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 此文發表於2024年6月22日在台灣國立清華大學舉辦的「家。流亡 —— 哲學對談」研討會。由鄭栢芳同學筆錄編寫，經我修訂而成這文稿。現分兩星期刊出。） 流亡是上世紀相當重要的社會與文化現象。美國紐約有一所私立大學，名為新學院（The New...

反烏托邦潮流其實自1920年代後，西方人已漸少談論烏托邦思想，尤其1949年歐威爾（George Orwell）發表《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一書以來，明言極權為世人帶來何等災害，自由將被徹底剝奪，這些反烏托邦（Dystopia）思想帶來巨大震撼之後，烏托邦開始不斷遭到否定。 當然，在反烏托邦主流中，依然有股逆流，例如德國重新統一，當時有前東德國人問，民主自由果真如此美好及完全正面？現今台灣，亦有人發出同樣質疑。有次我乘搭計程車，與司機談話，他對我說，台灣人太自由，經常胡亂發言與盲目反對，自由也不見得有多好。他覺得以前共產主義世界較諸於現在為好，儘管不自由，但有飯吃。不知道大家有否去過中國，他們現在物質生活確實很豐富，只是沒有自由。不過自由又果真有用嗎？自由值得我們為它反抗嗎？以上種種質疑又合理嗎？但因烏托邦試驗已隨共產陣營瓦解而以失敗告終，才導致其支持者，總是在輿論上不敵反對者。導致如上述這位計程車司機，在台灣可能成為小眾吧。 而且的確，自尼采提出虛無主義以來，反烏托邦已成為主流，如今似乎很少人憧憬美好未來，相反，反烏托邦書籍與電影卻成行成市，烏托邦彷彿已成過去。...

在我的作品《異域》的後記中，我開始了對香港所面臨的困境反思探索，特別是通過被稱為夏慤村的浪漫悲劇角度去反省。在這個本來充滿活力的香港，自由逐漸被侵蝕，威權統治肆虐，這段敘事正是歷史的關鍵時刻。在以下段落中，我將討論反修例運動的影響、曾經許諾的「一國兩制」的崩潰，以及香港人在2020年6月30日制定的《國家安全法》下所經歷的生存危機。 2019年爆發的反修例運動，是對被認為是政府越權和試圖箝制香港一直以來的自由的重要呼聲。由於引渡法的修訂建議（許多人擔心這會為大陸的壓迫性司法制度打開大門）激發了這場運動，並在不同人群中獲得了顯著的支持。來自不同背景的市民在街上團結一致，揮舞橫幅，高呼口號，主張民主和自治。然而，在這股社會熱潮之下，卻隱藏著更深層的不祥預感；這正是不久後將籠罩整個城市的動盪現實的前兆。 反修例運動不僅喚醒了香港居民的公民責任感，也揭示了共產政權野心的殘酷現實。運動一開始只是要求立法改革，很快就演變成更廣泛的爭取人權和維護香港生活方式的行動。抗議揭示了人民的韌性和決心，然而這種反抗也引起了當局的暴力反擊。 香港與內地關係的核心原則之一是「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在中英協議提出，1997年回歸後實現。旨在維持香港的獨特身份，同時促進香港重新融入中國。然而，這項安排的現實證明是假象多於實質。圍繞反修例運動所發生的事件令人痛苦地表明，所做的承諾正逐漸被取消。 白色恐怖 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引起了國際關注，暴露了香港管治框架內的明顯矛盾。中國政府越來越激進的策略反映了其鞏固對香港控制的無情欲望，導致市民之前享有的自由受到壓制。《國家安全法》的頒布是這種背叛的縮影，將市民推入一個充滿監視、壓制和恐懼的環境，從根本上改變了香港社會的結構。...

過去一周，較矚目的政經要聞是香港記者協會披露會員受滋擾的調查結果，有至少13間本地及國際媒體，以及兩家新聞教育機構，在今年6月至8月發生過針對記者的滋擾事件。涉及手法相當卑劣，包括恐嚇記者的家人、僱主、物業業主等，且霸凌一方掌握了大量記者及家人的敏感個人資料，實力遠非一般民間網絡起底欺凌可比，似是集團式系統性針對獨立媒體記者的政治攻擊。 這種政治攻擊過去甚少在香港出現，其客觀影響絕不限於受滋擾的記者與媒體，若不能依法阻止嚴懲，會散播白色恐怖氛圍，成為香港的恥辱標記，加速人才與資金流失。 攻擊的幾點特殊之處 香港記者被霸凌一事，《明報》的周日話題（9月15日）有詳盡的報道，商業電台的早晨節目也有受害者詳述遭恐嚇細節。從這些報道內容來看，這一波針對記者的攻擊有幾點特殊之處，並非一般宣洩私人怨憤的網絡起底抹黑，扼要歸納如下： 1）受滋擾的對象有政治針對性，全是新聞行業內最獨立敢言的一撮，包括香港記者協會多名執委、獨立媒體（Inmediahk.net）、HK Free Press、誌傳媒（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