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封信 9.1 明慧， 上封信主要和你談欲望，也提到生死問題，引發到對自我的哲學反省，但沒有談及「愛」！ 「愛」似乎是最容易理解的字，哪個人不希望有愛和被愛？在戀愛中的朋友當然清楚愛與被愛的感覺。但我們再想想「愛」究竟是感覺？情緒？理念？還是概念？愛和情是一樣嗎？愛與情有分別嗎？我們知道愛情是什麼嗎？...

第八封信 8.2明慧，唐先生不是存在主義者，是人文主義的新儒家，但作為哲學家，他不在雲端思考人的主體性或道德主體問題，而從在地人的生命出發。日常生活中的人，並不常關注所謂大問題：自由、公義或民主等政治。人類，除了極少數「得道成仙」外，絕大部分人終生被欲望牽制。生命的目的在於追求快樂！「Happy 過一生便最好了！」但如追問什麼是快樂幸福時，最簡單的回答是欲望得到滿足！可惜我們的欲念永遠不滿足：一個欲求被滿足後，另一個欲望隨即出現。永續的欲求，必然的不滿，帶來必然的痛苦。佛家開宗明義説苦是人存在的本相。西哲叔本華也言人生命是由無窮欲望組成，亦是無盡的痛苦。明慧，我暫時不討論這大問題，留待第十二封信談「幸福追尋」再詳細探討。哲學思慮說到這裏，我們可以明白地提問，到底什麼是生存的意義。我們不僅生存，也不僅在描述自身的生存狀態，我們是在追問自己「為什麼」生存。這個「為什麼」是一種疑惑（wonder），無論是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都認為哲學始於「疑惑」。柏拉圖說：「這種疑惑感是哲學家的一個標誌。哲學確實沒有別的起源。」（Theatetus, 155d） 到底我們疑惑什麼？我們所疑惑的，是世界為什麼是這樣的。我們面對現象的生滅流變、日出日落，到底背後有沒有一種恆常不變的東西呢？我們的疑惑，其實指向一些原則，反映我們渴望理解現象世界如此這般的理由。所以亞里士多德也說：「古往今來人類開始哲學思慮，都起於對自然萬物的疑惑。」（Metaphysics, 982b...

第八封信 8.1 明慧， 現代研究型大學不重視人文價值和生命意義，不只是香港的大學問題，而是國際性的。本世紀初在哈佛大學當了三十年的哈佛學院院長魯易士（Harry Lewis）寫了本語重心長的書《失去靈魂的卓越》（Excellence...

第七封信 7.2 明慧， 中文大學變成為政權服務的知識工廠，我們為此而感到悲傷和難過。但是我們有沒有想到，21世紀的大學，不只是中文大學，差不多全世界的大學，根本上已經是學術產業和知識工廠？我之前所談到的大學之道，其實已經是過去的理想，現今並不重要。所有強調學術自主自由，追求真理的想法是不實際的。 現代研究型大學再不是如中世紀時的大學，少數精英教授和學生聚集學習和研究的地方，不是傳統中國書院私塾的規模，而是龐大的機構，由數以十計的學院和學系組成，設置學科以千計，學生成千上萬，教授和行政人員有數百位以上。這巨大組織經費來自政府，或由私人基金或捐贈而運作，是政治經濟的學術投資！這裡不是象牙塔，可以無憂無慮教學和研究學問，大學要向社會負責。教授和學生除了學術世界之外，仍有政治經濟環境去面對。...

第七封信 7.1 明慧， 今年（2023）是中文大學創校一甲子。我於1970年入讀崇基學院，和中大的關係超過半世紀。成立60週年紀念應該值得大事慶祝，遺憾的是我和不少中大校友只能在香港以外懷念山城美好的時光，因為中文大學已經不是我們引以為傲的學術自由、讀書和研究的地方，而是為極權服務的學術產業和知識工廠。 當我們中大校友看到校長段崇智在校慶所説的話，便一再確定學術自主與自由的理想已是空言，為共產政權服務才是目的。他說：「中大創校時已背負結合古今、連結中西，成為國際性的大學的理想……60歲是特別的歲數，象徵新開始，而國家正步入現代化發展，中大將融入國家大局，為國家作出貢獻，也將致力加強國民教育，加強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註一） 但是，我們認定學術自主和自由的大學理想是否一廂情願的想法、美麗的主觀意願？追尋真理是否大學最重要的意義？大學的功能是應社會的需求而建立有什麼不妥？大學的目的是根據其效益而存在，為極權服務是理所當然；「學術自主和自由」只是我們的理想而已，和現實沒有直接關係。我們憑什麼去反對段崇智的呼籲？大學教授只不過是政府的合約僱員，傳遞知識和訓練學生是職責。除此之外，其他工作不重要。...

第六封信 6.4 明慧， 我大半生在中文大學渡過。從事學術、研究、教學和行政工作，有幸受到不少老師的錯愛和鼓勵；朋輩的支持和幫助。業師沈宣仁院長在崇基本科一年級教授大學理念和他的教學熱誠，尤其是他對人文和自然知識的追尋，是「文藝復興人」的典範，使我終生受益良多。何秀煌老師對中文大學通識教育的肯定和規範性之確立，使我從他手中接任大學通識教育主任工作時，可在堅實的基礎繼續工作。但在我理解大學和通識教育的理念和實踐上，最重要的是受金耀基教授開啓性的影響。他的《大學的理念》一書為所有華人大學通識教育工作者必備的經典。我思考大學精神和通識教育的課程發展，很多方面從他的思想引發出來。 14年大學通識教育主任工作可算是我教學生涯中較滿意的一部分。中文大學通識教育有這樣的成就，主要原因是在於各崗位參與者的無私奉獻，熱誠參與。任期中多次課程改革和變更，沒有校方和同事的支持，根本不可能成功。金耀基校長和楊綱凱副校長對通識教育的執著，是中大通識教育改革成功的首要條件。沈祖堯校長對通識教育基礎課程的信心至為重要，但最難得的是大學通識教育部上下同事積極的參與才能推動。其中特別要致謝的是梁美儀教授、崔素珊女士、吳曉真小姐和趙茱莉博士。和他們共事多年是我的榮幸。(註一)...

第六封信 6.3明慧，2003年的通識教育改革，課程內涵唐君毅人文教育的思想，亦是中大肯定的教育理念，加上課程質素檢討機制和行政架構的建立，奠定了中文大學通識教育獨有的模式。2006 年迎來了第二個重要的挑戰，當時香港政府決定把全港的大學學制由三年轉為四年，以與美國和中國內地的學制接軌。該轉變引發學術改革，也有意見要求更全面的大學教育。增加多一年並不是要增加主科學習的重擔，而是鼓勵學生在入學的第一年學習更廣泛的知識。根據中大大學教務會的決定，我獲委派設計額外 6 學分的課程內容。因此，我們成立了工作小組進行研究和給予建議，而我負責擔任小組的會議召集人。大學裡最重要的是甚麼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把額外的 6 學分分配到現有的四範圍中，當然這個做法會受到大多數部門的歡迎，但卻對通識教育沒甚麼意義可言。我認為這正正是推行我所推崇博雅教育的另一大好時機。在 2003年的改革，我成功提供了通識教育課程四範圍的哲學框架和架構，但沒有直接參與課程內容的制定。現時的通識教育課程的目標確實達到了，能夠培養學生從多角度思考，以及逐漸明白不同學科的價值觀。然而，課程缺乏感知連貫性，更重要的是缺乏共同的學習經歷。我們思考了stadium generale 的正式意思，即是全民教育，如果可能的話，不論學生修讀甚麼科目，讓他們能夠一起參與學習。為 3500 個新生設計兩門科目是一項巨大的挑戰。亞歷山大・奧斯丁（A. W. Astin）在他的著作《大學裡最重要的是甚麼？》What Matters...

第六封信 6.2明慧，大學通識教育與中學通識科沒有關係，但與大學理念有極密切的聯繫，因為我相信通識教育課程是實現大學理念的場所。每一所大學和其他大學不同之處，重要的不在乎研究院和學系的分別，是在於如何構思和實踐通識教育課程。哈佛、芝加哥或哥倫比亞大學的獨特通識教育課程便其中表表者。1998年中文大學委任我為大學通識教育主任，直到2012年退休為止，長達14年。除了哲學系之外，通識教育是我在中文大學最重要的任務。我應該怎樣在大學通識教育中，實行大學和博雅教育傳統的呢？2002年終於迎來良機，當時新上任的金耀基校長對通識教育進行全面的課程檢討，金教授是知名的社會學家和散文作家，也是唯一一位以中文撰寫有關大學和通識教育理念的學者，他的理論影響我對中文大學通識教育改革甚深。2003年的檢討報告為通識教育的未來發展奠定了基礎。中大通識課程的哲學根源從開始我便注意大學本科課程和通識教育之間的區別。我的關注點是通識教育在整個本科教育裡所扮演的獨特角色。通識教育一定不能被視為附加的部分， 而是應該體現大學教育的本質。因此每間大學均須注意課程理念，以及制定各自的通識課程。中文大學的使命是融合中國的人文主義和西方的博雅教育。但是，我可以在哪裡覓得中大通識課程的哲學根源呢？唐君毅是新亞書院創辦人、哲學系的首位系主任兼講座教授，以及當代新儒家的創辦人之一，他高度重視人文和大學教育理念。 1950 年，新亞書院的使命宣言中說道：「惟有人文主義的教育，可以藥救近來教育風氣，專為謀個人職業而求智識，以及博士式學究式的專為智識而求智識之狹義的目標之流弊。本於上述旨趣，本書院一切課程，主在先重通識，再求專長。首先注重文字工具之基本訓練，再及一般的人生文化課目，為學者先立一通博之基礎，然後再各就其才性所近，指導以進而修習各種專門智識與專門技術之途徑與方法。務使學者真切認識自己之專門所長在整個學術整個人生中之地位與意義，以藥近來大學教育嚴格分院分系分科直線上進、各不相關、支離破碎之流弊。」雖然唐君毅不是使命宣言的作者，但他一定會完全認同通識教育所強調的人文主義。的確，他所撰寫有關中華人文與教育的關係的重要著作，為我對通識教育的了解奠下基礎。當中〈人文學術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之分際〉也許是唯一就該命題展開討論的中文著作。根據唐先生的看法，所有知識的分支源於人類的主觀性。人文和其他科學的差異並不在於不同的學習主題。從某種意義來說，所有科學，亦即學科，都是意味著彼此。例如歷史科學，沒有人會否認所 有的知識在本質上都是歷史性的。以語言符號文本呈現的物理知識，其實也是歷史性文本。區別在於人類以哪種方式去看待世界。 唐先生解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及人文學術之不同，我們可說依於人之看世界，主要有三種態度或三種觀點。一為把事物作為離開或外在於我之為人之主觀的行為與精神，而自己存在者來看。由此而有自然科學。二為視我為人群中之一分子，而把我之主觀精神與行為，客觀化為人群中之一分子的精神與行為，而看此人 群中之各分子之精神與行為，如何互相關係影響，以結成此人群之社會。由此而有社會科學。三為把我之主觀精神與行為，以及其所對之自然社會之事物，皆攝入於對我們之主體的精神與心靈之『自覺的回顧反省，或自己對自己之反應，自己對自己之感通，自己對自己之行為中』去看，由此而有人文學術。」課程強調人文精神基於這個理解，我提議移開傳統通識教育分布的必修課或核心課程，根據唐先生的哲學把通識課程改為「探究人類智性關懷的四範圍」。課程應反映出在追求知識過程中的人文精神。因此，我並沒有把課程分為藝術、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而是提議了讓學生看待知識的四個範圍。他們是人類存在的基本智性關懷：我們應該知道自身文化傳承與自然、社會，以及我們自身的關係，目的是做到自我覺察和反思。四範圍包括：（1）中華文化傳承：中大學生應該對中華文化有基本認識，也應該對中華文明的主要特徵有全面認識。學生應該透過綜合的方法，從廣泛的歷史、社會和理性的角度來學習欣賞和評價中華文化。（2）自然、科學與科技：本範圍引領學生認識大自然、科學和科技。分析人類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衡量科學和科技對於人類生活和社會的影響，以及這一切對於人類未來的啟示。（3）社會與文化：課程應增加學生對人類社會和文化形成方式的理解，並認識其一般性和多樣性。透過研究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議題，向學生介紹理論或者研究方法。（4）自我與人文：這範圍旨在探索人類價值觀的多元化和人類行為的意義，透過學習人文和相關科目以加深對自己的了解。這方法的其中一個好處是不同部門的教職員可提出建議，讓通識課程不是以學科為基礎，而是基於與人類智性關懷的相連性。例如，物理系的同事建議提供天文學課程，他不是從嚴謹的學科角度出發，...

第六封信 6.1明慧，十分抱歉，沒有給你寫信超過一個月，因為在台灣最後幾星期仍有演講，與新知舊雨話別，安靜下來寫文章時間便沒有了。5個月在清華大學客座教授獲益良多，能夠面對面授課已經是美事，再次在學術自由的大學內和學生與老師討論學問更是難得之事。清華對我有幾重意義。業師勞先生1987年退休，兩年後到台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客座（1989-1992）。能夠在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客座一個學期，感受勞先生在此間的校園景色和學術氣氛承是好事，但最重要的是認識當時受教於勞先生的兩位師妹，不單是哲學，同時是老師術數的傳人。明慧，這封信不是和你談勞先生的事宜，而是清華大學引起我對大學教育的反思。千禧年後，我以中文大學通識教育主任身分多次到訪北京的清華大學，退休後也到過新竹清華大學交流通識教育的經驗。兩所清華大學都十分關心通識教育的發展。Liberal Studies不是General Education我對通識教育的思考首先是受中大教育傳統影響。中文大學和其他香港的大學不同的地方，不止是我們的山城校園宏大和美麗，更重要的是有三種制度是其他大學沒有的：雙語教學、書院和通識教育。自創校以來，中大便以此三者為傲，與其他香港的大學，甚至世界其他大學有別。雙語是指兩文三語：英文、廣東話和國語，當然世上有不少大學是雙語教學，如加拿大的麥爾基大學（McGill University）以英文和法語為主要授課語言，但中大以香港話（廣東話）教學，則是絕無僅有。書院制度是特別，在香港、台灣和大陸的大學是沒有的。通識教育又如何？什麼是「通識教育」？這是「教壞」我們香港中學生成為「反叛」的課程！根據本來香港教育局的指引，「通識教育科旨在透過探究各類議題，以擴闊學生的知識基礎，加強學生對社會的觸覺。」培養獨立批判思考是其目的！2019年大批中學生加入抗爭運動，後來被拘捕和判罪也有不少中學生。是以政權確認這種激進批判思想的根是來自「通識教育」，證明這課程徹底失敗，2021年，高中「通識教育」課被取消，代之為「國民與社會科」。（註一）我在這無意討論中學通識課程成敗得失的問題，著意的是這中學課程和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有何關係。千禧世代初，中學教育課程改革將「綜合人文科」和「綜合科學與科技科」合併成為高中程度的「通識教育科」。要注意的是英文原文為Liberal Studies，不是General...

第五封信5.2明慧，將哲學的所學所思運用在教學方面，是我過去二十多年在中大哲學系的工作，退休後知道這些有關存在問題的課程已有後輩繼續任教，是欣慰之事。我十分感恩從少以來受師長的錯愛和栽培，令我一生在無憂無慮的世界成長和工作。但這些學術和思想自由的環境不是理所當然的。在中文大學任教授，在香港而言是份高薪工作，可能是全世界大學之中最好薪酬的職業。博士學位是入職條件，之後安分守己、做研究、教學和服務，不過不失，等待實任和升等，就可安穩生活到退休。我們大部分的教授同事便如此，在美麗的山城大學渡過一生。然而我們知道除了教學研究之外，應該還有對社會和人文世界的關懷和責任。過往幾十年，中文大學師生沒有忘記就社會種種不平等、不公義的事情發聲：反貪污反葛柏、中文法定運動、金禧學校事件、八九六四天安門屠殺，之後每年元旦、六四、七一、十一遊行抗議，中大老師和同學必然參與在其中。文化大革命時校內國粹派和自由派的公開爭論，民主板上每天的大字報、中大學生報，加上崇基和新亞學生報的各種辯論，對政府和校方的批評無日無之。以至2014年雨傘革命、2019年反送中運動，中大師生從不缺席。在校內罷課，抗議；或在校外街上遊行，表達我們的不同意見和立場，是我們以往幾十年來理所當然的行動信念。我們相信這一切都是容許的，大學不能是象牙塔，學術世界和現實社會不可分割。當時我們仍然是在學術自由的大學和法治的社會，免於恐懼的自由被肯定的，是以我們不怕大學高層或社會權貴，出來示威反抗。隨著2019抗爭運動被鎮壓，2020國安法成為專制統治的工具後，免於恐懼的自由消失，自由法治被威權取代。不到三年，一個自由開放的香港變成極權專制的城市。這些我已説了不少，在此不贅。明慧，我關心的是我們這批哲學教授如何面對這突變！大學已變成學術產業和知識工廠，我在上封信已説過回歸純粹學術研究、表面上噤聲不批評、不做幫兇的事情、不問政治、盡量在能力範圍內做好本份、盡責教學和研究，似乎是唯一的生存之道。但這足夠嗎？余英時先生提出以「知識人」取代之前的「知識份子」這中性概念，就是要突顯擁有深奧知識的學者教授仍然是一個「人」，不是高智能的技師，不只是撰寫學術論文和作專題演講的講師，而是有血有肉和這時代共存亡的人，不是生活在書齋中，而是同時面對公共社會，盡一己之責任。余先生的想法和上世紀法國哲學家沙特對知識人的理解完全脗合。當然沙特更強調知識人是反抗者，運用其知識和地位去批判當權者種種不公義不合理的事情，不怕權貴和不盲從大眾的意見。但是，余先生和沙特發表他們的理論時，同時受到免於恐懼的自由的人權保護。沒有「國安法」去箝制他們的言論，而他們就「知識人」的説法實是批判當時的專業學者，不問公共事務而安心在象牙塔內閉門造車。他們要求讀書人同時是知識人，站在被強權壓迫的人民這邊，對抗不公不義！現時白色恐怖全面籠罩香港學術界，我們這些讀書人能做什麼？尤其我們熟讀老師勞思光的著作和政論，理解《歷史的懲罰》對極權政權虛妄的分析；同時精通康徳、黑格爾、穆爾和羅斯的自由和正義理論；也明白二次世界大戰時法國哲學家如何抵抗納粹的統治；當然也知道捷克哲學家哈維爾對抗蘇聯共產主義的思想和劇作等等，這些全部是我們在過去幾十年在外國研讀和後來當教授傳授的知識。現在一旦學術自由被取消，我們如何處置意識中仍存在、所有以上談及的理論？這些理論應該成為我們對抗的思想武器，但我們害怕了，有意識發表任何有違獨裁政府意識形態的言論會帶來可怕的後果，得罪權貴是犯法的，會被重罰的。這些內心的矛盾和鬱結，如何令我們安身立命？在這危機處處的時代，不懼怕強權、不接受謊言，能夠站出來公開批判香港和中文大學的老師非常少，惟在社會系、新聞系和政政系中有知識人公開發表言論，説人話和真相，我們哲學系呢？讀哲學和做教授當然是讀書人，但在這艱難困苦的時刻，我們如何成為知識人？業師勞先生的教誨，只是提醒我們不做幫兇，不阿諛奉承，但並沒有説我們正面能夠做些什麼。明慧，我沒有答案，這應該是我們唸哲學的讀書人共同需要反省的課題。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們不能將過去幾年發生的事情忘記，彷彿什麼事情都沒發生，現在香港或中文大學回歸正常。2019年是香港和中文大學歷史的分水嶺，我們必須正視這現實，一切不可能如常運作。我們讀哲學的更不能無視這摧毁性的效果，以為躲進純粹學術世界便可以逃避讀書人的責任。我和其他哲學系校友，現身處自由之地，作為流亡海外的讀書人，有免受恐懼的自由保護，是以有條件成為知識人。至少我可以反省與批評香港極權帶來的種種危機，以及和中文大學的問題，收輯成為《我城存歿》和《山城滄桑》二書，發表於公共世界。我相信這是一個知識人應有的態度，公開的對極權政權説「不」！成為一個知識人不是一種特權，而是一種責任，對自己和公共社會的責任。我們以後還要探討下去。明慧，不知道這封能否回答信首的問題：讀哲學，所為何事？凌漸寫於六四三十四周年（抱歉因為下幾週事忙，要脱稿至少兩週。）▌［鏡遊集］作者簡介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