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時事雜誌《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在評論近期的歐洲選舉時說：「當選民對中間派聯盟或脆弱的少數派政府感到厭倦時，他們餘下來的選擇，便只有政治上的激進派了。」回顧人類社群的政治經驗和歷史，當温和中道的政治力量或方案，被認為是未能解決有關社群的重大挑戰時，激進政治往往便會抬頭，主導了社群的政治發展。中華的近、現代政治，正是見證了這種邏輯的一個例子。 甲午戰敗後，清朝菁英階層的救亡意識，可說是達到了高峰。但也是從這個時期起，積極尋求救亡之道的領袖和知識人，在選擇和推行其救亡的方案時，一次又一次的，讓激烈基進的主張和行動，蓋過了相對温和中道的做法，使前者大體上主導了近、現代中國政治的發展。 由革命派到共產黨 例如當時被視為是激進的、由康有為和梁啟超推動的變法維新，在戊戌政變後便被更激進的、由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派蓋過了。1905年，當把西方自由思想系統地介紹到中國的嚴復，在倫敦見到孫中山，並討論到中國的出路時，嚴復認為中國人民的民智不發達，「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之於丁。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着手，庶幾逐漸更新乎！」孫中山對此的回應，是「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也。」事後證明，革命方案蓋過教育改良方案，從而爆發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後，激進政治繼續在中國發展。孫中山二次革命失敗後，他改組中國國民黨，使之成為效忠黨領袖，以列寧革命先鋒黨的模式，繼續其志在建國和統一中華的革命事業。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更是要全面跟隨蘇聯蘇維埃的革命政權，通過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向剝削階級專政，以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為最終目的。當時，就是相對温和的中國自由主義者例如胡適，在文化上也激進地主張要全盤西化，支持打倒孔家店，並認為跟西方現代文明相比，中國傳統當時得承認是百事不如人。 當然，近、現代中華的激進政治並非是突然間從天而降的。自鴉片戰爭失敗後，晚青的改革和自強運動，不是被深厚的傳統保守思想和制度所阻撓，便是被既得利益者，為了保有自己權位拖延中國轉型至建立現代政體的努力，導致改革救亡者不單止對保守的當權者失去信任，更為了急於徹底推翻這些反動勢力，便毅然採取不斷把其政治思想和行動激進化的進路，因此而形成了激進政治主導了近、現代中華政治的格局。...

基本上，人類世界不可能達到真正的和諧與完美。正如佛家所說，人和其餘一切有情眾生，不過是五蘊、十八界、十二因緣偶爾聚合結成，生死煩惱墮落沉淪等「苦」，亦由是積集，人間之苦根本不可免。因為苦與人間同起共滅，甚至可理解為人間即苦，苦即人間。 相對於宗教家，思想家及科學家（尤其後者），則認為人類本性可憑藉人類自身力量改變，如理性、道德、政治制度、科學發展等加以矯正。只要創造正確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人類完美性（Human Perfectibility）有望成真。 正如上述，每個人都希冀更美好的世界出現，無論從宗教、哲學、科學角度切入，以追求人類完美性，這種夢想，曼努埃爾（Fritzie P. Manuel）稱為烏托邦傾向（Utopian Propensity）。何謂烏托邦傾向？一言以蔽之，即每個人都會有「明天會更好」那種正向潛意識，對於未來憧憬、希望、幻想、渴求，如披頭四的歌，《­­想像》（Imagine）。譬如各位大抵會認為，自己可透過完成大學學位改變現狀，有更好的前途，這就是烏托邦傾向。當然，凡事總有例外，必定有人不具備烏托邦傾向，而我們通常會用「悲觀」來形容這類人，不過大部分人通常「樂觀」，儘管這種樂觀多少含有幻想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