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陣子，香港因為家居垃圾徵費和禁用一次性塑膠產品的推行，鬧得全城沸騰。對於不少已離港的朋友，純粹從政策目標去看的話，一開始對這現象可能會感到有點奇怪。畢竟，類似的政策在許多港人熱門移民地點已是行之多年，香港相對來說已推行得比較遲。排除網上的紛擾， 我同意香港現在倒真的沒有多大條件推行家居垃圾徵費，不過政策原因倒是其次；這次爭議所呈現的，不純粹是環保問題，而是當下香港社會的特殊狀態。台北實行垃圾費隨袋徵收制度已有多年，相關的研究十分之多。制度推行後垃圾量大減和大幅提高了回收量，從效果來說不用質疑。我自問也因為考慮到垃圾要收費，買大件的家用品之前總會多想一下：萬一我發現這東西不合用，我知道可以如何棄掉嗎？如是者，真的減少了一些不必要的消費，進而帶來源頭減廢。港台之別得說明一下，台北的倒垃圾習慣和香港的本身有一定分別。香港到處都是有管理的大型屋邨或屋苑，台北則要少很多，不少人都住在四到五層的無電梯公寓。除非住戶們集資找人來倒垃圾，否則必須定時到街上把垃圾交給路過的垃圾車，而垃圾車沿途播放的音樂（通常是貝多芬的《給愛麗絲》或巴達婕芙絲卡的《少女的祈禱》）也成為城市景觀的一部分。因為要和環衛人員面對面交收垃圾，所以不可能不用專用垃圾袋。至於多層大廈，最少在我遇過的情況，都是在地面層設立集中的垃圾和回收收集區，所以不用專用垃圾袋的住戶亦很容易被發現，情況和香港的多層大廈會每層設置垃圾房的做法不同。也在台灣見過有人把家居垃圾拿去街上的垃圾桶棄置，但情況不普遍。到底香港實行垃圾徵費後會不會出現大量違規，台北的成功案例能否參考，我也不敢肯定。不過只要有新的需求就會有新的回應，這點倒是十分清楚的。有些人嫌定時去追垃圾車太麻煩，於是就衍生出專門上門收垃圾的服務，問題變成商機；有些台北家庭也會多設一個小冰箱專門用來雪藏廚餘以免發臭；家電廠商則開發出家用廚餘機，可以自動烘乾、除臭和磨粉，剩下的粉末還可以拿來種花。總之，有困難就自然會有人發明解決方法，垃圾徵費帶來的不便在台北已發展出各種解決方法。最後一哩路的推動當然，台北是台北，香港是香港，水土並不一樣。我和學生上公共事務課，常常提到如果政府一天到晚用武力恐嚇民眾去服從的話，是相當沒有效率的；更有效的做法，是讓民眾自願相信這是他們應份做的事。現代社會，通常就是指在政策制訂和實施的過程中得到民眾充分參與，讓民眾覺得不只是在被動接受，而是在建立屬於自己的方案，這樣便會主動配合甚至反過來幫忙宣傳。在香港垃圾徵費這件事上，我懷疑正正就在這點出了問題。有時我會想，如果本來那四百幾位民選區議員還在的話，垃圾徵費也許不至於會變成民怨。最起碼，他們會在推行之前便會找出各種在地問題，從哪兒不夠廚餘機到哪種廢物的回收分類不清，都會預先被指出。當推行出現問題，他們也會在第一線協助市民適應，減低市民的無力感。試想想，過去各種涉及「最後一哩路」的政府措施，從派錢要填表到派發防疫物資，都靠民選區議員身體力行幫政府解決。現在這班人都不在了，自然就出事了。以前這班民選區議員會盡心盡力解決最前線的施政問題，理由很簡單：為選舉連任嘛。區議員要爭取連任，後面又涉及立法會選舉要有樁腳。現在整套邏輯被推翻了，你叫關愛隊來取代？只要想一想，他們的辦事誘因和評考機制根本不一樣，做出來的效果肯定也不會一樣。對這片土地的愛最後，在這場爭議當中，有不少評論從反對制度變成反對環保，我相信不是真正的本意。回想2012年，颱風期間有貨輪所載的膠粒被強風吹入大海，及後大批市民自發到香港的各個海灘徒手「執膠」。難道是香港人在這些年來變得不再愛護環境？還是現今的社會環境讓香港人不想再這樣表達愛護？記得杜汶澤剛移民台灣的時候，曾經對台北的垃圾收集有這樣的觀察：一開始覺得分類很麻煩，後來才發現原來垃圾分類正正是表達對台灣這片土地的愛。香港垃圾徵費爭議的背後，大概也是同一件事。(圖 : 大嘥鬼fb )▌［移民的自我研究］作者簡介梁啟智，時事評論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職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