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看節目 中大生關靖豐因發起聯署遭捕，但在法庭未有判決前，竟被中大紀律委員會火速開除學籍！面對「未審先判」的質疑，大學的程序公義去了哪裡？《法律搞Bean科》講者🔹 陳文敏教授（前港大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 黃瑞紅 （Linda Wong）...
收看節目 中文大學政政學系學生關靖豐，早前在宏福苑大火後發起「四大訴求」聯署，其後被國安處拘捕。保釋當日，中大即向他發出紀律聆訊通知，周五凌晨（13/2）收到通知，被中大開除學籍。關靖豐接受訪問時指出：校方從未清楚列明他觸犯哪一條校規，最終並非因被捕而定罪，而是以「不禮貌對待委員」及「洩露聆訊消息」為由處分，關靖豐質疑整個程序是否符合程序公義，並認為校方真正的動機與他被捕事件有關。
過去一周，較矚目的政經要聞有兩則，其一是中國金融巨頭中植集團不獲中央拯救，被迫向法院申請破產，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上周五公布受理此案；其二是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本周二突然宣布辭職，剛開始的三年續任任期，將變成一年的看守過渡，等待校董會另覓人選。 中植集團 中植集團全盛時期曾管理超過1400億美元資產，是中國影子銀行業的巨頭之一。中植去年11月致投資者的公開信指，其負債規模約4200至4600億元人民幣，其資產帳面金額約2000億元人民幣，嚴重資不抵債。投資界一直在觀察，中國政府會否仿效介入海航集團、安邦保險等先例，由中央欽點的機構接管，然後重組其資產，逐步償還債務，避免企業清盤引發連鎖性債務骨牌倒塌，或導致公眾投資者血本無歸。然而，北京此次處理中植資不抵債危機，並沒有按這慣常路徑，而是直接交由法院清算，反映北京處理金融危機的手法，不再是一味包底善後，可以是斬纜割席止損。 當然，中植集團畢竟不是真正的銀行，沒有大量的散客存戶，其金融業務主要是透過集團旗下的持牌信託公司，例如最為人熟知的中融信託，接受富裕階層委託管理資產，類似外國的私人銀行。中植進入破產清盤階段，其客戶注定蒙受巨額財富損失，但涉及人數不會太多，這些苦主有家有業，也未必敢豁出去上訪鳴冤，其對社會穩定的衝擊不會很大，北京高層肯定已對中植的債務摸了底，也評估過清盤對金融市場和社會的影響，才批准北京法院受理清盤。 新遊戲規則 有了中植這個先例，其他受房地產市場崩塌影響陷入資不抵債危機的大型房企，以及向這些房企提供融資的金融企業，就不再是大到不能倒，並非必然獲政府接管打救。金融市場將按照這個新遊戲規則，來評估那些陷入資不抵債危機的企業，還有多少剩餘價值，由於無法預見哪些最終會獲政府出手拯救，保險的做法就是假設它們不被接管，可以像中植那樣走上清盤之途，不少機構將因此陷入信用危機。...
收看節目 中大副校長史無前例被炒，校董會將來還有甚麼行動？12月10日星期日晚，中大在灣仔會展大排筵席，慶祝成立60周年，有超過2000人出席。三日後，星期三下午一時半，中大通知傳媒，指校董會主席查逸超一小時後見記者，隨即傳出副校長吳樹培被解僱的消息。查表示，大學校董會對他能夠或願意，以符合良好管治原則的方式，去支持校董會的工作，已失去信心。他指校董會通過決議，根據吳樹培的合約條款，即日賠錢炒人。吳樹培被解僱當晚發聲明，指感到愕然、悲憤，無法理解「校董會對他失去信心」的說法。又稱過去兩個月無被邀請參與調查，無機會申辯。他又指個別校董「一而再對他作出毫無根據的嚴重誹謗」。想知今次事件的前因後果，請收看EP75《兩邊走走》的編輯推介。
過去一周，最矚目的政經要聞包括：中國前總理李克強突然逝世，大批民眾自發悼念，政府嚴格管控悼念活動及言論；以色列拒絕國際社會的停火呼籲，持續轟炸及派遣地面部隊進入加沙，巴人死傷數目急增；香港特區政府拒絕向中大學者何曉清續發簽證，令她無法回港授課，中大隨即把她解僱。 李克強突然逝世 李克強突然逝世，官方宣稱死因乃突發性心肌梗塞，全力搶救無效。海外評論者卻普遍認為事有可疑，因為李克強年僅68歲，在退休領導人中屬於極其年輕，他擔任總理長達十年，在任期間和退休後都有專屬的醫護人員照顧健康，病發時在上海一個高級賓館游泳，距離醫院不過十數分鐘車程，大部分心肌梗塞病患在黃金兩小時内搶救都能救活，李克強卻返魂乏術，難免引起許多忖測。尤其中共高層正處於內鬥激烈時期，外交部長秦剛、國防部長李尚福，擢升高位不到一年便突然垮台，肇因卻秘而不宣，令中共高層人人自危，就在這敏感時刻，論資歷聲望唯一可與習近平比肩的李克強突然英年早逝，在政壇上引起的震動和忖測，自然非同小可。 李克強在任期間並無重大建樹，因為習近平非常強勢，他長期活在習的陰影下，重大事情都要向習請示，整個國務院被黨中央架空，總理的權力被大幅削弱。但這位「一事無成」的卸任總理，逝世後卻引發大規模的民眾悼念，追悼內容主要集中在他個人操守清廉、經濟學知識豐富、對中國經濟情況敢說真話，以及堅持鄧小平的對外開放、市場改革路線。把這幾點內容，連繫到網絡上瘋傳的諷刺語句「為何不是他」，令許多評論者相信，民眾普遍對現狀不滿，對習領導下的政府施政有怨言，所以借追悼李克強來宣洩不滿，帶有強烈的控訴意味。 嚴厲管制悼念活動 由於李克強故鄉和全國多處都有大批民眾自發悼念，而追悼內容又不時語帶雙關，令北京當局高度緊張，害怕歷史重演，像過去周恩來與胡耀邦逝世，民眾追悼活動演變成大型政治抗議，但又不能禁止民眾悼念這位前總理。因為李克強是完滿落任，在政治上並無明顯過錯，中共中央因此一面給予高度評價，全國官媒高規格報道他去世的消息，喪禮也按正國級領導人規格進行，所有官方機構下半旗致哀。與此同時，安排盡快火化遺體，責令各地政府嚴格管制悼念活動，對公眾場所和網絡上的悼詞輓聯等也從嚴審查，阻止民眾對李的功績給予過高評價或搞公開告別活動。這些措施，明顯是希望平息悼念潮，使其盡快過去。...
第七封信 7.2 明慧， 中文大學變成為政權服務的知識工廠，我們為此而感到悲傷和難過。但是我們有沒有想到，21世紀的大學，不只是中文大學，差不多全世界的大學，根本上已經是學術產業和知識工廠？我之前所談到的大學之道，其實已經是過去的理想，現今並不重要。所有強調學術自主自由，追求真理的想法是不實際的。 現代研究型大學再不是如中世紀時的大學，少數精英教授和學生聚集學習和研究的地方，不是傳統中國書院私塾的規模，而是龐大的機構，由數以十計的學院和學系組成，設置學科以千計，學生成千上萬，教授和行政人員有數百位以上。這巨大組織經費來自政府，或由私人基金或捐贈而運作，是政治經濟的學術投資！這裡不是象牙塔，可以無憂無慮教學和研究學問，大學要向社會負責。教授和學生除了學術世界之外，仍有政治經濟環境去面對。...
第七封信 7.1 明慧， 今年（2023）是中文大學創校一甲子。我於1970年入讀崇基學院，和中大的關係超過半世紀。成立60週年紀念應該值得大事慶祝，遺憾的是我和不少中大校友只能在香港以外懷念山城美好的時光，因為中文大學已經不是我們引以為傲的學術自由、讀書和研究的地方，而是為極權服務的學術產業和知識工廠。 當我們中大校友看到校長段崇智在校慶所説的話，便一再確定學術自主與自由的理想已是空言，為共產政權服務才是目的。他說：「中大創校時已背負結合古今、連結中西，成為國際性的大學的理想……60歲是特別的歲數，象徵新開始，而國家正步入現代化發展，中大將融入國家大局，為國家作出貢獻，也將致力加強國民教育，加強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註一） 但是，我們認定學術自主和自由的大學理想是否一廂情願的想法、美麗的主觀意願？追尋真理是否大學最重要的意義？大學的功能是應社會的需求而建立有什麼不妥？大學的目的是根據其效益而存在，為極權服務是理所當然；「學術自主和自由」只是我們的理想而已，和現實沒有直接關係。我們憑什麼去反對段崇智的呼籲？大學教授只不過是政府的合約僱員，傳遞知識和訓練學生是職責。除此之外，其他工作不重要。...
第六封信 6.4 明慧， 我大半生在中文大學渡過。從事學術、研究、教學和行政工作，有幸受到不少老師的錯愛和鼓勵；朋輩的支持和幫助。業師沈宣仁院長在崇基本科一年級教授大學理念和他的教學熱誠，尤其是他對人文和自然知識的追尋，是「文藝復興人」的典範，使我終生受益良多。何秀煌老師對中文大學通識教育的肯定和規範性之確立，使我從他手中接任大學通識教育主任工作時，可在堅實的基礎繼續工作。但在我理解大學和通識教育的理念和實踐上，最重要的是受金耀基教授開啓性的影響。他的《大學的理念》一書為所有華人大學通識教育工作者必備的經典。我思考大學精神和通識教育的課程發展，很多方面從他的思想引發出來。 14年大學通識教育主任工作可算是我教學生涯中較滿意的一部分。中文大學通識教育有這樣的成就，主要原因是在於各崗位參與者的無私奉獻，熱誠參與。任期中多次課程改革和變更，沒有校方和同事的支持，根本不可能成功。金耀基校長和楊綱凱副校長對通識教育的執著，是中大通識教育改革成功的首要條件。沈祖堯校長對通識教育基礎課程的信心至為重要，但最難得的是大學通識教育部上下同事積極的參與才能推動。其中特別要致謝的是梁美儀教授、崔素珊女士、吳曉真小姐和趙茱莉博士。和他們共事多年是我的榮幸。(註一)...
第六封信 6.3明慧，2003年的通識教育改革，課程內涵唐君毅人文教育的思想，亦是中大肯定的教育理念，加上課程質素檢討機制和行政架構的建立，奠定了中文大學通識教育獨有的模式。2006 年迎來了第二個重要的挑戰，當時香港政府決定把全港的大學學制由三年轉為四年，以與美國和中國內地的學制接軌。該轉變引發學術改革，也有意見要求更全面的大學教育。增加多一年並不是要增加主科學習的重擔，而是鼓勵學生在入學的第一年學習更廣泛的知識。根據中大大學教務會的決定，我獲委派設計額外 6 學分的課程內容。因此，我們成立了工作小組進行研究和給予建議，而我負責擔任小組的會議召集人。大學裡最重要的是甚麼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把額外的 6 學分分配到現有的四範圍中，當然這個做法會受到大多數部門的歡迎，但卻對通識教育沒甚麼意義可言。我認為這正正是推行我所推崇博雅教育的另一大好時機。在 2003年的改革，我成功提供了通識教育課程四範圍的哲學框架和架構，但沒有直接參與課程內容的制定。現時的通識教育課程的目標確實達到了，能夠培養學生從多角度思考，以及逐漸明白不同學科的價值觀。然而，課程缺乏感知連貫性，更重要的是缺乏共同的學習經歷。我們思考了stadium generale 的正式意思，即是全民教育，如果可能的話，不論學生修讀甚麼科目，讓他們能夠一起參與學習。為 3500 個新生設計兩門科目是一項巨大的挑戰。亞歷山大・奧斯丁（A. W. Astin）在他的著作《大學裡最重要的是甚麼？》What Matt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