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周，較矚目的政經要聞有數則，香港方面較受關注的是數千市民取消器官捐贈，特首竟然要求警方調查；國泰航空三名空姐私下取笑乘客，被偷偷錄音後曝光，竟然遭內地媒體鞭撻、被國泰解僱，還讓建制派議員借機要求，加快立法禁族內歧視。至於中國內地及國際方面，較矚目的是雲南強拆清真寺圓頂，引發大規模衝突，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成功連任，令歐洲局勢更添動盪。市民取消器官捐贈5月23日，特首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留意到近日取消器官捐贈出現不尋常情況（過去五個月共有5785個取消申請，當中約一半屬從未登記卻申請退出，或重複取消登記）。器官捐贈屬崇高理念，近期取消器官捐贈情況不尋常，非常反對任何人嘗試破壞系統，認為目前情況屬非常可疑的破壞行徑，他譴責破壞者，形容他們是恥辱，將要求警方調查當中是否涉及違法行為。為什麼特首反應這麼強烈？這是因為最近這一波取消器官捐贈潮，很大程度上源於政府宣布與內地建立器官共享制度，讓兩地病人均有機會受惠於民眾的器官捐贈。官方認為這安排對香港病人更有利，因為內地人口眾多，港人受惠於內地市民捐出器官的機率，大於內地病人受惠於香港市民捐出器官，而共享機制亦可減少器官無合適移植者被浪費的機會。不過，香港市民普遍對內地的器官捐贈制度抱有疑慮，抗拒在現階段推行器官共享，導致許多人主動取消登記。就算當中包括一些對內地政治生態反感的市民，借取消登記來宣洩政治不滿，行政當局只要改進登記系統，確保只有已作有效登記的市民才能取消登記，杜絕未登記卻申請取消或重複申請取消，便能把所謂不尋常的、破壞系統正常運作的狀況消除。餘下來的有效取消捐贈申請，不論其背後動機如何，當局都只能尊重，畢竟器官捐贈並非責任，純屬市民自願的慈善行為，不可能用警力調查來改變，只能通過長時間的宣傳教育，讓愈來愈多市民自願登記捐贈。這個道理非常顯淺，為何貴為特首的人會不懂？原因在於他面對巨大的政治壓力，他要向內地的港澳政策主事官員負責，這些官員一旦認定有港人在搞軟對抗，借一些合法的舉措來宣示對內地的不滿，便會向特首及整個特區政府施壓，要求他們採取措施對付搞對抗的人。警隊出身的李家超特首想不到辦法，便只能祭出警隊調查這道唯一板斧，向北京的上司交差。他有這種反應，這不是第一次，之前面對長者被指濫用二元交通津貼優惠、內地訪港旅行團要站在街頭食兩餸飯，他都有類似反應，以致坊間評論者取笑他，在拿著錘子的人眼中，一切事物都是釘子。國泰解僱三空姐國泰航空解僱三名空姐事件，與特首的小題大做，動輒把小事化大，背後原因其實是一樣的，同樣是內地政治壓力使然。個別空姐不懂得尊重乘客，私下取笑乘客英文欠佳，被乘客錄了音投訴，一般航空公司只會小懲，處分道歉了事，鮮有即時解僱。但這次事件被內地官媒刻意炒作，提升為港人空姐歧視內地乘客，並視之為普遍現象，煽動內地民眾仇港情緒，借機向國泰航空施壓，為國營企業他日取代英資控制國泰鋪路。國泰在這樣的政治操作下即時跪低，解僱三名涉事空姐，以為可以平息事件，其實只是飲鴆止渴。建制派議員奉承上意，已趁機要求盡快訂立族內歧視法，用刑事法律來對付斗膽笑謔內地同胞的香港市民，日後再有空姐失言被錄音，遭到的報復就不止解僱，還有刑事檢控或民事索償！雲南強拆清真寺圓頂雲南強拆清真寺圓頂引發的衝突，讓人想到文革期間的雲南。同樣由於政府粗暴干涉回民宗教生活，引發大規模武裝衝突，以致外界認為，在習近平管治下的中國，正在重演文革的許多極端舉措，乃有文革2.0的説法。這個描述比較籠統，實際情況是今天內地的政治與經濟面貌，與文革時期大為不同，即使出現同樣的最高領導偶像崇拜，或鎮壓異見消滅異聲，具體展現手法和社會影響也和過去不同，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文革2.0之說作為媒體標題固然吸睛，實際內涵卻頗含糊。雲南沙甸伊斯蘭信眾聚居地「通海納家營」，因改造清真寺而引發的回民示威，主要原因是當地政府為貫徹習近平宗教思想，要求清真寺「中國化」，所以要拆除仿阿拉伯建築的圓拱頂，並且在寺內掛習近平像，確保信眾聽黨話跟黨走。這種宗教改造手段，並不是單針對伊斯蘭教，對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當局推行的也是類似的措施，只不過強拆的宗教標誌不同，在雲南清真寺是圓頂，在浙江一帶是十字架！換言之，所有外國傳入的宗教，都要經歷一個假「中國化」之名推行的以中共領導人為最高服從對象的文化改造，拆圓頂拆十架只是「中國化」的表象，掛習近平像聽中共領導人指揮，才是「中國化」的真實涵義。這種宗教改造會在香港發生嗎？有留意宗教新聞的人應該知道，日前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和內地官方認可教會合辦了一場大型研討會，廣邀基督教界領袖及神學院參與，主題正是基督教中國化。中美關係在國際新聞方面，中國特使李輝游說歐盟諸國，接受俄羅斯佔有已取得的烏克蘭領土的事實，換取俄國同意停火，這個主張受到廣泛譴責，進一步削弱了中國試圖作為俄烏戰事調停人的角色。美國總統拜登在日本峰會期間透露，美中關係即將改善，令外界密切觀察此段時期中美兩國的官方接觸。但即時浮現的卻並非破冰之舉，而是中國宣布制裁美國儲存記憶芯片製造商美光，指其產品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禁止中國境內企業使用。這宣布即時引起美國商貿部門抗議，而國際輿論分析則指出，禁令能否成功，會否反過來打擊中國自身經濟發展，將視乎中國能否以南韓生產的芯片來取代美光的芯片，事件將導致美中兩國同時向南韓施壓。土耳其總統選舉除了這兩則新聞，土耳其總統選舉是近期最受關注的事情。埃爾多安成功連任，令西方國家普遍感到失望，俄羅斯則大為高興，普京迅速發出賀電。從歐洲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埃爾多安連任令地區局勢更加動盪不安。首先是土耳其經濟瀕臨崩潰，通脹達到40%以上，貨幣匯率持續受壓，若埃爾多安繼續拒絕加息，只能實施外匯管制，才能阻止資金外逃，但外匯管制勢必重創土耳其經濟，打擊正常貿易及外來投資。一旦土耳其陷入經濟危機（匯率失控、債務違約），歐盟將如何回應？會否像當年拯救希臘那樣出手援助？土耳其又是否願意接受援助必然附帶的改革條件？這是未來一段時期土耳其政局最大的不明朗因素。其次，土耳其對中東局勢有舉足輕重影響，其與俄羅斯對敍利亞一帶地區的軍事干預，造成了大量難民湧入歐洲，衝擊歐洲諸國的保安政策和經濟政策。難民問題更刺激歐洲國家的右翼政治勢力崛起，以強制手段排阻難民為號召，取得許多民眾支持，正在改變歐洲的政治版圖。而埃爾多安本人的政治強人形象，在公然反抗執行歐洲法庭裁決後，在歐洲右傾勢力圈中亦大受歡迎，尤其受匈牙利、波蘭等國保守勢力推崇。他與普京的作風相似，二人惺惺相惜，以致芬蘭和瑞典因俄羅斯攻打烏克蘭而申請加入北約時，埃爾多安公開反對，指二國支持土耳其境內的庫爾德人搞恐怖主義，成功拖慢了兩國加入北約的步伐。凡此種種，顯示埃爾多安連任是對歐盟及北約的一項挑戰，目前俄羅斯仍是歐洲安全的首要威脅，歐盟和北約對土耳其只能忍耐，一旦俄羅斯兵敗普京倒台，埃爾多安恐怕就會成為眾矢之的。▌［ 守望］作者簡介劉進圖生於香港，七零年代入讀善導小學和九龍華仁中學，學會追求良善、自由和責任。八十年代初進香港大學唸法律，思考社會公義。八十年代末加入新聞行業，先後任職於《信報》及《明報》，切身體會「無信不立」、「兼聽則明」。2014年2月遇襲受傷，病榻上總結心願：「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
編按 : 破土除了有固定的作者專欄，亦歡迎讀者投稿分享。這次，我們有國泰空姐。毛毯事件的連場風雨，帶來的不是暗湧而是滿滿的驚濤駭浪。幾名不同國籍的空姐在機艙廚房裡用英語及粵語抱怨客人，被另一位坐在後方精通英粵普的乘客聽到並錄音，繼而放上小紅書向航空公司投訴，指空姐歧視不懂英語的客人。事件發酵至官媒抨擊、特首出言指責空姐傷害同胞感情，結局是三位空姐迅速被解僱。錄音裡的對話，幾位同事正在廚房裏吐苦水，並非面對着客人說那些說話，而且也有向「講錯blanket」的乘客發毛毯。但即使只是背後討論，被乘客聽到並投訴也難以辯解。可是，仔細看該名乘客於小紅書裡作出的其他指控，又是否完全屬實？乘客指兩個半小時的航程，都聽到空姐在背後陰陽怪氣地說乘客不是。作為一個有相當飛行經驗的空姐，我覺得簡直匪夷所思。兩個半小時的航班，減除起飛和降落前後必須的安全檢查和準備，大概只有一個多小時的服務時間。這一個多小時就是空姐們的「打仗」時刻。我們要迅速備餐、整理飲料、然後推著「戰車」到機艙送餐。先不說有誰能有空閒聊天，當大家都離開廚房後，基本上要四十五分鐘以上才送餐完畢，然後再花大概三十分鐘收餐，剩餘時間則整理廚房和清潔洗手間。請問有哪位同事可以整個航程的留在後艙廚房說乘客不是？港女空姐不說普通話？此投訴一出，其他網民紛紛指控國泰空姐常常裝作不懂普通話，堅持用英語對話，矛頭直指港女。事實上，國泰作為國際航空公司，聘請了很多不同國籍的空勤人員，而入職香港基地的必要條件是會說英語及一種亞洲語言。亞洲語言包括菲律賓語、泰語、日語、韓語、國語、廣東話不等，其中日韓同事因外表與華人近似，屢被中國乘客投訴不說普通話。如我上文所言，飛行時間有限，我們經常都匆匆忙忙。語言的目的是溝通，我自己就從沒有遇過明明懂得普通話卻偏偏要說英文的同事，因為那是無意義的浪費時間。遇到真正語言不通的乘客，在詢問餐點選擇時，有時我們為了要快，就會用身體語言，會扮雞嘴、豬鼻、牛角，目的就是要迅速知道客人的需要。老實說，要跟滿艙幾百位乘客詢問餐點飲料，嘴巴會很乾，所以根本不會故意重覆說一種對方不明白的語言。其實只要有一定飛行經驗，面對過不同國籍的客人，我們不難學會不同語言文化的單詞。日語的紅白酒、印尼人的 Sky Juice（即是水）、西班牙語Vine（酒）、菲律賓叫洗手間做CR......很多都是當空姐後不知不覺學會的，但普遍也是「識聽唔識講」，相信很多外籍同事也跟我一樣，慢慢聽懂了某些普通話詞彙，能夠為乘客拿來一杯水、一條毯子，但這不代表他們會說普通話，所以只能以英語或母語回覆乘客。人手訓練俱欠今次的事件很多同事都忿忿不平，當然並非覺得被解僱同事沒有犯錯，但罪不至死甚至要一區首長譴責。而CEO以為即時解僱三位同事就可以平息風波，實在太天真。因為一直以來國泰的管理問題，才是導致這件事發生的根本原因。首先，國泰漠視乘客的需要，一直扣減人手。近二十年來，每次經濟下滑，機艙就扣減一個人手。疫情前人手已經是不能再少，疫情後竟然還要再縮減一位同事，試問只有三、四名服務員，如何能完美應付經濟艙數百乘客的需要？過往在整個機艙主持大局、應付突發事件、與機師溝通的經理，現在也成為缺一不可的送餐人力。乘客有什麼意見想跟經理聊聊？可以，待整個送餐服務完結、整理好抵達後必要的文件再說，如果還沒有降落的話。至於過往主要指導和管理初級同事的艙務長，裁員及離職潮下已經少了一半。在「十個煲三個蓋」的情況下，人手東拉西扯，服務卻沒有減少，本來的管理及指導工作根本無法進行。航空業其實很依賴在職指導，訓練學校只有假機艙假乘客，跟前線工作是兩碼子的事。現在的情況是，缺乏經驗初級服務員上機後，幾乎沒辦法得到資深員工的指導，前輩處理自己工作都來不及了，如何能分身指導後輩？於是出現問題的時候，各人就像盲頭蒼蠅。但乘客不會在乎誰的經驗夠不夠，只會覺得你服務不到我，就該投訴。乘客以報紙取暖只能道歉近兩三個月，受新冠和流感夾擊，加上排得滿滿的更表導致休息不足，不少同事都病倒，令人手不足問題雪上加霜。航班能夠符合安全最低標準起飛已是萬幸，如何還顧得上誰不會說哪個語言就不能執勤？其次，國泰每班機所提供的資源不足。本次事件的主角「毛毯Blanket」，這麼普普通通的一條毯子在飛機上其實是相當珍貴的資源。在區域性的日間中短途航班上，大概會有幾十到一百條毛毯，提供給滿員約二百到三百位乘客，先問先得。每個航班都可以看見空姐們跑得滿頭大汗，打開每一個能打開的櫃子，為的就是看看會不會有奇蹟，在哪個角落會隱藏著一條能讓我們免於道歉的毯子。如果每個客位上都有一條毯子，我們便會有更多時間處理乘客其他要求。沒有足夠毯子，乘客不開心，空姐也很大壓力。可惜無論我們如何爭取，給公司寫多少報告，一人一毯子始終沒有發生。公司還教導我們如何向乘客道歉，例如調較機艙溫度或給予熱飲，作為乘客的你會接受嗎？人手不足，資源也不足，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有時看見乘客用報紙覆蓋自己來取暖，空姐無能為力之餘也難免感到羞愧。傻傻的愛自裁員後，留下的同事簽了扣減起碼三成薪金的新合約，能忍受低薪留下來的員工，大概總帶著愛。「共渡時艱」這四個字，少說也聽過十來年，漸漸說的人和聽的人都不信了，可是我們還是傻傻地繼續愛。我們常常在飛前會議上鼓勵叮囑彼此：Happy Crew, Happy...
朋友 C 大學畢業後到某大公司工作，起薪不錯，公司也很願意為新人提供事業上的機會。但幾乎每次見面， C 都會跟我抱怨公司的同事間都在討論大灣區發展，有時為了融入工作環境，他也被迫加入說幾句國家的好話。他說，儘管每日都會跟不同人交流，同事間的相處也尚算融洽，但內心就是有一種不能排解的孤獨感，因為他沒辦法跟一班只想捉緊國家機遇發大財的人做朋友。倘若事情發生在幾年前，大概我會建議他辭職，反正能賺錢的地方不止一處，就別跟自己過不去。但今時今日，類似的說話卻再說不出，因為我知道 C 的情況絕對不是孤例。事實上，現在各行各業的人，不論公營私營，大家都或多或少正被要「維護國安」、「唱好大灣區」等政治正確的文化圍繞。我本人比較幸運，不用加入主動「維護」或「唱好」的行列，但也會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社會的壓力，彷彿身邊一雙雙眼睛正在監視著自己，稍一不慎就會被見疑即報。毫無疑問，政治正確已成為社會主流，逼使我們要有正確的思想和行為。但若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以往不論是民調抑或選舉結果，均反映社會中持異議聲音的人士絕對不是少數，香港超過四分一的人口曾在幾年前的夏天湧到街上遊行示威更是不爭的歷史事實，證明所謂異議曾經才是社會主流。短短只有幾年，當日的主流究竟到哪裡去了？曾聽過坊間有種說法，說這幾年「真正愛香港」或「擁抱自由價值」的香港人不是被抓去坐監，就是到外國去了，以致今日仍然留在香港的人普遍立場都較保守、親建制。先說坐監。根據香港政治犯資料庫的數據，截至去年...
以前每次從外地坐飛機回香港，總愛在窗口坐位觀看飛機如何在空中降落機場，不一定每次都看到沙田、城門河、青馬大橋或維多利亞港，但可幸我還是從上目睹這此曾經是家的地方。 首頁相是我1997年9月中在啓徳機場起飛到上海的航班上拍攝，26年前我們憧憬香港如何美好，而今民主自由的夢想已破碎，我們認識的香港已經成為歷史。現在是「新香港」，一個不屬於香港人民的大陸沿海城市。 ...
第五封信5.2明慧，將哲學的所學所思運用在教學方面，是我過去二十多年在中大哲學系的工作，退休後知道這些有關存在問題的課程已有後輩繼續任教，是欣慰之事。我十分感恩從少以來受師長的錯愛和栽培，令我一生在無憂無慮的世界成長和工作。但這些學術和思想自由的環境不是理所當然的。在中文大學任教授，在香港而言是份高薪工作，可能是全世界大學之中最好薪酬的職業。博士學位是入職條件，之後安分守己、做研究、教學和服務，不過不失，等待實任和升等，就可安穩生活到退休。我們大部分的教授同事便如此，在美麗的山城大學渡過一生。然而我們知道除了教學研究之外，應該還有對社會和人文世界的關懷和責任。過往幾十年，中文大學師生沒有忘記就社會種種不平等、不公義的事情發聲：反貪污反葛柏、中文法定運動、金禧學校事件、八九六四天安門屠殺，之後每年元旦、六四、七一、十一遊行抗議，中大老師和同學必然參與在其中。文化大革命時校內國粹派和自由派的公開爭論，民主板上每天的大字報、中大學生報，加上崇基和新亞學生報的各種辯論，對政府和校方的批評無日無之。以至2014年雨傘革命、2019年反送中運動，中大師生從不缺席。在校內罷課，抗議；或在校外街上遊行，表達我們的不同意見和立場，是我們以往幾十年來理所當然的行動信念。我們相信這一切都是容許的，大學不能是象牙塔，學術世界和現實社會不可分割。當時我們仍然是在學術自由的大學和法治的社會，免於恐懼的自由被肯定的，是以我們不怕大學高層或社會權貴，出來示威反抗。隨著2019抗爭運動被鎮壓，2020國安法成為專制統治的工具後，免於恐懼的自由消失，自由法治被威權取代。不到三年，一個自由開放的香港變成極權專制的城市。這些我已説了不少，在此不贅。明慧，我關心的是我們這批哲學教授如何面對這突變！大學已變成學術產業和知識工廠，我在上封信已説過回歸純粹學術研究、表面上噤聲不批評、不做幫兇的事情、不問政治、盡量在能力範圍內做好本份、盡責教學和研究，似乎是唯一的生存之道。但這足夠嗎？余英時先生提出以「知識人」取代之前的「知識份子」這中性概念，就是要突顯擁有深奧知識的學者教授仍然是一個「人」，不是高智能的技師，不只是撰寫學術論文和作專題演講的講師，而是有血有肉和這時代共存亡的人，不是生活在書齋中，而是同時面對公共社會，盡一己之責任。余先生的想法和上世紀法國哲學家沙特對知識人的理解完全脗合。當然沙特更強調知識人是反抗者，運用其知識和地位去批判當權者種種不公義不合理的事情，不怕權貴和不盲從大眾的意見。但是，余先生和沙特發表他們的理論時，同時受到免於恐懼的自由的人權保護。沒有「國安法」去箝制他們的言論，而他們就「知識人」的説法實是批判當時的專業學者，不問公共事務而安心在象牙塔內閉門造車。他們要求讀書人同時是知識人，站在被強權壓迫的人民這邊，對抗不公不義！現時白色恐怖全面籠罩香港學術界，我們這些讀書人能做什麼？尤其我們熟讀老師勞思光的著作和政論，理解《歷史的懲罰》對極權政權虛妄的分析；同時精通康徳、黑格爾、穆爾和羅斯的自由和正義理論；也明白二次世界大戰時法國哲學家如何抵抗納粹的統治；當然也知道捷克哲學家哈維爾對抗蘇聯共產主義的思想和劇作等等，這些全部是我們在過去幾十年在外國研讀和後來當教授傳授的知識。現在一旦學術自由被取消，我們如何處置意識中仍存在、所有以上談及的理論？這些理論應該成為我們對抗的思想武器，但我們害怕了，有意識發表任何有違獨裁政府意識形態的言論會帶來可怕的後果，得罪權貴是犯法的，會被重罰的。這些內心的矛盾和鬱結，如何令我們安身立命？在這危機處處的時代，不懼怕強權、不接受謊言，能夠站出來公開批判香港和中文大學的老師非常少，惟在社會系、新聞系和政政系中有知識人公開發表言論，説人話和真相，我們哲學系呢？讀哲學和做教授當然是讀書人，但在這艱難困苦的時刻，我們如何成為知識人？業師勞先生的教誨，只是提醒我們不做幫兇，不阿諛奉承，但並沒有説我們正面能夠做些什麼。明慧，我沒有答案，這應該是我們唸哲學的讀書人共同需要反省的課題。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們不能將過去幾年發生的事情忘記，彷彿什麼事情都沒發生，現在香港或中文大學回歸正常。2019年是香港和中文大學歷史的分水嶺，我們必須正視這現實，一切不可能如常運作。我們讀哲學的更不能無視這摧毁性的效果，以為躲進純粹學術世界便可以逃避讀書人的責任。我和其他哲學系校友，現身處自由之地，作為流亡海外的讀書人，有免受恐懼的自由保護，是以有條件成為知識人。至少我可以反省與批評香港極權帶來的種種危機，以及和中文大學的問題，收輯成為《我城存歿》和《山城滄桑》二書，發表於公共世界。我相信這是一個知識人應有的態度，公開的對極權政權説「不」！成為一個知識人不是一種特權，而是一種責任，對自己和公共社會的責任。我們以後還要探討下去。明慧，不知道這封能否回答信首的問題：讀哲學，所為何事？凌漸寫於六四三十四周年（抱歉因為下幾週事忙，要脱稿至少兩週。）▌［鏡遊集］作者簡介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
▌［黑膠集］漫畫家簡介政治漫畫家。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2007年起替報章及雜誌創作漫畫及插圖。其政治漫畫專欄《嘰嘰格格》於《明報》連載至今。出版作品包括《Hello World》，《Lonely Planet》，《大時代》，《新香港》等 。曾任教城大創意媒體學院及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 現定居英國。 ...
前陣子跟教友聊天，老居民（其實只是住進這新區三年或以上）提醒，過幾天本區的parish community council社區議會開年度會議，有時間可以去認識議員和其他居民。最重要的是，大家新搬進來，時常耳語問幾時才有這樣那樣的設施，不如直接去 council meeting 提問啦！ 於是當周的星期四，放工後，以九秒九醃肉切菜，當正自己參加...
表弟曾登記為骨髓捐贈者，多年前受通知與一病者脗合，問其意欲捐骨髓與否。那時大姨（也即表弟母親）仍然在生，私下與我言及此事，一方面擔憂兒子捐骨髓或有損傷（註一），一方面又明白病者得匹配者難，人命攸關，身為母親雖憂，豈能叫兒子見死不救？大姨叫表弟自決是否捐贈，無論如何皆當支持，表弟選擇捐骨髓。大姨後來憶述，當時儘管擔心，然聞兒子願為陌生人無私捐獻骨髓，感教子如此，心中甚慰。表弟捐完一次，惜受助人病情復發，醫護問其能否再捐，大姨遂道：「都幫咗一次，唔通今次唔幫咩？」於是表弟在短時間內又捐骨髓。後來大姨去世，生前未寫明器官捐贈意願，然而家人明悉其心，遂幫其捐出眼角膜及肝臟等，共助四人。設靈之夜，獲肝受助者匿名親筆謝書，雖在悲愴之際，卻覺摯親生命不息，誠為慰藉。而我則因少時經歷，曾於死神邊緣來回，一直認為自己「執番條命」，當年輸過不少他人的血，故對登記捐骨髓及捐贈器官一事，自有正面態度，至今我的名字仍存於兩冊之中。從新聞得知，於過去 5 個月間，共 5785 人次欲除其名於器官捐贈名冊。醫衛局宣稱其一半屬無效申請，並指「不排除少數人意圖擾亂中央名冊的代表性及增加政府人員行政負擔，認為有關行徑極不負責任，並予以譴責」（註二），更甚者是政府最高級官員居然還稱將「要求警方調查當中有否涉及違法行為」（註三）。然彼所謂之「無效」申請，實則僅指「從未登記卻申請退出或重複取消的無效申請」，無效申請之可能頗多，然而政府未經查證，居然已發聲明將之與「破壞系統」扯上關係，做法令人不寒而慄。捐贈名冊原本就是自願性質，何以用威權之態示人？然而政府譴責之強硬、措辭之嚴厲，即使對我這種一直支持捐贈的人來說（註四），也覺無比反感。自從 2008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