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我在《綠豆》發表的〈修己與治人的關連與區分—徐復觀論儒家與民主人權〉一文中，提到20世紀新儒家徐復觀先生以下一個重要的觀點： 「儒家思想，主要是『規定人的行為的思想』。這思想在二千多年前，已經把修己和治人的行為作出區分，其基本用心之一，便是要執政者明白，『以政治強制之力來要人人作聖賢，即使是真的，也會成為莫大的罪惡。』」 為甚麽「以政治強制之力」使人民做聖賢會是「莫大的罪惡」呢？我在這篇短文內，將會提出一些看法，並就此對規範行使政治公權的公共道德的性質及相關議題進行思考。 政治強制力與正心誠意 公權是構成人類政治社群並保障該社群存在、發展和有效運作的中樞元素。掌握公權者對政治社群的安危興衰，負有重大的公共責任。如果他們在這方面不稱職，嚴重者將影響政治社群的存亡。公權力要保證有效運作和執行，必須符合嚴謹、公正以及正當的程序，也得大體上為人民所認同和接受。必要時，公權力更得訴諸合法和適切的強制力作為推行的手段，以保障人民的福祉利益，和維護政治社群的安全法治和秩序等等。 作聖賢，是個人修身的崇高的道德要求。這往往需要慕道者裡外如一地終身不懈的努力去踐行。孔子不是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賢如夫子，也只敢說自己是「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吧了。再者，個人修身的道德必須重視正心誠意，因為這是發自慕道者個人内在的道德主體的要求。根據這要求化為個人行為後，其所產生的客觀實踐結果是成是敗、是差強人意還是盡善盡美，自然是重要的事。但如果個中缺乏了個人內在道德主體的正心誠意，那有關的行為是否可稱為聖賢行為便頓成疑問。 試想伸出援手拯救將墜於井的孺子的人，如果不是出於惻隱之心，而是心裡盤算著孺子家人會否因此而感恩圖報者，其道德情操離聖賢有多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