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物 (Still life) 是繪畫重要的課題。尚塞 (Paul Cézanne) 的靜物畫是其表表者。以相機代畫刀，亦能將靜物的形態、顏色、光暗和對比呈現出來。相片中的物件本是日常生活所見：一塊葉、幾個番茄、蘋果和叉匙等等，但將它們放在一定的空間和環境，然後拍攝，它們的本身便呈現出來；讓我們重新看一塊葉、五個番茄、大白菜、三個蘋果、幾對叉匙和小燭火在太陽陰影中！我相信這是靜物繪畫和攝相的共通處：讓事物自己呈現本身，顯現它們獨特的美感。...
日前到了台北東吳大學裡的錢穆故居參觀。錢先生一生漂泊，生逢戰亂，在大陸、香港和台灣停留不少時間。他高壽離世，最後二十年便在台灣士林區「素書樓」渡過。名稱是以錢先生母親在無錫之居所「素書堂」為據，作為先生晚年終老之所。這間是在一小丘上的兩層中式建築物，附近並沒有其他房屋，有點遺世而存之感。當然，錢先生晚年在住所仍接見朋友和講學。屋內書房，飯廳和睡房，簡單高雅樸實，可見先生和師母過的平實無華簡樸的生活。除了掛在牆上的字畫，裝飾不多。我與錢先生沒有緣份見面，入中大唸本科時，先生已離開中大，不，應說離開新亞書院已多時。但讀文史哲的中大人，哪個不認識錢先生！他是一代大史學家、國學家和哲學家，著作等身，弟子無數，其中最出色的當然是余英時先生。錢穆和余英時在學術界的崇高地位，沒有異議。但對我們中大人來説，最重要的是他作為新亞書院創辦人之一，他由始至終都是反共學者。他是1949年避秦而來香港！新亞書院建立的目的就是對抗共產主義。錢先生公開在新亞校刊上撰文，指出：「本書院創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當時因有感於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刻意摧殘本國文化，故本書院特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義與極權鬥爭之下，中國青年在思想上應有正確的認識，以免誤入歧途，既誤其本身前途，亦遺害於國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他指出的中國，當然不是現在大陸極權專制的「中國」。中文大學2019年11月12日變成戰場、2021年底民主女神像深夜被拆毀、2022年7月1日中大校長宣稱大學教育是服務政權，我以為中文大學已經完全淪亡。但想不到2023年2月20日，校方在新亞圓形廣場將創校反共先賢錢穆以AI 技術重現，與大陸合唱團「歌頌祖國」！ 這種對錢穆先生和新亞精神的公開侮辱，怎可以發生在錢穆圖書館、新亞水塔下的孔子和唐君毅銅像、廣場石牆上余英時先生名字附近？影片中貼上錢先生之言：「無論你去外國留學，你去哪裏，不要忘記，你是個中國人。」無恥的將錢先生所指的「中國人」變成「共產中國人」！錢先生在天之靈見到必悲憤莫名！(網上圖片) 我們在海外的香港人和中大人，看到如此噁心的場面，肯定憤怒無比。但更憤怒和更可悲的是這活動不在校外表演場所舉行，而是在新亞圓形廣場！即是説活動得到中大高層和新亞院長首肯！我不知道有沒有新亞校董、校友、同學和教職員同意這事情，但似乎沒有任何反對聲音。不過令我更悲哀的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眾教授，沒有一人發聲表示不滿和抗議！歷史系的教授眼見新亞校方，將創校歷史學家錢穆先生如斯侮辱而不出一言，以後如何教授歷史和講述錢穆的學説？這不是極悲痛的事嗎！錢先生和余先生弟子遍天下，在不少著名大學任教，身在自由世界而不出聲反抗強權侮辱老師，怎樣可以說得過去？希望我是孤陋寡聞，歷史學家已經公開譴責這件違背歷史真相的事情。當然這是白色恐怖的勝利！我也相信絕大部分有良知的歷史教授不同意，但因恐懼而噤聲。不過，不發一言而默默的讓不公義，虛假的謊言流傳下去，是一個「知識人」之所為嗎？讓極權專制統治我們的思想和行為是可以接受的嗎？香港中文大學已成為歷史，相信新亞書院是時候改變名稱了，乾脆改為「朝陽書院」吧。反正上任新亞院長已承認相信唯物主義，所謂新亞精神早而成為糟粕。當我進入錢先生的書房時，看到54册《錢賓四先生全集》，和其他重要著作，極為佩服。但最感動的是看到他為新亞書院寫的文章手稿。面對新亞校歌的手稿，想起2月20日新亞圓形廣場的醜劇，哪一位中大人新亞人不憤怒和悲哀！當年唐君毅先生批評余英時先生為新亞「叛徒」。事隔多年，所有有見識的人都知道余先生不單不是叛徒，而是繼承錢唐二人的學術，發展出另一學術層次。余英時當然是「最」新亞人。那些在唐先生銅像下、在錢穆圖書館旁圓形廣場圍觀和拍手歡呼錢先生AI影像的群眾，才是新亞叛徒吧！張燦輝2023年3月24日台灣國立清華大學▌［鏡遊集］作者簡介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 ...
雲渺渺，水茫茫。征人歸路許多長。 相思本是無憑語，莫向花箋費淚行。 若然不是一個流亡者，我不會知道一張證件重要至此。 在我透明的手機殼背後，就放著一張回鄉證。這是我在中學時期還會跟隨家人到中國探望親戚時辦理的。本來在2019年的運動之後，已再無到訪中國的理由，回鄉證亦早已被我棄置於家裡某個角落。 現時隨身攜帶回鄉證的原因，是為了方便在出入場所或購物時證明年齡。在一堆身份證明文件之中，除了回鄉證，我已別無他選。因為在英國邊境提出政治庇護申請後，我的護照亦隨之被政府扣留，直至審查結束才能取回。 本來被扣留香港護照，我還可以選用香港身份證，或由英國政府發放的ARC卡。若以通俗的角度理解ARC卡，可當成是一張行街紙，是申請庇護期間的身份證明。不過當有次我沒有當心的獨個走在英國街頭時，我的背包被翻開，香港身份證連帶卡套被偷取。雖則早已聽聞這邊盗竊猖獗，但遺失那刻難免慌張。隔了半响，才記起自己已經不能再回到香港，故身份證其實也早已失去它入境香港的用途。想著又泛起一陣心酸，不知是否不幸中之大幸。...
過去一周，較矚目的政經要聞包括：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返回杭州，被視為北京與商界民企修好的徵兆；國務院公布新版工作規則，突顯唯習近平獨尊的指導方針，刪除了工作信息須透明的原有規定；大量內地客湧往香港，令兩地文化差異引發的分歧與衝突，充斥兩地網上空間，特區政府據報正醞釀立法，禁止內地人與香港人之間的「族內歧視」。 馬雲現身內地 本周一，馬雲現身內地的報道，佔據了不少媒體的顯要位置。率先披露這信息的媒體，一個是馬雲的阿里集團旗下香港《南華早報》，另一個是阿里巴巴大本營杭州當地具影響力的《科創板日報》。前者刊出了一張馬雲在阿里巴巴總部大樓的一個大露台上與員工喝茶聊天，並報道馬雲到他有份創辦的雲谷學校訪問，與學生暢談人工智能對教育的挑戰，後者則引述網友，刊出了一段在杭州文一路隧道內拍到的馬雲與友人坐在一輛豐田汽車內的短片，並引述阿里巴巴集團，證實車內人士分別為馬雲、集團首席執行官張勇及資深副總裁邵曉鋒。 此外，《華爾街見聞》引述雲谷教育微信公號說，馬雲對學生表示，「ChatGPT這一類技術已經對教育帶來挑戰，但是ChatGPT這一類技術只是AI時代的開始。我們要用人工智能去解決問題，而不是被人工智能所控制，雖然人的體力、腦力比不過機器，但機器只有『芯』，而人有『心』。」他說，「工業時代是知識驅動，知識的競爭；數字時代是智慧驅動，是創造力和想像力的競爭，是領導力、擔當力、責任的競爭，是獨立思考的競爭。」 馬雲返國的信息之所以引起廣泛關注與報道，是因為他過去一年長期旅居在日本，又在泰國、澳洲、以色列、斐濟等地現身。彭博通訊社不久前才發表報道，引述消息人士稱，馬雲婉拒了內地官方讓他回國提振士氣的邀請，理由是自己已淡出阿里巴巴集團，集團沒有他也會發展良好，他要專注考察國際上先進的農業經驗。彭博這段報道，香港主流媒體也有採用，誰知報道剛刊出不久，馬雲便現身杭州，令外界意會事態並不尋常。 不少內地媒體在報道馬雲現身杭州時加上一個詮釋的角度，就是這次馬雲回到內地，反映習近平領導的新一屆政府重視與商界的貢獻，會提供良好環境予民企發展。這個詮釋有一個特殊背景，去年馬雲曾高調批評金融監管黨局思想狹隘，其後阿里分拆金融業務螞蟻集團上市雖獲監管批准仍遭緊急煞停，不單阿里集團受調查及處分，還牽引出一場監管風暴，多家互聯網巨企遭整頓，之後馬雲便淡出阿里集團管理，並自我放逐長居海外。在這樣的背景下，他返回內地與阿里高層會晤釋出的信號，就是中國領導層已拋下前嫌，預備與阿里及一眾科網民企重修舊好，藉此促進經濟發展擺脫經濟困境。...
最近AI聊天機械人大行其道，甚至聽聞有人要每天晚上跟他（或她或牠或它）傾上好幾句才能安心瞓覺。問題是，你願意把這些私密對話，長久保存在手機嗎？ 如果答案是不願意，那就請繼續看此文。 目前在香港最流行的聊天機械人大概有兩個：OpenAI的ChatGPT及Poe。早期登記的用家大多用ChatGPT，但後來有不少用家用Poe，貪其不需要翻牆及使用外國SIM卡。 一，ChatGPT的對話 清除聊天記錄的方法一句講晒，手機介面在左上方的菜單圖示（或桌面介面在左方底部），選Clear conversations，即能清除所有之前的對話。 二，Poe的對話...
有人問，在英格蘭做言語治療師，是否比在香港舒適？會準時收工？不會寫報告寫到手軟？ 我的答案是：時間安排和作息的確是比香港人性化，也準時收工，但報告和文書工作不會少（其實要求可能更嚴緊、量會更多）。 或許曾做助人專業的香港朋友，如教師、心理學家、治療師也會有類似的感覺，就是這兒高舉對受助人的權利，所以若未完全理解這兒的人本想法，做教師、教學助理或入校的專業支援同工，想必會對接觸的SEN兒童/青少年心存畏懼，交流和教導期間步步為營。不過，若能不太快對有身心障礙的學童下結論，一步一腳印，讓SEN學童/青少年因我的同行體現作為一個人的權利和價值，不僅得到彰顯也能被真正看重，那種畏懼感自然會減少，工作亦能更投入。 於我，從少年人的反應中，我學到的更多。我或許透過不同的實證方法，有條理地提升他們這樣那樣的溝通技巧；但學生言行給予我的，有時更是有著醍醐灌頂的感受。 勇敢說不 還記得一位同學T，祖家是非洲一多難之邦。10來歲、沒有口語能力的自閉和過度活躍症兒，更是從小就跟家人以難民身份來到英國，接著住過不同的寄養家庭，也經歷創傷。T在這寄宿學校已有幾年時間，非常喜歡跟人互通，與他做訓練不愁冷場或欠缺反應。不過，相處了兩個月，發覺T雖然用其輔助溝通軟件（Alternative...
春分已過，慢慢日長夜短。雖然今年三月初聖奧本斯仍下雪，但相信冬天不再。和香港不同，在此可體驗四季變化。枯萎樹枝漸漸出現嫩葉；洋水仙、櫻花、油菜花、藍鐘花和各種春花陸續綻放。田野是青綠色，加上不同顏色的花朵，大自然的生命力如斯展開：世界仍是美好的，仍是有希望的。 ▌［相印集］作者簡介...
第三封信下篇明慧，回港後，我展開人生中唯一一次的中環生涯，做了一位四料議員的私人助理，參加很多政治活動，協助籌劃立法局及政治團體的規章草擬，在競選區議會時上門洗樓。一段時間後，我發覺這與我本性不符，自覺在這方面貢獻不大。當時的那位法律界議員問我「Democracy」是否由希臘哲學家Democritus 而來，她何以有此一問？她說因為兩者發音相近。由此小事，你就知道這位法律界議員的文化水平何在。我少年時代的香港有著很大的自由度，但教育制度內一直刻意貶抑人文學科的重要，對文化、歷史、藝術等，教學上都沒有給予特別資源，大學或是中學亦不鼓勵人們選讀這些科目。對人文學科有興趣的都只能自學，你會見到香港人的歷史感和在藝術知識方面等都是貧乏的，一如我由建築系轉讀哲學時很多人都大惑不解，何以捨棄頂尖又易搵食的建築系而轉讀無聊又無用的哲學呢？到今天為止，大陸仍然相信香港以商業為首，賺錢至上。維持香港制度不變，「馬照跑，舞照跳」正是描述香港只顧賺錢的享樂主義，文化方面完全欠奉。儘管我不認同香港是文化沙漠，因為早期從大陸逃亡來的文人，導演、作家、哲學家等的文化人為數不少，而且很有份量，但香港本土出生的一代就甚少受到人文學科的栽培。當時社會也有些文社團體，但都只是散漫組織，年輕人搞搞讀書會、寫寫歪詩、念念新詩，情況在60至80年代之間都很普遍，直至97問題出現為止。97回歸97回歸問題出現，香港同時有了新方向，有了新的身份認同，我對文化中國亦有了新的理解。金庸筆下的文化中國，印證了我們嚮往的大陸，長城、錢塘江、臨安、懸山寺、長白山、峨嵋山、大漠、絲綢之路以至成吉思汗、鐵木真和全真七子等等的地方及人物，都讓我們對文化中國有著無限憧憬，作為「香港中國人」，我們終於可以歸去！香港由鴉片戰爭開始的百多年強暴式殖民統治終於完結，理應是何等令人興奮。然而，現在我才理解到，那只是羅湖橋外的隔膜所做成的錯覺，我們這代人，對中國大陸的期望、盼望、失望，到今天的絕望。相比大陸開放後曝露的極權問題，台灣1986年戒嚴令解除，民進黨建黨，公民社會起步，慢慢演變全民投票選總統的民主制度。相對而言，香港無異是得天獨厚的，這裡是當時全球華人地區最自由的土地，擁有英國殖民地給予的法治基石，這些空間是台灣和大陸所沒有的，回歸就是擁有文化中國的中國人身份。我們滿懷希望中國開放改革，經濟慢慢變好，政治慢慢民主自由化，慢慢接受西方的思想價值。我在外國接受自由開放的教育，擁抱西方自由主義精神，多元文化和全球化體系的理念，期盼在80年代到2047還有五十多六十年，香港會如寫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擁有民主、開放、自由的制度，我們相信自己有能力管理自己。我們這一代的知識份子置身歷史洪流，不相信歷史決定論，相信創造和參與。和其他民主改革的朋友一樣，相信在香港推動民主運動是我們的公民責任，同時相信民主救中華是正確路線。遺憾的是，這些只是我們一廂情願的主觀良好意願。我們那時根本不懂得共產黨，不明白香港人只是有利用價值，我們追求民主自由只是水中之月。第一份在香港的教學正職浸會學院的教席是我從台灣回港後的第一份正式教職。求職信寄出一個多月後，我得到謝志偉校長的約見，浸會當時正為升格大學而作出改革準備，他們同時邀請了香港大學語言學羅德教授（Robert Lord）過檔組新班子，這是我教學生涯中最重要的時光，我當然全力以赴。浸會在未升格前隸屬基督教浸信會，由於有宗教團體背景，聘請非基督徒有一定困難，校長囑咐我低調處理非基督徒的身份，我只有唯唯諾諾的點頭。謝校長讀過我現在收錄於《人文與通識》的「我為什麼不是基督徒？」所以約見我。這問題最早來自英國哲學家羅素，他出世時就領洗了，後來脫離教會便被問到為什麼不是基督徒。當年訪問我的記者有此一問，我說這個問題不需回答，因為問題如「我為什麼不是佛教徒？」、「我為什麼不是回教徒？」等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我從來對宗教有很大的疑問。 亞里士多德的教育理想：如何成為自由人和好的公民 在浸會期間，我有幸參與建立浸會大學人文學科學位的工作，我對此感到非常驕傲。香港的大學教育一直以來都是獨立成科：英國文學、中國文學、中國歷史、西方歷史、語文以至哲學都各自分類，文史哲各有範疇。我常常不禁一問，為什麼讀莎士比亞就不能認識李白杜甫？為什麼讀《紅樓夢》就不可以讀但丁《神曲》？英殖時期硬要把文學分為英國文學、中國文學，至於俄國文學、德國文學又要翻譯成英文放在比較文學中來讀？其實它們全都是文學，為什麼不能歸類為一呢？我們常常說的文科「ARTS」，其實與藝術（ART）無關。這字源自拉丁文ars、artes，是「方法」的意思，是從亞里士多徳的教育思想引申出來，是我們如何由無知狀態解放出來理解這個宇宙的方法。「artes liberales」指的是成為自由人參與公民生活至關重要的主題或技能，亞里士多德的Humanity是要理解「人之為人」。藉著對Humanity的重新思考，我們構思可否在傳統文科中有一個綜合課程？這成了我當時的任務，我和羅德教授思考了很多課程的可能性。可惜，提交兩次到香港學術評審局HKCAA（現為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都不成功，得來的回覆是沒有市場價值（marketability），沒有僱主會願意聘用這些畢業學生的。每次失敗後，我和羅德教授兩人都會沮喪地找個地方靜靜的喝杯咖啡再商討，屢敗屢戰，重新思索如何把課程定位，如何制定及推銷。第三年，我們終於成功了！我們提出的新課程一直都被認為畢業生是沒有僱主想要聘用的，但究竟如何證明僱主是不會聘用他們這回事呢？每年大學畢業的同學，除了一些專門的學科，如會計、建築及律師等專業，很多工作都與他們修讀的本科不相干。銀行家不一定在大學讀工管系；政府的AO、EO都不一定是唸行政。換句話說，大部分工種聘用的都不是專業人員，市場上仍有很多非專業學科的畢業同學進入職場。因此，最妥當的方法就是問問僱主想請甚麼人，我們想出個方法，做一次市場調查，研究一下僱主究竟想聘用哪些人？我們找來專人設計問卷，提出僱主會否聘用懂中西文化、懂邏輯思考，具有政治關懷，對世界認識的這些畢業生？這次一舉成功。老實說，修讀本科的同學，如果不是做相關工作，三兩年後必定把所學忘得一乾二淨，新課程的訓練足夠讓這些同學應付世界變化，今次得到當時考評局的高度評價，綠燈開通了。這個綜合人文學科是雙語課程，在傳統歷史及哲學之上混合了新元素，其中一個特色是寫作，這在職場上非常管用，而我作為整個課程的策劃者，更是非常興奮。可惜課程開始後，學院委派了一名美國學者負責，雙語變成了英文及法文，而不是英文及中文，這令我非常失望。而另一個令我不快的原因就是聘用人選的問題，我和校長激烈討論，究竟是聘用外國學者還是培育本地人才？當時一位應徵者是位中文大學哲學博士，非常難得，為什麼我們不能給予這年輕學者機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