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周，較矚目的政經要聞有兩則，其一是中國金融巨頭中植集團不獲中央拯救，被迫向法院申請破產，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上周五公布受理此案；其二是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本周二突然宣布辭職，剛開始的三年續任任期，將變成一年的看守過渡，等待校董會另覓人選。 中植集團 中植集團全盛時期曾管理超過1400億美元資產，是中國影子銀行業的巨頭之一。中植去年11月致投資者的公開信指，其負債規模約4200至4600億元人民幣，其資產帳面金額約2000億元人民幣，嚴重資不抵債。投資界一直在觀察，中國政府會否仿效介入海航集團、安邦保險等先例，由中央欽點的機構接管，然後重組其資產，逐步償還債務，避免企業清盤引發連鎖性債務骨牌倒塌，或導致公眾投資者血本無歸。然而，北京此次處理中植資不抵債危機，並沒有按這慣常路徑，而是直接交由法院清算，反映北京處理金融危機的手法，不再是一味包底善後，可以是斬纜割席止損。 當然，中植集團畢竟不是真正的銀行，沒有大量的散客存戶，其金融業務主要是透過集團旗下的持牌信託公司，例如最為人熟知的中融信託，接受富裕階層委託管理資產，類似外國的私人銀行。中植進入破產清盤階段，其客戶注定蒙受巨額財富損失，但涉及人數不會太多，這些苦主有家有業，也未必敢豁出去上訪鳴冤，其對社會穩定的衝擊不會很大，北京高層肯定已對中植的債務摸了底，也評估過清盤對金融市場和社會的影響，才批准北京法院受理清盤。 新遊戲規則 有了中植這個先例，其他受房地產市場崩塌影響陷入資不抵債危機的大型房企，以及向這些房企提供融資的金融企業，就不再是大到不能倒，並非必然獲政府接管打救。金融市場將按照這個新遊戲規則，來評估那些陷入資不抵債危機的企業，還有多少剩餘價值，由於無法預見哪些最終會獲政府出手拯救，保險的做法就是假設它們不被接管，可以像中植那樣走上清盤之途，不少機構將因此陷入信用危機。...
收看節目 中大副校長史無前例被炒，校董會將來還有甚麼行動？12月10日星期日晚，中大在灣仔會展大排筵席，慶祝成立60周年，有超過2000人出席。三日後，星期三下午一時半，中大通知傳媒，指校董會主席查逸超一小時後見記者，隨即傳出副校長吳樹培被解僱的消息。查表示，大學校董會對他能夠或願意，以符合良好管治原則的方式，去支持校董會的工作，已失去信心。他指校董會通過決議，根據吳樹培的合約條款，即日賠錢炒人。吳樹培被解僱當晚發聲明，指感到愕然、悲憤，無法理解「校董會對他失去信心」的說法。又稱過去兩個月無被邀請參與調查，無機會申辯。他又指個別校董「一而再對他作出毫無根據的嚴重誹謗」。想知今次事件的前因後果，請收看EP75《兩邊走走》的編輯推介。
過去一周，最矚目的政經要聞包括：中國前總理李克強突然逝世，大批民眾自發悼念，政府嚴格管控悼念活動及言論；以色列拒絕國際社會的停火呼籲，持續轟炸及派遣地面部隊進入加沙，巴人死傷數目急增；香港特區政府拒絕向中大學者何曉清續發簽證，令她無法回港授課，中大隨即把她解僱。 李克強突然逝世 李克強突然逝世，官方宣稱死因乃突發性心肌梗塞，全力搶救無效。海外評論者卻普遍認為事有可疑，因為李克強年僅68歲，在退休領導人中屬於極其年輕，他擔任總理長達十年，在任期間和退休後都有專屬的醫護人員照顧健康，病發時在上海一個高級賓館游泳，距離醫院不過十數分鐘車程，大部分心肌梗塞病患在黃金兩小時内搶救都能救活，李克強卻返魂乏術，難免引起許多忖測。尤其中共高層正處於內鬥激烈時期，外交部長秦剛、國防部長李尚福，擢升高位不到一年便突然垮台，肇因卻秘而不宣，令中共高層人人自危，就在這敏感時刻，論資歷聲望唯一可與習近平比肩的李克強突然英年早逝，在政壇上引起的震動和忖測，自然非同小可。 李克強在任期間並無重大建樹，因為習近平非常強勢，他長期活在習的陰影下，重大事情都要向習請示，整個國務院被黨中央架空，總理的權力被大幅削弱。但這位「一事無成」的卸任總理，逝世後卻引發大規模的民眾悼念，追悼內容主要集中在他個人操守清廉、經濟學知識豐富、對中國經濟情況敢說真話，以及堅持鄧小平的對外開放、市場改革路線。把這幾點內容，連繫到網絡上瘋傳的諷刺語句「為何不是他」，令許多評論者相信，民眾普遍對現狀不滿，對習領導下的政府施政有怨言，所以借追悼李克強來宣洩不滿，帶有強烈的控訴意味。 嚴厲管制悼念活動 由於李克強故鄉和全國多處都有大批民眾自發悼念，而追悼內容又不時語帶雙關，令北京當局高度緊張，害怕歷史重演，像過去周恩來與胡耀邦逝世，民眾追悼活動演變成大型政治抗議，但又不能禁止民眾悼念這位前總理。因為李克強是完滿落任，在政治上並無明顯過錯，中共中央因此一面給予高度評價，全國官媒高規格報道他去世的消息，喪禮也按正國級領導人規格進行，所有官方機構下半旗致哀。與此同時，安排盡快火化遺體，責令各地政府嚴格管制悼念活動，對公眾場所和網絡上的悼詞輓聯等也從嚴審查，阻止民眾對李的功績給予過高評價或搞公開告別活動。這些措施，明顯是希望平息悼念潮，使其盡快過去。...
第七封信 7.2 明慧， 中文大學變成為政權服務的知識工廠，我們為此而感到悲傷和難過。但是我們有沒有想到，21世紀的大學，不只是中文大學，差不多全世界的大學，根本上已經是學術產業和知識工廠？我之前所談到的大學之道，其實已經是過去的理想，現今並不重要。所有強調學術自主自由，追求真理的想法是不實際的。 現代研究型大學再不是如中世紀時的大學，少數精英教授和學生聚集學習和研究的地方，不是傳統中國書院私塾的規模，而是龐大的機構，由數以十計的學院和學系組成，設置學科以千計，學生成千上萬，教授和行政人員有數百位以上。這巨大組織經費來自政府，或由私人基金或捐贈而運作，是政治經濟的學術投資！這裡不是象牙塔，可以無憂無慮教學和研究學問，大學要向社會負責。教授和學生除了學術世界之外，仍有政治經濟環境去面對。...
第七封信 7.1 明慧， 今年（2023）是中文大學創校一甲子。我於1970年入讀崇基學院，和中大的關係超過半世紀。成立60週年紀念應該值得大事慶祝，遺憾的是我和不少中大校友只能在香港以外懷念山城美好的時光，因為中文大學已經不是我們引以為傲的學術自由、讀書和研究的地方，而是為極權服務的學術產業和知識工廠。 當我們中大校友看到校長段崇智在校慶所説的話，便一再確定學術自主與自由的理想已是空言，為共產政權服務才是目的。他說：「中大創校時已背負結合古今、連結中西，成為國際性的大學的理想……60歲是特別的歲數，象徵新開始，而國家正步入現代化發展，中大將融入國家大局，為國家作出貢獻，也將致力加強國民教育，加強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註一） 但是，我們認定學術自主和自由的大學理想是否一廂情願的想法、美麗的主觀意願？追尋真理是否大學最重要的意義？大學的功能是應社會的需求而建立有什麼不妥？大學的目的是根據其效益而存在，為極權服務是理所當然；「學術自主和自由」只是我們的理想而已，和現實沒有直接關係。我們憑什麼去反對段崇智的呼籲？大學教授只不過是政府的合約僱員，傳遞知識和訓練學生是職責。除此之外，其他工作不重要。...
第六封信 6.4 明慧， 我大半生在中文大學渡過。從事學術、研究、教學和行政工作，有幸受到不少老師的錯愛和鼓勵；朋輩的支持和幫助。業師沈宣仁院長在崇基本科一年級教授大學理念和他的教學熱誠，尤其是他對人文和自然知識的追尋，是「文藝復興人」的典範，使我終生受益良多。何秀煌老師對中文大學通識教育的肯定和規範性之確立，使我從他手中接任大學通識教育主任工作時，可在堅實的基礎繼續工作。但在我理解大學和通識教育的理念和實踐上，最重要的是受金耀基教授開啓性的影響。他的《大學的理念》一書為所有華人大學通識教育工作者必備的經典。我思考大學精神和通識教育的課程發展，很多方面從他的思想引發出來。 14年大學通識教育主任工作可算是我教學生涯中較滿意的一部分。中文大學通識教育有這樣的成就，主要原因是在於各崗位參與者的無私奉獻，熱誠參與。任期中多次課程改革和變更，沒有校方和同事的支持，根本不可能成功。金耀基校長和楊綱凱副校長對通識教育的執著，是中大通識教育改革成功的首要條件。沈祖堯校長對通識教育基礎課程的信心至為重要，但最難得的是大學通識教育部上下同事積極的參與才能推動。其中特別要致謝的是梁美儀教授、崔素珊女士、吳曉真小姐和趙茱莉博士。和他們共事多年是我的榮幸。(註一)...
第六封信 6.3明慧，2003年的通識教育改革，課程內涵唐君毅人文教育的思想，亦是中大肯定的教育理念，加上課程質素檢討機制和行政架構的建立，奠定了中文大學通識教育獨有的模式。2006 年迎來了第二個重要的挑戰，當時香港政府決定把全港的大學學制由三年轉為四年，以與美國和中國內地的學制接軌。該轉變引發學術改革，也有意見要求更全面的大學教育。增加多一年並不是要增加主科學習的重擔，而是鼓勵學生在入學的第一年學習更廣泛的知識。根據中大大學教務會的決定，我獲委派設計額外 6 學分的課程內容。因此，我們成立了工作小組進行研究和給予建議，而我負責擔任小組的會議召集人。大學裡最重要的是甚麼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把額外的 6 學分分配到現有的四範圍中，當然這個做法會受到大多數部門的歡迎，但卻對通識教育沒甚麼意義可言。我認為這正正是推行我所推崇博雅教育的另一大好時機。在 2003年的改革，我成功提供了通識教育課程四範圍的哲學框架和架構，但沒有直接參與課程內容的制定。現時的通識教育課程的目標確實達到了，能夠培養學生從多角度思考，以及逐漸明白不同學科的價值觀。然而，課程缺乏感知連貫性，更重要的是缺乏共同的學習經歷。我們思考了stadium generale 的正式意思，即是全民教育，如果可能的話，不論學生修讀甚麼科目，讓他們能夠一起參與學習。為 3500 個新生設計兩門科目是一項巨大的挑戰。亞歷山大・奧斯丁（A. W. Astin）在他的著作《大學裡最重要的是甚麼？》What Matters...
第四封信 4.2第三期：本土哲學系上世紀80年代，除了香港中文大學以外的另一家哲學系就只是香港大學。不過，這只是殖民地的哲學系，當中不單沒有對中國的關懷，更遑論對香港的關切。記得80年代香港大學哲學系教授曾對我說，香港大學從未聘用過中國人和女性為教授，並引此感到驕傲。依我的觀察，香港大學只算是英國大學哲學系的分店，哲學系教授是將香港工作當成是悠長假期，既不用寫學術文章，亦不需要做課程檢討，生活在自己的象牙塔內，無論他們在波士頓、倫敦、紐約的大學教授康德都是一樣，沒有對時代文化和社會關懷的哲學，與其他自然科學沒有分別，學術和生活都是毫不相關。中大前兩期的哲學老師都是關心中國文化的，儘管唐先生牟先生對香港及香港文化不大重視，但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懷抱是不容置疑。當我由港大轉到中大哲學系讀書時，發覺中大哲學教授，唐先生或牟先生，不單是講哲學思辨的技術，也不會把哲學當成純知識或商品，而是蘊含深遠的文化關懷。日後勞先生的「香港前景研究社」，是面對香港97回歸而創立，對共產黨的感受遠比香港大學的英國教授那種對香港無關痛癢，形成很大落差。1998年劉述先退休，當時系主任石元康下放權力，關子尹成為第一位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擔任中大哲學系系主任。這是個重大改變，亦是香港哲學系本土化的開始，加上劉國英於1995年從法國回港。「劉關張」出現，一度成為中大哲學系的「傳説」。當時系中的老師，超過一半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們在中大唸本科，然後到歐美澳洲，獲得博士學位回來任教。第一次由香港人主政的哲學系，改變了一路以來哲學系的發展格局。1996年是重要的一年，我們舉辦了首次的現象學國際會議，是哲學系發展的重要里程，令我們覺得現象學可以有所發展。早於80年代中，勞先生曾經主辦在香港第一次涵蓋中港台政治社會經濟的聯合學術會議。大陸當時仍處於文藝復興期，時任中共國務院學者嚴家其都有獲邀出席。勞先生任命我為會議統籌員，負責會議一切的行政安排，這次活動的經驗對我們日後舉辦各種學術會議及研討會打下很好的基礎。作為本土人做哲學系領導，我們關心的是香港在此特殊環境下可以做些甚麼？當時的香港大學、嶺南和浸會沒有一個哲學系系主任是香港人，他們沒有關心哲學在香港發展究竟有著甚麼可能性，香港沒有「香港哲學」，只有「哲學在香港」。要哲學在香港有所發展，大學裡如何「做」是很重要的。因此，關子尹出任系主任，我全力支持他的，劉國英回港加入團隊亦很重要，那時「劉關張」的合作，勞先生對此感到驕傲。此時的哲學系開始以三條腿走路：中國哲學、分析哲學和現象學。關子尹90年代出任系主任8年，我於2005年接任此職位，學系著重學術在國際與香港方面的連繫。2004年我們偶然得到超過二千萬港元的捐助，為哲學系的發展打開缺口，多了資源我們可以在通識教育、中國哲學和現象學學術研討會及出版等投入更多的工作，慢慢地中文大學哲學系並不只局限於香港，而是放眼世界。二千年後陸續成立的鄭承隆基金亞洲現象學中心，和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舉辦的國際會議開個不停。2003創辦的唐君毅訪問教授計劃更令不少著名哲學教授來中文大學訪問一個月。我們希望讓世界認識及接受香港現象學和中國哲學的研究。香港的大學教育在港英殖民地年代，和97年回歸後的首20年仍享受著學術自主和自由。是以我們透過學術會議和出版將中港台日韓英美哲學界連接起來，不到十年中文大學哲學系慢慢被世界學術界接受和肯定。但重要的是這期在哲學系擔任主要教學和行政的老師，差不多全部是香港人或從美國研究回來的華人學者。在這期間，外國教授只有兩位。從1998年開始到2018年左右，相信應該是中大哲學系的黃金時期。創新嘗試 • 哲學碩士兼讀課程如果不是哲學系的本科生，在上世紀90年代的香港，要進修讀哲學有一定的困難。我在「香港哲學會」接觸到的民間社會，不少朋友都對哲學很感興趣， 很努力的尋找不同渠道修讀哲學，可惜苦無機會，被拒諸於哲學的門外。當年唯一可以選讀的是中文大學或香港大學校外進修部有關哲學的課程。香港政府從來沒有提供任何輔助課程，修讀人士亦沒有專業的哲學老師指導，很多人都不得其門而入。見到社會有這個情況，我們希望可以為對哲學有興趣的在職人士提供機會，讓他們能夠修讀哲學，我們參照了倫敦大學校外哲學課程開設學士學位課程，初時中文大學沒有興趣開課， 後來香港大學接受了我們的意見，...
第四封信4.1 明慧， 感謝你的回信，你指出大部分人的生命不能自主，沉淪在渾渾噩噩日常生活中，面對人生種種危機顯得無助無力。這些現象在過去幾年的香港，更是明顯。你的觀察與反省其實是哲學思維最重要的根源。幾十年前我面對的不是政治和社會的問題，而是父親的突然死亡，令我追問生命的意義和存在的不確定性，在極度困惑中盼望尋求答案。研讀哲學便成為我的出路。 這麼多年的哲學研讀中，我發覺所有重要哲學家，無論中西，都有一共同特點：他們全是「反叛者」——不接受命運、不同意已有對現實的理解、不認同唯一真理、肯定思想自由、上窮碧天，下落黃泉的求索精神，不只是想了解宇宙萬物，而是安頓生存的意義。我相信哲學如法國哲學家Pierre Hadot所言，是「生命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