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分已過，慢慢日長夜短。雖然今年三月初聖奧本斯仍下雪，但相信冬天不再。和香港不同，在此可體驗四季變化。枯萎樹枝漸漸出現嫩葉；洋水仙、櫻花、油菜花、藍鐘花和各種春花陸續綻放。田野是青綠色，加上不同顏色的花朵，大自然的生命力如斯展開：世界仍是美好的，仍是有希望的。 ▌［相印集］作者簡介...
第三封信下篇明慧，回港後，我展開人生中唯一一次的中環生涯，做了一位四料議員的私人助理，參加很多政治活動，協助籌劃立法局及政治團體的規章草擬，在競選區議會時上門洗樓。一段時間後，我發覺這與我本性不符，自覺在這方面貢獻不大。當時的那位法律界議員問我「Democracy」是否由希臘哲學家Democritus 而來，她何以有此一問？她說因為兩者發音相近。由此小事，你就知道這位法律界議員的文化水平何在。我少年時代的香港有著很大的自由度，但教育制度內一直刻意貶抑人文學科的重要，對文化、歷史、藝術等，教學上都沒有給予特別資源，大學或是中學亦不鼓勵人們選讀這些科目。對人文學科有興趣的都只能自學，你會見到香港人的歷史感和在藝術知識方面等都是貧乏的，一如我由建築系轉讀哲學時很多人都大惑不解，何以捨棄頂尖又易搵食的建築系而轉讀無聊又無用的哲學呢？到今天為止，大陸仍然相信香港以商業為首，賺錢至上。維持香港制度不變，「馬照跑，舞照跳」正是描述香港只顧賺錢的享樂主義，文化方面完全欠奉。儘管我不認同香港是文化沙漠，因為早期從大陸逃亡來的文人，導演、作家、哲學家等的文化人為數不少，而且很有份量，但香港本土出生的一代就甚少受到人文學科的栽培。當時社會也有些文社團體，但都只是散漫組織，年輕人搞搞讀書會、寫寫歪詩、念念新詩，情況在60至80年代之間都很普遍，直至97問題出現為止。97回歸97回歸問題出現，香港同時有了新方向，有了新的身份認同，我對文化中國亦有了新的理解。金庸筆下的文化中國，印證了我們嚮往的大陸，長城、錢塘江、臨安、懸山寺、長白山、峨嵋山、大漠、絲綢之路以至成吉思汗、鐵木真和全真七子等等的地方及人物，都讓我們對文化中國有著無限憧憬，作為「香港中國人」，我們終於可以歸去！香港由鴉片戰爭開始的百多年強暴式殖民統治終於完結，理應是何等令人興奮。然而，現在我才理解到，那只是羅湖橋外的隔膜所做成的錯覺，我們這代人，對中國大陸的期望、盼望、失望，到今天的絕望。相比大陸開放後曝露的極權問題，台灣1986年戒嚴令解除，民進黨建黨，公民社會起步，慢慢演變全民投票選總統的民主制度。相對而言，香港無異是得天獨厚的，這裡是當時全球華人地區最自由的土地，擁有英國殖民地給予的法治基石，這些空間是台灣和大陸所沒有的，回歸就是擁有文化中國的中國人身份。我們滿懷希望中國開放改革，經濟慢慢變好，政治慢慢民主自由化，慢慢接受西方的思想價值。我在外國接受自由開放的教育，擁抱西方自由主義精神，多元文化和全球化體系的理念，期盼在80年代到2047還有五十多六十年，香港會如寫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擁有民主、開放、自由的制度，我們相信自己有能力管理自己。我們這一代的知識份子置身歷史洪流，不相信歷史決定論，相信創造和參與。和其他民主改革的朋友一樣，相信在香港推動民主運動是我們的公民責任，同時相信民主救中華是正確路線。遺憾的是，這些只是我們一廂情願的主觀良好意願。我們那時根本不懂得共產黨，不明白香港人只是有利用價值，我們追求民主自由只是水中之月。第一份在香港的教學正職浸會學院的教席是我從台灣回港後的第一份正式教職。求職信寄出一個多月後，我得到謝志偉校長的約見，浸會當時正為升格大學而作出改革準備，他們同時邀請了香港大學語言學羅德教授（Robert Lord）過檔組新班子，這是我教學生涯中最重要的時光，我當然全力以赴。浸會在未升格前隸屬基督教浸信會，由於有宗教團體背景，聘請非基督徒有一定困難，校長囑咐我低調處理非基督徒的身份，我只有唯唯諾諾的點頭。謝校長讀過我現在收錄於《人文與通識》的「我為什麼不是基督徒？」所以約見我。這問題最早來自英國哲學家羅素，他出世時就領洗了，後來脫離教會便被問到為什麼不是基督徒。當年訪問我的記者有此一問，我說這個問題不需回答，因為問題如「我為什麼不是佛教徒？」、「我為什麼不是回教徒？」等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我從來對宗教有很大的疑問。 亞里士多德的教育理想：如何成為自由人和好的公民 在浸會期間，我有幸參與建立浸會大學人文學科學位的工作，我對此感到非常驕傲。香港的大學教育一直以來都是獨立成科：英國文學、中國文學、中國歷史、西方歷史、語文以至哲學都各自分類，文史哲各有範疇。我常常不禁一問，為什麼讀莎士比亞就不能認識李白杜甫？為什麼讀《紅樓夢》就不可以讀但丁《神曲》？英殖時期硬要把文學分為英國文學、中國文學，至於俄國文學、德國文學又要翻譯成英文放在比較文學中來讀？其實它們全都是文學，為什麼不能歸類為一呢？我們常常說的文科「ARTS」，其實與藝術（ART）無關。這字源自拉丁文ars、artes，是「方法」的意思，是從亞里士多徳的教育思想引申出來，是我們如何由無知狀態解放出來理解這個宇宙的方法。「artes liberales」指的是成為自由人參與公民生活至關重要的主題或技能，亞里士多德的Humanity是要理解「人之為人」。藉著對Humanity的重新思考，我們構思可否在傳統文科中有一個綜合課程？這成了我當時的任務，我和羅德教授思考了很多課程的可能性。可惜，提交兩次到香港學術評審局HKCAA（現為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都不成功，得來的回覆是沒有市場價值（marketability），沒有僱主會願意聘用這些畢業學生的。每次失敗後，我和羅德教授兩人都會沮喪地找個地方靜靜的喝杯咖啡再商討，屢敗屢戰，重新思索如何把課程定位，如何制定及推銷。第三年，我們終於成功了！我們提出的新課程一直都被認為畢業生是沒有僱主想要聘用的，但究竟如何證明僱主是不會聘用他們這回事呢？每年大學畢業的同學，除了一些專門的學科，如會計、建築及律師等專業，很多工作都與他們修讀的本科不相干。銀行家不一定在大學讀工管系；政府的AO、EO都不一定是唸行政。換句話說，大部分工種聘用的都不是專業人員，市場上仍有很多非專業學科的畢業同學進入職場。因此，最妥當的方法就是問問僱主想請甚麼人，我們想出個方法，做一次市場調查，研究一下僱主究竟想聘用哪些人？我們找來專人設計問卷，提出僱主會否聘用懂中西文化、懂邏輯思考，具有政治關懷，對世界認識的這些畢業生？這次一舉成功。老實說，修讀本科的同學，如果不是做相關工作，三兩年後必定把所學忘得一乾二淨，新課程的訓練足夠讓這些同學應付世界變化，今次得到當時考評局的高度評價，綠燈開通了。這個綜合人文學科是雙語課程，在傳統歷史及哲學之上混合了新元素，其中一個特色是寫作，這在職場上非常管用，而我作為整個課程的策劃者，更是非常興奮。可惜課程開始後，學院委派了一名美國學者負責，雙語變成了英文及法文，而不是英文及中文，這令我非常失望。而另一個令我不快的原因就是聘用人選的問題，我和校長激烈討論，究竟是聘用外國學者還是培育本地人才？當時一位應徵者是位中文大學哲學博士，非常難得，為什麼我們不能給予這年輕學者機會呢？...
早前向大家介紹，我們其中一個核心工作是參與聯合國的人權機制。適逢聯合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委員會（下稱經社文委員會）2月中審議中國、香港和澳門實施《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狀況，我們向對方提交書面陳述，報告香港的人權狀況。經社文委員會於3月初發布審議結論（concluding observations），關注有報告指《國安法》實際上已廢除香港的司法獨立，並被用以打壓學術自由及組織工會的自由等；又建議取消「國安熱線」。面對聯合國人權專家的質疑，香港政府隨即「戰狼上身」發聲明，反指委員會「將審議工作政治化」，顯示港府沒有認真聆聽委員會的意見，對聯合國的審議工作欠缺尊重。 2019年反送中運動，以及2020年《國安法》生效後，聯合國專家已經多番就香港政府打壓公民權利作出嚴厲批評。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去年就《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作出的審議結論中，已促請香港政府廢除《國安法》。相比之下，由於關注的議題有所不同，經社文委員會的用詞一向較為溫和，但他們今次在審議結論都對《國安法》和香港人權狀況的變化表達了明確和尖銳的意見，再一次顯示國際人權專家認為香港人權狀況受到嚴重及系統性的侵犯，違反國際人權標準。 是次經社文委員會更關注近年政府對教育界的干預、藝術創作受到審查、漫畫家被滋擾等。同時，委員亦關注記者及律師等人權捍衛者遭到不符正當程序的拘捕、拘留及審訊，尤其是有報告指其拘留及審訊缺乏透明度；亦關注港府透過《國安法》和《職工會條例》等本地法律，妨礙市民行使自由組織工會的權利。（註1） 可是，在發布報告當晚，港府急不及待於深夜發出強硬回應，既指「強烈反對」、「以偏概全」、「毫無事實根據」，又批評委員會「將審議工作政治化」。有趣的是，近年奉行「戰狼外交」的中國政府，卻以溫和態度回應，表示會對符合中國情況的意見「積極考慮採納」，和願意與各方「加強交流、加深互相了解及理解」；澳門政府亦在聲明中提到會就「具建設性意見借鑒及適當跟進」、「持續落實國際公約的規定」。相比之下，香港政府的回應則顯得態度強硬、欠缺理據，甚至令人覺得這是心虛的表現。被人捉到痛處，於是想藉強硬回應讓他人收口。這種回應手法，相信港人必定感受甚深。 然而，經社文委員會每一位成員都是由聯合國成員國所選出的人權專家，並非國家代表，而是以獨立身分及按其法律和人權的專業知識行事。報告基於國際標準、以及參考民間社會獨立提供的報告而成，絕對有其專業和代表性。事實上，香港近年的人權狀況急速惡化，在各種關於公民權利和自由的國際排名及評級大幅下跌。港府的聲明再強硬，不僅無法遮掩自己侵犯人權的事實，更讓人有掩耳盜鈴之感。 為了保障和促進香港的人權和自由，並且履行公約責任，香港政府應採納及盡快落實是次審議結論的觀察及建議，並按照人權事務委員會去年在審議結論提出的要求，廢除《國安法》及立即終止檢控有關人士。我們亦會繼續就香港的人權狀況，向聯合國的人權機制提供意見，確保聯合國的各個監察機構，都能準確掌握香港的情況，以監督香港政府改善人權的工作。...
過去一周，較矚目的政經要聞有三則，一是習近平出訪俄國，與普京會晤，名義上是尋求中止烏克蘭戰事，但實質意義是聯俄反美；二是銀行倒閉風潮由美國擴至歐洲，近年醜聞纏身的瑞信（Credit Suisse）遭大額存戶擠提，瑞士當局安排其對手瑞銀（UBS）收購接管，事件令全球投資者再度關注銀行業監管不足、動輒要求政府打救的結構問題；其三是北京公布機構改革方案詳情，負責港澳工作的常規部門，由國務院港澳辦改為黨中央港澳辦，港澳事務決策收歸黨中央，突顯了國務院被架空、傳統港澳事務官僚大權旁落，隨著新的掌權派上位，其在港的各式代理人及政商關係網也將大洗牌。習近平出訪俄國晤普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3月20至22日出訪俄國，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談。外界最關注的當然是雙方在烏克蘭戰事上的取態，中國官方釋出的信息，強調習近平此次乃和平之旅，目的是促使俄烏雙方盡早重開和談；俄國媒體方面釋出的信息，則是希望中國履行去年初宣稱的「中俄合作無上限」，給予俄國實質的支持；美國方面的信息是，反對中方提出的和平方案，因方案不包括要求俄國撤軍，變相合法化俄國侵佔烏國領土；至於烏克蘭方面，取態較為審慎，說中國應不至於向俄國提供軍事援助，沒有否定中國的促和外交姿態。從中國領導人眼中的國家利益來看，絕不希望俄羅斯大敗，普京被迫下台，這樣意味美國主導的西方世界大獲全勝，俄羅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再構成威脅，這樣一來，美國便可以策動盟友集中火力圍堵及箝制中國。因此，就算北京為免授人口實，避免直接向俄羅斯供應武器和軍用設備，也會以其他合法互利的方式支援俄羅斯，例如增加採購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供應軍民兩用的物資，甚至協助俄國向伊朗、北韓等國取得所需敏感物資。只要俄國能挺住，就能牽制美國和歐盟，中國所受壓力就會減輕。從這個角度看，此次習近平訪問俄國，實際意義是構建及鞏固國際反美聯盟。然而，此次出訪畢竟是打著和平之旅的名義，如果只是與普京會晤，對烏克蘭不理不睬，就無法展示「和事佬」姿態，因此在出訪前就有消息傳出，習近平見過普京後將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視像對話。烏克蘭外長據此表示，將密切注視北京有何信息轉達，表明烏克蘭政府期待與習近平直接溝通，這或許解釋了為何烏克蘭沒有像美國那樣批評北京的和平方案。對烏克蘭來說，只要北京信守中立立場，不向俄羅斯提供軍援，就是較有利的結果。其次，假如普京給面子習近平，擺擺願意重開和談的樣子，對烏克蘭來說，也是一個稍事喘息重整軍力的機會。對美國來說，中國近日的連串外交姿態，正在逐漸扭轉國際局勢，令美國無法孤立中國。尤其中國成功促使伊朗和沙地阿拉伯握手言和，令中國的外交聲譽上升，在中東產油地區的影響力增加，這對美國是一個警告信號，中國並不是孤家寡人，它在國際上也有不少盟友。美國要藉著經濟脫鈎與軍事圍堵，孤立和削弱中國，使其無法與美國競爭，實質結果可能是促成一個以中國為首的全球反美同盟，重演當年美蘇兩大陣營長期冷戰對峙的格局。美國將如何應對這個發展趨勢，將是未來一段時期國際政局的焦點所在。從習近平與普京會晤後雙方發表的談話及書面聲明來看，普京對中方提出的12點和平方案雖表示讚賞，但並沒有承諾什麼回應行動，只說方案能否實行，視乎西方及烏克蘭是否願意，把皮球踢了出去。比較具體的，反而是中俄能源合作，俄方很著急要簽約落實興建西伯利亞二期天然氣管道，穿過蒙古國到中國境內，中方雖說積極配合，但沒有表態何時簽約，似乎還有條件未談妥。這條管道若按俄方計劃今年建成，俄國對華輸出天然氣往後每年可增至980億立方米，是極大的一筆交易。正當習近平訪問莫斯科時，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突然造訪烏克蘭首都基輔，成為二戰後首位日本首相親臨戰爭區域。岸田除了表示日本將全力支持烏克蘭，還邀請澤連斯基在今年五月以視像方式參與日本主持的G7峰會，頓時吸引了全球媒體眼球，削弱了習普會的吸引力，時機把握可以說非常精準，讓中國無端吃了一記悶棍。瑞信陷倒閉危機在經濟方面，瑞信作為有167年歷史的全球三十大銀行之一、一向被視為大得不能倒閉，竟然會像美國中型的矽谷銀行那樣陷入倒閉危機，令國際投資者再度關注銀行業的脆弱結構，觸發全球主要股市銀行股全面受壓，即使瑞士當局火速介入，在剛過去的周末逼使瑞信由瑞銀收購，並且運用權力使收購交易毋須瑞信股東批准，瑞士政府及央行更提供巨額流動資金及承擔部分損失，也未能全然平息投資市場的不滿及恐慌。瑞信的資產表上仍有數千億美元的資產，全球員工數目逾五萬，但股價因擠提風潮暴跌，最終收購價竟然只值32.5億美元，瑞信的股東近乎血本無歸，而買了瑞信債券的投資者更加冤枉，總值170億美元的額外一級資本債券居然被當局一筆勾銷，完全違背了過去債券持有人先於股東獲償的準則。更荒謬的是，瑞信管理層竟然宣布2023年照舊派發花紅，導致銀行沉船的管理者，無論能否在合併後的超大型銀行佔一席位，這一年的花紅不受影響！這個宣布即時引起瑞士民間抗議，政府急忙出來救火，說花紅只限2022年底前應得的，讓瑞信員工空歡喜一場。在美國方面，矽谷銀行和Signature Bank雖已獲安排易手，但銀行倒閉風潮餘波不斷，First Republic Bank成為另一個遭存戶擠提、股價插水式暴跌的地區銀行，聯儲局主席耶倫被迫出來救火，承諾會介入銀行危機，避免存戶失去存款，局面才穩定下來。這股銀行風暴顯示，美國監管當局在2008年雷曼倒閉後引進的連串監管措施已告失效，無法阻止銀行倒閉的骨牌效應。部分原因是華盛頓的政客響應銀行業游說，不斷放寛原已收緊了的銀行監管要求，部分是監管當局錯誤以為，只有少數大型全國性銀行若瀕臨倒閉才構成系統性風險，其他中型地區銀行可以放鬆一點對待。但以此矽谷等幾家中小型地區銀行的危機顯示，中小型銀行倒閉也可以產生骨牌效應，將危機傳導至其他銀行，使監管當局不得不出手打救，尋求大銀行收購接管。既然如此，對中小銀行放鬆監管要求的理據還怎能成立？如果不從體制上保障銀行安全，接而連三的拯救行動又豈能平息風波？港澳辦收歸黨管港澳辦收歸黨中央直接管轄，與過去隸屬國務院管轄、由黨中央成立專責小組領導工作，在運作上有何區別？最終不都是由黨總書記領導的政治局常委拍板嗎？當然有差別，否則也不用搞什麼改革了。港澳辦歸屬國務院，意味港澳辦是行政部門，主任和副主任等行政單位領導一般會論資排輩，由部門中最資深的官僚一級一級升任，只在特殊情況下才會空降沒有港澳管理經驗的人掌舵，而部門日常的行政與財務，也按國務院其他部門的制度來處理，向副總理、總理等負責，黨中央成立專責小組，就算兩個月開一次會，也只能從大方向上引導行政部門，或者就個別重大事項拍板，具體決策與執行工作，仍得交由部門裏有經驗的官僚去處理。港澳辦收歸黨中央管轄後，人事安排會較彈性，不一定由原來的官僚體系中擢升，可以用培訓未來領導等各種不同名義，空降獲黨中央信任的人選，進駐擁有實權的行政管理位置，在人事任用和財政收支方面也有較大的自由度，不用處處照跟國務院那一套。這對於出任港澳工作一把手的習近平親信來說，等如把涉港澳的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等各方面的權力高度集中，只須向習匯報請示，就可以挾聖旨令諸候，不受其他部委或勢力左右。這樣便可以迅速建立起自己的班底，形成一個有高度向心力的利益集團（政治圈稱為馬房），支配香港和澳門這兩個最富裕發達城市的運作。內地每個想進軍港澳的省市和企業都要來尋求支持，港澳每家想拿地拿專營權拿政策的企業，也要來敲門獻茶，箇中風光豈是國務院一個區區正部級領導可以比擬？從這個角度看，港澳特區的既得利益圈子將無可免會洗牌重組，新的政商人脈網絡將圍繞黨中央的實權派搭建營運。▌［ 守望］作者簡介劉進圖生於香港，七零年代入讀善導小學和九龍華仁中學，學會追求良善、自由和責任。八十年代初進香港大學唸法律，思考社會公義。八十年代末加入新聞行業，先後任職於《信報》及《明報》，切身體會「無信不立」、「兼聽則明」。2014年2月遇襲受傷，病榻上總結心願：「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 ...
編按 ：「正義迴廊」和「毒舌大狀」這兩齣叫好又叫座的港產片，剛好兩者都是有關法庭、法律、公義，前者更引起公眾對陪審團制度的討論。陳文敏教授看罷兩齣電影後，為《綠豆》撰文，分三篇講述陪審團制度的前世今生、利弊質疑、程序公義，以及在國安法下陪審團被消失所凸顯的問題。在最後這篇，教授談及沒有陪審團的國安法審訊。===========================國安法規定，律政司司長可以基於三個理由發出證書，指示國安法的案件不設陪審團。這些理由包括保護國家秘密、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或保障陪審員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首宗國安法案件「唐英傑案」，上訴庭便接納了律政司不設陪審團的申請。該案並不涉及國家秘密，亦沒有涉外因素，若是基於保護陪審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這個風險有多大？過往不少涉及黑幫尋仇、恐嚇勒索和有組織罪行等嚴重案件的審訊，均設有陪審團，相比這些案件，在涉及國安法的案件中，陪審團會遭到人身安全的威脅是否更嚴重？是否沒有其他方法可以保護陪審員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而必須摒棄多年的陪審團制度？可惜，上訴庭並沒有要求律政司司長展示足夠的證據支持其論點，便匆匆放棄陪審團制度這項重要的程序保障。法院認為，沒有陪審團參與的案件，改為由三位高院法官審理，被告接受公平審訊的權利不會遭到削減。這觀點忽略了陪審員制度在刑事檢控中的獨特角色，這制度的重點不單在維護公平審訊，更重要的是保證刑事審訊不會偏離社會普遍的價值。這宗國安法的檢控重點，是展示光時口號是否屬於煽動，煽動的對象是普羅市民，那有誰比由普羅市民組成的陪審團更有資格去裁定光時口號的意思？唐英傑案是一宗完全適合由陪審團裁定的案件，專業法官是無法取代陪審團代表社會價值標準的角色。專業法官只能依法判案，但對含有濃厚政治色彩的檢控和空泛的法律條文，陪審團對是非對錯的裁決便更加重要。陪審團的歷史發展，正正顯示這制度乃對異見人士不受當權者以嚴苛法律鎮壓異己的一項重要保障。在「唐英傑案」中，上訴庭將陪審團制度形容為與決定審訊地點相類似的程序決定，實在令人失望。香港至今仍然沒有一宗國安法的案件設有陪審團。有陪審團並不一定等於被告便會被脫罪，但在政治敏感的檢控中摒棄陪審團制度卻沒有提出足夠的理據，只會削弱公眾對法制和公義的信心。冤獄是否比放過有罪的人更不公義？當法院要求公眾不要以審訊的結果是否符合某些政治期望來衡量公義，但法院卻沒有堅持維護公義的程序時，我們應該怎樣衡量公義？這兩齣電影可以探討的法律問題還有很多，例如我們的制度如何看待弱智的被告？控辯雙方在刑事檢控中的責任，以至何謂沒有合理疑點才能入罪等。由於篇幅所限，這些問題只能留待有機會在日後再作探討。重溫前文:從「正義迴廊」和「毒舌大狀」看陪審團制度和程序公義 （上）從「正義迴廊」和「毒舌大狀」看陪審團制度和程序公義 （中）▌［海外隨筆］作者簡介陳文敏，前香港大學公法講座教授，2021年退休後，旅居英國，並出任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客席教授。 ...
最近幾個星期，ChatGPT 由一個陌生名詞，變成頗為「入屋」的概念，連薯媽也經常使用，玩得不亦樂乎。不過對於AI製圖方面，使用上較麻煩，例如免費的Stable Diffusion對硬件及技術要求較高、收費的OpenAI Dall-e對VPN的要求較高、Midjourney要Discord才能用、Telegram的bot又經常失靈，使用上較為麻煩，很多人看到覺得麻煩，就無法體會其中樂趣。在此提供兩個超級容易方便輕鬆長者都識用的方法，供讀者試驗AI製圖的玩法。A. 使用Dream AI1. 打開...
請不要説這些相片似水墨畫！實是水墨山水「模仿」大自然。這輯相也不是大自然本身，將高空三萬尺拍攝的「地域」，抽離顏色而凸顯黑白對比而成為如此現象。水墨山水畫家只是透過想像描繪山水，肯定從未在三萬尺高空觀見山脈河流。攝相不是模仿大自然，也不是表達大自然的真實，而是以相機鏡頭將在我前面大自然現象的「相」轉化為平面的「相」。是以山脈不是山脈，河流不是河流，而是線條和幾何圖像。 此亦是攝相現象學的一種實踐。 ...
第三封信上篇 明慧： 感謝你的回信。你提出的問題十分重要，需要認真回答，但第三封信繼續説我從德國回來後的故事。「民主」、「政治人，知識人」與「民眾」的矛盾問題，可能是等到第18封信才能和你討論。你信下半部尖銳的提問大學教育本質、學術自由、社會責任，我會在之後的信回答。這些是大問題，是我們學術人和知識人要嚴肅面對的。在大學中經歷超過半世紀，所為何事？ 轉眼已是第三次給你寫信，回顧人生路，今天想和你返回我的第二階段初起步的時候，由我博士畢業後從德國回港後說起。 冷戰氛圍下...
過去一周，最矚目的政經要聞為北京兩會結束，習近平第三度擔任國家主席，新一屆領導層悉數為習的親信部屬，鮮有上屆的江派或團派舊人。這個大一統局面顯示，北京將可以在沒有阻力下推行舉國體制，加快研發生產戰略物資，應對美國的封鎖制裁，以及備戰台海。但人民銀行行長一職，仍由具海歸背景並已屆65歲退休之齡的易綱續任，向商界釋出了一絲利好信息——中央為求經濟發展須確保金融穩定。習近平第三度出任黨政軍最高領導人，一身兼黨總書記、國家主席及軍委主席，其管治格局與之前兩屆有何不同？最主要的分別在於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的組成，清一色是習過去十年一力提拔的習家軍，江澤民、胡錦濤等前最高領導人栽培的人選被摒棄，或者擔任無實權的閒職。這個新的人事布局預示，在新的派系逐步形成之前，中國領導層的決策模式，將會走向排除雜音、凡事定於一尊，這種一言堂式運作，最有利於推行舉國體制，即集中全國之力，推進某些戰略領域的發展，但其缺點是缺乏自我糾錯能力，一旦戰略定錯了，就會產生災難性後果。習近平在第二度主政的五年期間，已經流露了強烈的「國進民退」傾向。在經濟、金融、運輸、物流、科技、文化、教育等多個領域，以嚴苛的監管手段壓抑民營企業，銀行貸款則集中於大型國企，許多有活力的民企都被迫躺平。這些企業對於今次兩會釋出的信息非常著緊，聽到習近平在公開講話中稱民企是自己人，都期待新一屆政府能扭轉近數年的政策取向，恢復昔日寛鬆監管、支持民企發展市場的方針，以應對當前嚴峻的經濟危機。境外投資者和媒體中，也有不少有這樣的期待，例如《華爾街日報》便引述商界消息，指新總理李強過去有不少利商言行，他或許可以向習近平進言，推動市場經濟。在這樣的期待聲中，當北京宣布由易綱續任人行行長，而非外界盛傳的以土産經濟學者取代海歸官員，商界人士都視為重大利好信息，《金融時報》報道新一屆政府領袖名單時，便是以此為主軸。由於中國經濟發展出現危機，對外出口大跌，內部消費不振，生產訂單萎縮，待業人口大增，為了解決這些燃眉之急，北京高層不惜放棄「清零」防疫政策，全面催谷國內經濟復蘇，在這個非常時期，新一屆領導層若採取穩定金融、支持民企、吸引外資的一系列政策，暫停國進民退步伐，是非常合理的做法。不過，這種市場主導的做法，只適用於一般的經濟民生領域，並不適用於關乎國家安全或國家發展戰略的領域。隨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加強對中國的經濟封鎖及制裁，北京相信會在多個戰略領域採用舉國體制作強硬應對，所以新一屆政府還未就任，就已急忙改革國務院，因應國家安全及戰略發展領域，成立多個特大部委，加強統籌決策和行政指揮。所謂舉國體制，相信港人並不陌生，以2008 年北京舉辦奧運會為例，不少中國過去完全沒參與沒成績的體育項目，可以傾一國之力選少年人培訓，在短短數年內衝擊金牌，京奧的金牌豐收令決策者和民眾都深信，舉國體制比自由市場更有力，更能夠在短時間內做出好成績。如今，美國對中國實施高科技全面封鎖，不單制裁華為等通訊企業，更勒令西方盟國企業不得對華輸出高端芯片，全力阻止中國發展高端科技，中國將如何應對？以舉國體制來催谷國產芯片的研發及生產，肯定是主要選項，透過外交手段誘使荷蘭、南韓等對美陽奉陰違，以軍事及經濟力量脅迫台積電轉移芯片科技等，則會成為輔助手段，類似的決策取向，在扶植國產新冠疫苗一役上已展示無遺。由於新一屆政府主政人物全是習家軍，對於這些奉國家戰略利益之名出台的大政策，肯定會全速進行層層加碼，不會瞻前顧後自我檢討。以上的分析，大抵解釋了兩會期間北京釋出的貌似矛盾的信息，即一方面強調民企是自己人，要全力穩定金融發展經濟，另一面則加強集權中央，重組部委架構，藉以強化統一指揮。這套其實是兩手抓策略，一手用來抓非戰略領域，可以酌情放權讓利，激活民間動力，另一手用來抓戰略領域，嚴格按習近平統領的黨中央所制訂的戰略，傾一國之力層層加碼全速執行，國企、民企乃至個人，悉數充當棋子，必須為國服務。剩下來的問題是：何謂國家戰略領域？高端芯片、5G通訊、無人機、稀有礦物，這些當然是，那麼，自動汽車呢？人工智能呢？網約交通和物流呢？電影電視劇呢？以研製兩彈一星的國家機制，來管理互聯網科技發展及各種網絡生態，是否合適？除了政治經濟兩手抓的信息，兩會期間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發展是，新公布的軍方人事任命，從媒體相關報道及熟悉中國軍事的評論來看，也是清一色支持對台動武的所謂強硬派，這個人事布局，為一旦決定武力攻台掃除了軍方內部阻力，令台海戰爭的風險上升。最新一期《經濟學人》便以此為封面專題，指台灣問題是未來一段時期中美對峙角力中最重要的熱點，一旦發生錯判令衝突升級，就有可能觸發戰爭，甚至演變為第三次世界大戰，這番立論雖有點聳人聽聞，但絕非無稽之談。台灣總統蔡英文行將訪美，據報將與國會共和黨領袖麥卡錫會晤並發表演說，北京估計會有強烈反應，會否發動另一次圍島軍演，已成為各界關注焦點。▌［ 守望］作者簡介劉進圖生於香港，七零年代入讀善導小學和九龍華仁中學，學會追求良善、自由和責任。八十年代初進香港大學唸法律，思考社會公義。八十年代末加入新聞行業，先後任職於《信報》及《明報》，切身體會「無信不立」、「兼聽則明」。2014年2月遇襲受傷，病榻上總結心願：「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