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按 : 破土除了有固定的作者專欄,亦歡迎讀者投稿分享。這次,我們有香港勞權監察總幹事蒙兆達====================================2013年3月,香港爆發持續40日碼頭工潮。十年回首,總結是次香港自1960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工潮抗爭,對今天的香港到底有何意義?時移世易,如今職工盟解散,李卓人在囚,留下來的工會被嚴密監控,公民社會空間大幅收窄,很多人會慨嘆,如此大規模工潮抗爭,此情或已不再?半年的艱辛蘊釀可是,碼頭工潮的經驗告訴我們,空間愈是收窄,愈需要我們做好扎實的組織工作,靜待時機出現。在此次工潮爆發前,其實工人已嘗數次策動罷工卻未能成功。當年貨櫃碼頭猶如獨立王國,工人的工資長期受壓,職安健欠缺規管,甚至連工傷意外消息亦被封鎖。槍打出頭鳥,誰夠膽站出來為工人申訴,隨時會遭受報復解僱或懲罰性停工。雖然行動經歷了數次「滑鐵盧」,但工會和組織者沒有就此放棄,而是將全副心力加強底層的組織工作。工會招募了學生義工,每星期最少兩至三次,不斷落區接觸工人,暗地裡舉辦聚會,發掘積極份子。這些不起眼的組織工作,在璀燦奪目的工潮爆發前,一直持續長達半年時間。如沒有經過這些事前的艱辛蘊釀,很難想像怎可促成日後的工潮大爆發。不過,也不得不承認,單憑數百位碼頭外判工人之力,面對亞洲華人首富,雙方實力確是相當懸殊。扭轉局勢的關鍵,全因碼頭工潮曝露了香港長期由財團把持壟斷的深刻社會矛盾,一石激起千重浪,成功喚起了市民敵愾同仇的階級認同,激起廣泛的社會支援。最明顯的例子是,工潮期間成立的罷工基金,獲市民熱烈捐獻,成功籌得接近900萬元,成為罷工曠日持久的強大後盾;學運份子聯同工人代表,組織講解團深入社區、學校進行演講、籌款;社運活躍份子出版通訊,向工人及市民報導工潮最新動態;更有市民自發發動杯葛行動,以消費者運動向財團旗下零售業務施壓;來自荷蘭、澳洲的碼頭工會代表,千里迢迢前來香港聲援,並向於當地也有經營碼頭業務的資方施壓。迅速地,單一行業的工潮事件演化成了一場具廣泛意義的社會運動,更有學者將此視作「社運工會主義」(social movement unionism) 的研究案例。香港市民權利意識的成長如今獨立工運陣營被瓦解分散,已無從前規模、人手和資源,工人要發動大型工潮對抗財團剝削,肯定比以往更形困難。要突破這種工人被孤立的局面,實有賴於社會上關注勞工的活躍份子,從周邊形成支援網絡,透過消費者運動、社區連結等不同介入方式,作為支撐工運的媒介。歷史上,這類專制國家下的工運經驗,並不罕見。例如在1980年代韓國軍政府統治時期,組織工會被視為非法活動,不少教會、學運份子在支援工人反抗方面,便發揮了關鍵角色。從更寬闊的視野來看,接連發生在同一時期的多場香港社會運動,包括:反對菜園村清拆運動(2008)、反國教運動(2012)及碼頭工潮(2013)等,儘管關注議題各自不同,均反映了香港市民權利意識成長的重要發展階段。在是次碼頭工潮之中,有一點經常被忽略,其實工人不單止要求合理加薪,更是十分著緊爭取工會的承認權。由於此一訴求不被接納,他們更曾一度考慮拒絕資方的方案。奈何工潮持續已達40日,礙於現實生活壓力,眼見參與人數下降,勞方幾經掙扎最後只好同意接受方案。工人代表當時臉上流露的失望表情,至今我仍歷歷在目。香港的財團深明權力就是金錢的道理,只有牢牢抓住權力,才能完全控制資源分配的規則。因此,資方在工潮最後階段,縱使願意將薪金調整至接近工人期望的雙位數,對於與工會作任何形式的集體談判,仍然堅決一步不讓。放在香港今天的政治大環境,統治階層拒絕與升斗市民分享權力,背後原因其實同出一轍。抗爭的記憶與承傳不過,碼頭工潮的經驗正好告訴我們,當權者不可能永遠壓止民眾改善生活的訴求,這些源於生活被剝削的憤怒,或遲或早會轉化為爭取確立民眾權力的呼聲。即使在中國大陸,面對中國政府如此嚴密的社會控制,被壓迫的民眾仍然能夠尋得反抗缺口。去年年底在中國多個城市爆發的白紙運動,群眾快速蔓延的抗爭浪潮,便成功迫使當權者讓步放棄了嚴苛的清零政策。猶記得職工盟在解散宣言中留下了這一句:「有矛盾,就會有對立。有壓迫,就會有鬥爭」。當初碼頭工人代表跟我說,他們決定站出來反抗的一刻,最能鼓舞他們的,不是組織者講的什麼大道理,而是數年前發生的一次扎鐵工潮。香港碼頭罷工發生後不久,由同一集團於深圳鹽田港經營的碼頭在同年九月爆發工潮,近千工人罕有發起罷工,要求加薪和改善待遇。受壓迫者會互相學習反抗模式,抗爭的記憶因此便得以承傳。每一次重要的工潮事件,都有可能造就下一場發生於不同時空的勞工抗爭。回顧香港過往走過的民主路,不也是一樣嗎?反廿三條立法後有雨傘運動,雨傘後又有更大規模的反修例運動。曾經發生於我城的民主抗爭,會成為這個城市的集體記憶,留下的足跡不會就此磨滅,後來者必定會繼續受到鼓舞,從中尋得他們所需的力量和勇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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