來港工作,晚上返回內地,而醫管局則去英國招聘醫生,發出了過百份有條件聘用合約,顯示特區當局正從低端到高端全面引入境外勞動力,填補移民潮造成的就業空位。 農管執法 農管執法亂象近日成了內地民眾關注的議題,原因有三方面。其一,農地是農村居民的生存依據,也是他們唯一的經濟資源,隨著城市邊界不斷擴展,許多昔日位處偏僻的農村,已經變成靠近城市的近郊。土地價值颷升,農民為了獲利,紛紛在宅基地上加建住宅樓房,由於沒有正式地契,只能以非產權房形式用較低價發售,令市場上出現大量僭建房屋。此外,原來用於農耕的土地,由於靠近城鎮,許多改變了用途,變成飲食消閒娛樂等場所。這些既定事實存在已久,政府過去隻眼開隻眼閉,如今忽然認真執法,要清除農村的非法違規事項,由此觸動的利益極其廣泛。 其二,農管進村,除了規範農民不能做什麼,還夾著向農民徵費的任務。徵收理由各處不一,有徵收基建費的、有徵收排污費的、有徵收養老費的,徵收水平一般不高,但農村居民擔心一旦開了這些新收費項目,往後每年加費,將會成為農民的沉重包袱。昔日中央政府主要向城市富裕人群及企業徵稅,然後以財政轉移支付方式補貼農村,給農民各種津貼,以穩住留守農村生産糧食的人口,如今全國多處向農村居民打徵稅收費的主意,反映不少地方政府財政陷入困境,自地産市場泡沫爆破後失去賣地的搖錢樹,於是向農民伸手要錢。 其三,中央不但開綠燈給地方政府搞農村執法,還積極鼓勵地方政府以先行先試方式,盡快組建專門的農村執法隊。這些有制服有裝備的「農管」,為了替地方政府向中央邀功,非常積極地發掘和打擊農村的各種違規違法現象,但其實中央及地方政府的立法機構仍未就農業執法制訂詳盡完善的法規。好些地方仍在諮詢醞釀階段,得風氣之先的地方政府搶閘邀功,任意妄為在所難免,情況猶如過去許多城鎮未有完善的環境管理規章制度,便組建「城管」執法隊四出執勤,結果許多外來打工人口因證件不齊全或手續未辦妥,被城管監禁罰款,甚至被虐打致死,以致「城管」二字臭名遠播。...

  • 有年到伊朗旅遊,學了幾句簡單波斯口語,便利結識朋友,與人交流。後來當地友人教了我一句波斯語「jigareto bokhoram」,先逐字解釋:1. Jigar:肝;2. E:文法用詞,波斯語叫 ezafe,連接兩個詞;3. To:你(普通語);4. Bokhoram:...

  • 人在旅途,除了體驗自然、文化和食物之外,便是人的世界。是次日本之旅由大阪進東京返,途經伊勢、金澤、白川鄉、松本和箱根。這輯黑白相片在以上的地方拍攝。星期日日本銀座大街是行人專用區,遊人自由在寬大馬路中央坐下喝咖啡、或散步、或三五成群坐在地上。除了沒有標語外,差點以為回到2014年的中環告士打道或彌敦道。當然這是錯覺,9年前的世界再不能回去。這些是沒有衝突,和平的日常生活相片。黑白對比將人和環境突顯出來。 ▌[相印集]作者簡介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 ...

  • 第四封信4.1 明慧, 感謝你的回信,你指出大部分人的生命不能自主,沉淪在渾渾噩噩日常生活中,面對人生種種危機顯得無助無力。這些現象在過去幾年的香港,更是明顯。你的觀察與反省其實是哲學思維最重要的根源。幾十年前我面對的不是政治和社會的問題,而是父親的突然死亡,令我追問生命的意義和存在的不確定性,在極度困惑中盼望尋求答案。研讀哲學便成為我的出路。 這麼多年的哲學研讀中,我發覺所有重要哲學家,無論中西,都有一共同特點:他們全是「反叛者」——不接受命運、不同意已有對現實的理解、不認同唯一真理、肯定思想自由、上窮碧天,下落黃泉的求索精神,不只是想了解宇宙萬物,而是安頓生存的意義。我相信哲學如法國哲學家Pierre Hadot所言,是「生命的道路」(...

  • 編按 : 破土除了有固定的作者專欄,亦歡迎讀者投稿分享。 =============================== 十四年前的春夏之交,帶著二十多位學生及老師,走訪了當時仍是北京郵電大學講師、北京海澱區人大代表、南方周刊年度人物的許志永。 還記得,聚首的地點是位於北京大鐘寺的「公盟」辦事處。公盟法律研究中心,是由許志永、滕彪、俞江三位法學博士就「孫志剛案」所成立的,當時他們向全國人大提出收容遣送制度違憲審查。「公盟」是參與代理維權官司,並撰寫不少當時中國熱點問題研究報告的民間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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