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台灣大選在即，陸續收到媒體詢問港人社群在台灣的投票取態。移民群體在目的地的政治參與向來都是重要的研究題目，不單在學術上有分析價值，也有很現實的社會和政治後果。香港人移民外地並取得完整的投票權後，將會如何投票？香港新移民首先，「移民的政治取向」這條題目，港人本身並不陌生，不過對象不是港人自己，而是從中國大陸而來的新移民。香港社會一直存有憂慮，認為這些新移民在政治上會「溝淡」香港，和香港的本土認同對沖。普遍來說，有意見認為移民通常都是對出發地有不滿才會離開，所以對目的地的期望往往會比較低，從而較少加入當地的反抗運動。加上中國大陸官方媒體本身對香港偏頗報道，讓很多人認定從中國大陸過來的人必然都對香港的民主運動有偏見。現實上，這些情況即使出現，也很難說有絕對影響。畢竟過去香港的民主以至本土運動當中，不缺在中國大陸出生的年輕人擔當領袖角色；反而那些一輩子在香港的政府官員，又不見得會事事以香港本地利益為先。例如過去還有競爭性選舉的年代，民主派新人盧德明在被稱為「新移民邨」的沙田水泉澳擊敗了建制派明星鄧家彪，也說明「移民支持建制」不是必然定律。他朝君體也相同環顧世界各地，移民社群的政治取向很視乎他們如何嵌入目的地的社會當中，有時會出現完全相反的情況。例如從波多黎各遷到美國本土的移民，他們很多都處於社會低下層，比較關心社會福利政策，於是支持民主黨；加上共和黨中不乏散播種族歧視的政治領袖，更加深了移民社群對共和黨的猜疑。不過事情總會有例外：對於古巴裔的移民來說，他們為了逃避古巴的共產黨管治才跑到美國，共和黨一天到晚向他們說民主黨關心的社會福利政策就是「社會主義」，於是他們雖然和波多黎各移民一樣同樣來自加勒比海，但卻會倒向共和黨那一邊。把同樣的分析放在港人移民社群當中，就可以解釋不少有趣的現象。英國當地調查顯示，移英港人大多支持保守黨，支持工黨的只佔少數。BN（O）簽證計劃始於保守黨主政期間，於是不少港人把對政策的感激投到保守黨甚至是當時的首相約翰遜之上。對此，我接觸過的不少港人社群組織者都不以為然，認為約翰遜本身不是政策的推動者，只是剛好當時擔任首相；也不見得保守黨的支持者是英國國內最歡迎移民的一批選民。移民在當地的政治取態往往因為本身在來源地的經歷，因而加上一層浪漫化的濾色鏡，於是支持現實政策上對自己未必是最有利的政黨。相對於以前取笑新移民來港後「亂投票」，只能嘆一句他朝君體也相同。當然，民主社會人人都有一票，基於任何原因投票都是個人自由。不少移英港人向我解釋他們在當地的政治取態時，都異口同聲說候選人對移民社群的政策毫不重要，只要求他們在外交上對中國政府保持強硬，就這一條可抵千條萬條。把這個觀點放在台灣，就不難發現移台港人在投票箱前的尷尬。不少港人對民進黨政府下移民署處理港人移民的工作有強烈不滿，也很不高興過去有民進黨籍立委叫停放寬港人定居的政策。但你叫移台港人改投國民黨或者民眾黨？當對中立場成為最大前設，恐怕還是有點困難。有理有節的參與最後，要談投票取向，對不少目的地的移民來說還真的有點早。移英港人可以立即取得投票權，也有不少移台港人已成功定居並取得投票權；但對很多其他目的地的移民來說，就連永居權也未拿到，更別說一般只限公民享有的投票權。或者因為這個原因，不同移民社群之間的政治參與程度還是有一定差別。有時聽到一些移民社群的領導，總要說十句「感恩」的說話，才能說半句對當地政府的要求，總覺得身段未免放得太低；明明對於一些基本人權的訴求，從來就不應分是移民還是公民。但在英國，可能因為有投票權的關係，情況會略為好一點。有時聽到一些剛到埗的港人移民說要避免爭取權益，以維護港人社群在當地的形象。其實勇於參與當地社會事務，也可以是一種正面的形象；有理有節的參與，亦是在民主社會融合的一部分。▌［移民的自我研究］作者簡介梁啟智，時事評論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職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跟在外國的朋友談移民經歷，我發現當問到有沒有遇過族裔歧視時，對方的回應十分奇怪：如果對方是近兩年移民外國的話，近乎全數都跟我說沒有；但如果對方是已經在當地十數年甚至是數十年的移民，則大多數會跟我說有。我很好奇，為什麼同樣是移民，不同世代之間對族裔歧視的經歷會有這樣明顯的差別？ 理論上，如果觀察屬實，可能的解釋有很多。例如不同世代遇到的社會情境不一樣，可能現在的社會本身就沒有那麼多歧視，又或者經歷過二零一九年之後外國人對香港人多了同情，所以減低了對香港人的歧視。不過我認為這兩點的解釋力都很低，畢竟許多社會的族裔歧視明明仍然很嚴重，也有其他明顯獲得大眾同情的族群亦面對巨大歧視。 移民新鮮人 另一種解釋，是我遇到的一位老移民告訴我的，我覺得比較合理：歧視當然存在，只是新一批的港人剛剛到埗，如果不是還處於慶幸自己成功離港的蜜月期，就是忙於適應當地日常生活所需。對於歧視問題，特別是日常生活中的微歧視，只是還未察覺得到，並不代表不存在。朋友還特別提到英國文化中的挖苦傳統，剛到埗的如果一不留神，就連對方已經「轉了個彎取笑你」也未必知道。 我覺得這個說法比較合理，因為它能解釋到那些例外情況。對於少數近期移民而又有經歷歧視的朋友，我發現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到埗後從事公共服務的工作，例如教育。有位朋友在香港本來是教師，到英國後在學校當教學助理。他發現學生面對他的時候明顯比較不合作，但面對擔當同一職級的白人同事時就不會；而因為他的華人面孔，學生挑釁他的時侯，甚至會夾雜兩句假扮的中文模仿，明顯是出於對族裔的取笑。 對於這些經歷，朋友有以下分析：很多港人到達英國後，日常接觸到的當地人其實不多，要像他這樣從事公共服務的才有機會遇到各式各樣（不一定友善）的本地人；又因為他從事教育工作，道理上處於權威位置，但小孩子總愛挑戰權威，又不會隱藏自己，於是潛在的歧視就表露出來了。按此理解，歧視問題確實存在，只是很多港人暫時未察覺到，但難保遲早會有所經歷。...

前文提到移民後常見的距離錯亂感，當中主因是在很多地方，公共交通並不如在香港那樣可以依靠。特別是在英國，鐵路工人和巴士司機罷工無日無之，初到埗的時候確實需要適應。如是者，不時都會聽到這樣的說法：沒有駕駛執照或不打算開車的，就不要移民了。現實是否這樣絕對？這當然很在乎你移居的目的地，以及你的生活形態。之前說過我住在台北市大安區，我從家門口到捷運月台不用三分鐘，那我真的不需要有車；以前住在紐約曼克頓那段日子也一樣，有車恐怕反而更為麻煩，只是泊車已不知要花多少錢。但我也得承認我本來就不喜歡開車，所以才會選這些地方居住。我連在美國中部的明尼蘇達讀博士的時候也沒有開車，平時騎單車去超市買菜，冬天攝氏零下十度下雪照騎不誤。很明顯這是一種很個人的生活選擇。對於許多移民海外的香港人來說，沒車真的很難生活。畢竟在外國開車一般比在香港便宜，寧願養車但是住遠一點，總體來說還是可以節省很多。而且就算自己住的地方有公共交通，工作的地點可不一定，結果還是要有車才能上班；再加上在外地要享受郊外的山川湖泊，不是自駕遊又真的有點難享受得到，那就不如一開始就預期自己到埗後會開車好了。交通成了性別議題在我做的各地移民調查當中，發現通常失遇算的那條問題，倒不是要不要開車，而是原來要多過一架車。以前讀人文地理學，讀到性別議題的時候，常常會見到這樣的說法：市郊化是對女性的剝削。為什麼？因為當一家人搬到欠缺公共交通的市郊之後，誰人開車誰就是這家的主宰。如果只有一架車的話，老公日間開車去上班之後，太太現實上就被囚禁在家，一整天都沒有地方可以去了。當一個人失去了自由活動的權利，也就失去了獨立的社交生活，精神健康也不會好到哪裡。因為我們的社會通常假定男性負責上班，女性負責照顧家人，於是糟糕的公共交通服務便會成為一個性別議題，因為女性往往更需要依賴公共交通。以前看這些故事，有時也會懷疑是否只是教科書用來嚇人的極端案例。然而當認識到越來越多的移民家庭後，卻發現這件事情原來不止真的會發生，而且還相當普遍，不知道多少夫婦因此出了問題。有時太太說想出市中心逛街，老公說一句好累不想開車，因太太沒有駕駛執照，那就被迫去不成了，而太太當然不會開心。現實上，如果有小朋友的話，純粹出於實務需要，亦真的無可選擇地要多於一架車。住得離學校近的還好，遠一點的總不成上班半路中途開車去接小孩放學呢。需要重視的微小問題如是者，每當遇到朋友計劃和伴侶一起移民，總會多口問一句：是否兩位都有駕駛執照？是否兩位都打算開車？如果不是的話，還是乖乖找個可以搭捷運的地方居住吧，我不想以後見到你們因為開車吵架。比較起來，香港的公共交通真的是太發達，很多外國常見的交通與不平等的議題對香港人來說可能相當陌生。剛才提到性別議題，有些地方的女性感到不能安全地在入黑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甚至不敢獨自在行人路上走動，女性的移動自由因而受到限制。這些移民後的適應問題，雖然看似微小，亦都可以解決；但如果得不到重視的話，還是會有影響的。▌［移民的自我研究］作者簡介梁啟智，時事評論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職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早陣子我弄了一張地圖比較台北市和香港的地理距離，看看如果把台北的地點放在香港的話，實際距離有多遠。這張圖引起了不少關注，見到大家紛紛留言討論某些地點原來沒有想像中那麼遠，又或比想像中遠很多。距離感錯亂，是移民常常要面對的生活適應。如果在地圖上把台北車站和尖沙嘴天星碼頭對等，那麼台北車站和信義區台北101大樓的距離，就大約等於尖沙嘴天星碼頭到太古城中心的距離，都是五公里。去林口呢，大概就等於欣澳站；桃園機場的距離剛好就等於香港的赤鱲角機場。我比較意外的是如果把尖沙咀去上水的距離放在台北，原來已經等於到新北三芝了。出行模式的不同之所以會出現距離感的錯亂，後面其實是出行模式的不同。同樣的直線距離，兩端是不是有道路直接連上？是高速公路還是鄉間小路？如果你不開車的話，那就還要問：有捷運嗎？有公車嗎？多少分鐘一班？中間停多少個站？這些問題的答案比起直線距離有多少公里，對距離感的影響要遠遠大得多。自從我搬來台北之後，我發覺我忍受長距離通勤的能力大幅減少。以前在香港我住在大埔，約朋友出市區花一個小時是很正常。現在我住台北市大安區，放在上面那張地圖的話就等於香港的跑馬地。我平常出入的地方都在台北市的蛋黃區，換算在香港就是只限維港兩岸，是連界限街都不會過的那種生活狀態。對此，我想到三個可能的解釋。第一個可能，是我本來就喜歡方便，而我的收入水平在台灣又容許我住在台北的市中心，於是就住下來了。如果我在香港的時候住得起跑馬地，我也很可能會住跑馬地啊，然後一輩子不入新界。第二個可能，是我懷疑台北的公共交通在某些環節實在沒有香港的好。例如很多香港人選擇住在淡水，我是打死也不願意的。淡水坐捷運去台北車站才38分鐘，這樣的通勤距離在香港一點也不過份啊！但問題是這程捷運要停18個站，在列車上走走停停會搖到懷疑人生。同樣的時間距離在香港通常會是乘搭長途巴士，上車睡一覺到市區便下車那種，乘搭體驗不太一樣。第三個可能，也是我認為最有解釋能力的一點，就是兩地人口密度不一樣。因為香港人口密度高很多，就算是離開市中心一小時的地方，仍然會是一個人口數十萬的新市鎮，各種生活機能一應俱全，例如隨便都可以吃到日韓越泰各式料理；但在台灣，離開市中心一小時的地方可以相當荒涼，平時生活供給不會有太多選擇。不可靠且昂貴的交通談這個問題，是因為我發現不少移民外地的朋友，一開始的時候對如何理解當地的距離都沒有很好的掌握。有時聽到朋友說：出市區才一個小時而已，在香港也是這樣搭車啊！誰不知道在台灣、英國或者加拿大的「一個小時車程」，感受上和在香港絕對不是同一件事。到真的住下來之後才發現，噢，原來中伏了！關於交通這回事，自問我在台北還好了。首先到處都有共享單車，基本上四個捷運站範圍內的距離我都會騎車過去。要搭捷運或公車則是班次又多又便宜，想也不用想。但如果你的目的地是台中或台南，又或是倫敦以外的英國，事情就很不一樣了。很多移英港人常常投訴當地的公共交通是完全不能依賴的，班次表說有車但到了車站卻沒有車，錯過了又要半小時甚至一小時後才有下一班。如果要靠公共交通來上班或者上學，恐怕很快就會瘋掉。就算有可靠的公共交通，也要面對高昂的交通費用。有朋友刻意找了個離倫敦半小時火車車程的地方居住，我問他結果有沒有常常去倫敦逛逛？他說一個月也沒有一次，因為車票太貴了。回想以前曾在紐約生活，每逢週末都要面對地鐵因為各項維修而路線大亂。香港公共交通的便捷程度，一直都把香港人寵壞。移民後要接受公共交通原來不一定能日常代步，後面所需的習慣改變真的不容低估。那麼我們是否就得接受「沒有車牌就不要移民」這個說法？這恐怕還是有點簡化。我們在下一篇再展開。▌［移民的自我研究］作者簡介梁啟智，時事評論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職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移民的一大擔憂，是在出發前沒有「做足功課」，因而作出一些不適合自己的選擇，結果增加了適應新生活時遇到的挑戰，使得本來已容易讓人神經衰弱的移民過程變得更為困難。而在眾多可能的「錯誤選擇」當中，第一個要面對的問題，除了是要不要移民外，就是要移民到哪一處，也就是要在哪兒落腳。 很多人在移民之前，可能根本未去過他們的目的地；即使去過，也未必認識到當地的各種內部差異。例如很多香港人都去過台灣，但可能都只去過台北，但台灣各地的差異其實十分之大；英國也一樣，大倫敦和倫敦以外差不多是兩個世界；加拿大的話，港人較多的溫哥華和多倫多，也與其他地方的差異很大。再者，當一個遊客相對於真正居住下來，各種生活考慮往往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對這些問題沒有考慮清楚，到埗後就會出現各種期望落差。 需求定位 舉個例，我認識不少決定移民的朋友，聲稱自己厭倦了香港的擠逼生活，說到達後一定不會住在大城市，寧願在遠一點的地方也要住大屋，而且必定是要有前後花園那種，才能滿足自己對移民生活的想像。先別說他們本身有沒有低估打理獨棟住宅和私人花園的困難程度，這種房子的位置通常都交通不便，他們有沒有想好這個追求對自己就業和子女升學有何影響？ 我是地理學出身的，對地點選擇特別敏感。對於選擇在哪兒落腳這回事，理性的做法當然是該先列出自己所有的需求和限制，再看當中有哪些是不能妥協的。例如有朋友說自己討厭大城市而去了台南，到埗後卻發現台灣中南部沒有適合自己的工作；他又沒有駕駛執照，而在台灣除了台北的公共交通比較發達外，在其他縣市沒有車的話真的很難生活。很明顯，這位朋友把自己的優先次序搞錯了。 在我居於台灣的第一年，我對自己的定位是「多結交朋友」，於是我租了一個在台北車站旁邊的地方，從家門口步行到高鐵月台只要八分鐘。這樣的地點方便我在台灣到處跑，出席各種大小活動；例如有段時間我曾常常即日來回台北和新竹，到國立清華大學講課。當然，為了滿足這個對位置的追求，我的房子小得不能再小，用香港的說法就是一間「納米樓」。第一年過後，我搬到台大附近。租金雖然仍然很貴，但比台北車站總算略為便宜一點，讓我終於有個客廳可以會客；但我還是堅持住在市區，畢竟如果住得太遠，朋友前來會太麻煩，有客廳也沒客人了。 不要綁死自己...

聽各式各樣的移民故事，其中一個常見的現象，是移民者往往是在極度缺乏充足信息的情況下，作出有極為深遠後果的決定。那信息不足的嚴重程度，我會比喻為戴著眼罩和耳塞走進馬場，連賠率都不知道的情況下拿出全副身家，全數下注買某一隻馬獨贏。香港人常常自命精明，移民時卻往往會做如此瘋狂的賭博，在旁以研究者的角度去看實是觸目驚心。 如何選落腳地 舉個例子，有對夫婦初到台灣，聽朋友說港人來台很多都聚居在新北林口的大型豪宅社區，說那兒生活模式比較像香港，租金也不算貴，於是全家人一到埗便在那邊租了個地方。然而落腳之後，丈夫的工作需要經常到台北市區會客，每天舟車勞頓；同時政策上在台灣不易請外籍傭工，於是妻子就要時常留在家中照顧孩子。夫婦二人雖然同時移民台灣，所經歷的那個台灣卻不一樣：丈夫看到台灣多姿多彩的一面，妻子卻要天天和管理處及小孩的老師周旋各種煩瑣事情，沒有屬於自己的社交生活。久而久之，兩人的經驗落差越來越大，弄得家嘈屋閉。 有時我會懷疑，如果他們不是一開始就在林口住下來，而是先多看幾個不同的地方，往後的日子會否不太一樣。說不定他們會發現台北市區有些沒有那麼漂亮的電梯大樓其實也可以接受，租金也不見得比在林口的豪宅社區貴。而如果他們能一開始就住在市區，夫妻二人在台灣的生活經驗也不會差這麼遠，就未必會衍生以後的各種困難。他們大概沒有想過，當他們在林口簽下租約的那一刻，原來是在做一個影響極大的決定。 同樣的故事，在英國也有。有朋友決定移民英國時，聽說倫敦的生活成本極高，於是一早便排除了在倫敦落腳的可能，最後選了在英國中部的一個小城鎮。落地之後，發現當地生活成本原來也不便宜，但工作機會卻比倫敦要少很多。本來在香港是當專業人士的，在當地無法找到同樣的工作；要找藍領工作嗎，又未能放下身段。眼見帶去英國的積蓄一天天的消耗掉，精神壓力越來越大；然後見到其他朋輩選擇在倫敦落腳，很快便找到和原來專業相對應的工作，又感到後悔不已。 假設意外必然會發生 當然，每當見到這些案例，我們都可以說當事人總該負上一定責任。你可以說那對林口夫婦本來就有溝通問題，也可以說根本是那位英國朋友找工作過於挑剔，這些說法一定程度都成立。但反過來說，人無完人，我們每一個人都總有一些缺點或不足，只是因為在香港的時候有充足的支援網絡，即使出事了也可以很快重新爬起來。人在外，失去了原有的支援網絡，倒下來的時候會跌得特別明顯，旁人其實不應過於嚴苛。...

編按 : 隆重介紹破土的新農夫—— 對城市地理素有研究的梁啟智。面對近年大批港人離散，現在亦身在台灣的梁，就以移民港人做研究課題，透過一點點觀察，讓大家在這移民之路上看多一點，看真一點，看濶一點。 ============================== 來台近兩年，近來轉到中央研究院工作，其中一項任務是統籌年底將在台北舉辦的一場大型香港研究國際會議。這次收到的學者投稿反應熱烈，其中最常見的題目是香港離散社群研究，似乎已成為其中一個熱門研究課題。感謝各界支持之餘，每當讀到論文標題有「離散」二字，總會同時感到有點唏噓。 關於香港人移民海外的研究，在學術界一直存在。先有香港在華人「賣豬仔」去美國加州的門戶角色，又有新界人在戰後到英國打工的歷史。到了九十年代，大批香港人隨六四鎮壓後的恐慌移民加拿大，就帶來一系列相關的「太空人」研究：即不少香港人一方面持續在香港工作，同時又維持在加拿大的生活，飛來飛去像「太空人」一樣。但把「離散」用在香港人身上，印象中是相對近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