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 C 大學畢業後到某大公司工作，起薪不錯，公司也很願意為新人提供事業上的機會。但幾乎每次見面， C 都會跟我抱怨公司的同事間都在討論大灣區發展，有時為了融入工作環境，他也被迫加入說幾句國家的好話。他說，儘管每日都會跟不同人交流，同事間的相處也尚算融洽，但內心就是有一種不能排解的孤獨感，因為他沒辦法跟一班只想捉緊國家機遇發大財的人做朋友。倘若事情發生在幾年前，大概我會建議他辭職，反正能賺錢的地方不止一處，就別跟自己過不去。但今時今日，類似的說話卻再說不出，因為我知道 C 的情況絕對不是孤例。事實上，現在各行各業的人，不論公營私營，大家都或多或少正被要「維護國安」、「唱好大灣區」等政治正確的文化圍繞。我本人比較幸運，不用加入主動「維護」或「唱好」的行列，但也會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社會的壓力，彷彿身邊一雙雙眼睛正在監視著自己，稍一不慎就會被見疑即報。毫無疑問，政治正確已成為社會主流，逼使我們要有正確的思想和行為。但若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以往不論是民調抑或選舉結果，均反映社會中持異議聲音的人士絕對不是少數，香港超過四分一的人口曾在幾年前的夏天湧到街上遊行示威更是不爭的歷史事實，證明所謂異議曾經才是社會主流。短短只有幾年，當日的主流究竟到哪裡去了？曾聽過坊間有種說法，說這幾年「真正愛香港」或「擁抱自由價值」的香港人不是被抓去坐監，就是到外國去了，以致今日仍然留在香港的人普遍立場都較保守、親建制。先說坐監。根據香港政治犯資料庫的數據，截至去年...
以前每次從外地坐飛機回香港，總愛在窗口坐位觀看飛機如何在空中降落機場，不一定每次都看到沙田、城門河、青馬大橋或維多利亞港，但可幸我還是從上目睹這此曾經是家的地方。 首頁相是我1997年9月中在啓徳機場起飛到上海的航班上拍攝，26年前我們憧憬香港如何美好，而今民主自由的夢想已破碎，我們認識的香港已經成為歷史。現在是「新香港」，一個不屬於香港人民的大陸沿海城市。 ...
第五封信5.2明慧，將哲學的所學所思運用在教學方面，是我過去二十多年在中大哲學系的工作，退休後知道這些有關存在問題的課程已有後輩繼續任教，是欣慰之事。我十分感恩從少以來受師長的錯愛和栽培，令我一生在無憂無慮的世界成長和工作。但這些學術和思想自由的環境不是理所當然的。在中文大學任教授，在香港而言是份高薪工作，可能是全世界大學之中最好薪酬的職業。博士學位是入職條件，之後安分守己、做研究、教學和服務，不過不失，等待實任和升等，就可安穩生活到退休。我們大部分的教授同事便如此，在美麗的山城大學渡過一生。然而我們知道除了教學研究之外，應該還有對社會和人文世界的關懷和責任。過往幾十年，中文大學師生沒有忘記就社會種種不平等、不公義的事情發聲：反貪污反葛柏、中文法定運動、金禧學校事件、八九六四天安門屠殺，之後每年元旦、六四、七一、十一遊行抗議，中大老師和同學必然參與在其中。文化大革命時校內國粹派和自由派的公開爭論，民主板上每天的大字報、中大學生報，加上崇基和新亞學生報的各種辯論，對政府和校方的批評無日無之。以至2014年雨傘革命、2019年反送中運動，中大師生從不缺席。在校內罷課，抗議；或在校外街上遊行，表達我們的不同意見和立場，是我們以往幾十年來理所當然的行動信念。我們相信這一切都是容許的，大學不能是象牙塔，學術世界和現實社會不可分割。當時我們仍然是在學術自由的大學和法治的社會，免於恐懼的自由被肯定的，是以我們不怕大學高層或社會權貴，出來示威反抗。隨著2019抗爭運動被鎮壓，2020國安法成為專制統治的工具後，免於恐懼的自由消失，自由法治被威權取代。不到三年，一個自由開放的香港變成極權專制的城市。這些我已説了不少，在此不贅。明慧，我關心的是我們這批哲學教授如何面對這突變！大學已變成學術產業和知識工廠，我在上封信已説過回歸純粹學術研究、表面上噤聲不批評、不做幫兇的事情、不問政治、盡量在能力範圍內做好本份、盡責教學和研究，似乎是唯一的生存之道。但這足夠嗎？余英時先生提出以「知識人」取代之前的「知識份子」這中性概念，就是要突顯擁有深奧知識的學者教授仍然是一個「人」，不是高智能的技師，不只是撰寫學術論文和作專題演講的講師，而是有血有肉和這時代共存亡的人，不是生活在書齋中，而是同時面對公共社會，盡一己之責任。余先生的想法和上世紀法國哲學家沙特對知識人的理解完全脗合。當然沙特更強調知識人是反抗者，運用其知識和地位去批判當權者種種不公義不合理的事情，不怕權貴和不盲從大眾的意見。但是，余先生和沙特發表他們的理論時，同時受到免於恐懼的自由的人權保護。沒有「國安法」去箝制他們的言論，而他們就「知識人」的説法實是批判當時的專業學者，不問公共事務而安心在象牙塔內閉門造車。他們要求讀書人同時是知識人，站在被強權壓迫的人民這邊，對抗不公不義！現時白色恐怖全面籠罩香港學術界，我們這些讀書人能做什麼？尤其我們熟讀老師勞思光的著作和政論，理解《歷史的懲罰》對極權政權虛妄的分析；同時精通康徳、黑格爾、穆爾和羅斯的自由和正義理論；也明白二次世界大戰時法國哲學家如何抵抗納粹的統治；當然也知道捷克哲學家哈維爾對抗蘇聯共產主義的思想和劇作等等，這些全部是我們在過去幾十年在外國研讀和後來當教授傳授的知識。現在一旦學術自由被取消，我們如何處置意識中仍存在、所有以上談及的理論？這些理論應該成為我們對抗的思想武器，但我們害怕了，有意識發表任何有違獨裁政府意識形態的言論會帶來可怕的後果，得罪權貴是犯法的，會被重罰的。這些內心的矛盾和鬱結，如何令我們安身立命？在這危機處處的時代，不懼怕強權、不接受謊言，能夠站出來公開批判香港和中文大學的老師非常少，惟在社會系、新聞系和政政系中有知識人公開發表言論，説人話和真相，我們哲學系呢？讀哲學和做教授當然是讀書人，但在這艱難困苦的時刻，我們如何成為知識人？業師勞先生的教誨，只是提醒我們不做幫兇，不阿諛奉承，但並沒有説我們正面能夠做些什麼。明慧，我沒有答案，這應該是我們唸哲學的讀書人共同需要反省的課題。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們不能將過去幾年發生的事情忘記，彷彿什麼事情都沒發生，現在香港或中文大學回歸正常。2019年是香港和中文大學歷史的分水嶺，我們必須正視這現實，一切不可能如常運作。我們讀哲學的更不能無視這摧毁性的效果，以為躲進純粹學術世界便可以逃避讀書人的責任。我和其他哲學系校友，現身處自由之地，作為流亡海外的讀書人，有免受恐懼的自由保護，是以有條件成為知識人。至少我可以反省與批評香港極權帶來的種種危機，以及和中文大學的問題，收輯成為《我城存歿》和《山城滄桑》二書，發表於公共世界。我相信這是一個知識人應有的態度，公開的對極權政權説「不」！成為一個知識人不是一種特權，而是一種責任，對自己和公共社會的責任。我們以後還要探討下去。明慧，不知道這封能否回答信首的問題：讀哲學，所為何事？凌漸寫於六四三十四周年（抱歉因為下幾週事忙，要脱稿至少兩週。）▌［鏡遊集］作者簡介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
前陣子跟教友聊天，老居民（其實只是住進這新區三年或以上）提醒，過幾天本區的parish community council社區議會開年度會議，有時間可以去認識議員和其他居民。最重要的是，大家新搬進來，時常耳語問幾時才有這樣那樣的設施，不如直接去 council meeting 提問啦！ 於是當周的星期四，放工後，以九秒九醃肉切菜，當正自己參加...
表弟曾登記為骨髓捐贈者，多年前受通知與一病者脗合，問其意欲捐骨髓與否。那時大姨（也即表弟母親）仍然在生，私下與我言及此事，一方面擔憂兒子捐骨髓或有損傷（註一），一方面又明白病者得匹配者難，人命攸關，身為母親雖憂，豈能叫兒子見死不救？大姨叫表弟自決是否捐贈，無論如何皆當支持，表弟選擇捐骨髓。大姨後來憶述，當時儘管擔心，然聞兒子願為陌生人無私捐獻骨髓，感教子如此，心中甚慰。表弟捐完一次，惜受助人病情復發，醫護問其能否再捐，大姨遂道：「都幫咗一次，唔通今次唔幫咩？」於是表弟在短時間內又捐骨髓。後來大姨去世，生前未寫明器官捐贈意願，然而家人明悉其心，遂幫其捐出眼角膜及肝臟等，共助四人。設靈之夜，獲肝受助者匿名親筆謝書，雖在悲愴之際，卻覺摯親生命不息，誠為慰藉。而我則因少時經歷，曾於死神邊緣來回，一直認為自己「執番條命」，當年輸過不少他人的血，故對登記捐骨髓及捐贈器官一事，自有正面態度，至今我的名字仍存於兩冊之中。從新聞得知，於過去 5 個月間，共 5785 人次欲除其名於器官捐贈名冊。醫衛局宣稱其一半屬無效申請，並指「不排除少數人意圖擾亂中央名冊的代表性及增加政府人員行政負擔，認為有關行徑極不負責任，並予以譴責」（註二），更甚者是政府最高級官員居然還稱將「要求警方調查當中有否涉及違法行為」（註三）。然彼所謂之「無效」申請，實則僅指「從未登記卻申請退出或重複取消的無效申請」，無效申請之可能頗多，然而政府未經查證，居然已發聲明將之與「破壞系統」扯上關係，做法令人不寒而慄。捐贈名冊原本就是自願性質，何以用威權之態示人？然而政府譴責之強硬、措辭之嚴厲，即使對我這種一直支持捐贈的人來說（註四），也覺無比反感。自從 2008 年...
過去一周，最矚目的政經要聞是兩個峰會，一是中國在西安主辦的中國與中亞五國峰會，另一是日本在廣島舉行的七國集團峰會。前者雖富麗堂皇，打造萬國來朝的盛唐氣象，但時機不對、脫離現實，客觀效果恐怕會弄巧反拙；後者雖樸實無華，卻有多個重要國家列席，還有烏克蘭總統親臨，形成以孤立俄羅斯來結束俄烏戰爭的國際共識，很可能成為重劃國際政治版圖的重要里程碑。中國與中亞五國峰會，從地緣政治上來分析，有兩方面的重要性。其一是挖俄羅斯牆腳，把過去屬於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幾個中亞國家收編，納入中國政治勢力範圍，這種明擺著架空俄國、深入其後花園收編盟友的舉措。這是在烏克蘭戰爭爆發前是難以想像的，反映中國判斷俄羅斯發動侵烏戰爭將以失敗告終，或者兩敗俱傷，國力將大不如前，所以可以公然招攬其「藩屬國」。另一點是突顯中國主導國際秩序的野心，大張旗鼓地舉辦中亞峰會，而非低調地逐一收編，彰顯的是大國實力。中國承接著之前一系列的外交攻勢，成功拉攏巴西及中東等國家，這次中亞峰會原意是要突顯中國有能力組建廣泛的國際連盟，建立一種可以與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抗衡的國際秩序，提升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話語權，同時藉此鼓舞國民士氣，強化民族自豪感，以萬邦來朝來提升習近平的大國元首地位。不過，這次峰會舉行的時間正值中國經濟陷入困境之時，三年疫情衝擊剛過，國計民生元氣未復，這個時候以大唐盛世的宮廷禮儀款待中亞五國，還承諾大灑金錢以260億元人民幣資助五國，看在民眾眼內，自然感到不是味兒，覺得官方宣傳脫離現實。至於廣島峰會，在地緣政治上也有很多看點，值得逐一分析。其一，峰會最大亮點是澤連斯基親臨，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畢竟烏克蘭與俄羅斯仍在熱戰之中，從歐洲坐飛機到日本，沿途的保安極不容易，但澤連斯基借助他與法國總統馬克龍的交情，獲法國租借政府專機，出奇不意地空降廣島，這就令廣島峰會變成解決俄烏戰爭的國際峰會，而解決方案的大原則，也不再是中國過去倡議的無條件無前設式和談，而是烏克蘭向來主張的以恢復烏克蘭原有領土為前提的止戰方案。其二，美國在峰會前夕突然宣布，同意北約盟國把他們的 F16 戰機供應給烏克蘭，而美國會派員訓練烏克蘭的機師。 F16 戰機對俄烏戰爭的制空權甚為重要，烏克蘭使用的是舊式俄製戰機，一直要求西方盟友供給 F16 。荷蘭、法國等由於戰機升級，也很樂意把快退役的...
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在今年 4 月，公佈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 下簡稱「生人徵稿」），雖說是徵求意見稿，但結合政治與科技的佈局預估也大概露出其端倪，其包含的管理範圍不止是語言模型，還列舉了圖片、聲音、視頻、代碼的生成工具（註一）。「生人徵稿」第四條列明，AI 產品必須「尊重社會公德、公序良俗」，並強調必須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還寫明：「不得含有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煽動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宣揚民族仇恨、民族歧視，暴力、淫穢色情信息，虛假信息，以及可能擾亂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的內容」。本來要求 AI 生成的內容「應當真實準確，採取措施防止生成虛假信息」，這點沒太大爭議，但以「辦法」形式實施，還提及...
M+ 有一個大型展區，皆是霓虹光管，原屬民間裝飾手藝，化作大雅之堂的藝術展品，然而《建築物條例》一改，本是理所當然的大街象徵卻消失殆盡。此兩者反差，格外令人神傷。《燈火闌珊》要說的，就是霓虹燈消失的故事。提到故事，難免劇透，先行敬告，不想看劇情的讀者，請先行迴避。敬告一次，敬告兩次，敬告三次。好，以下稍作劇透。（*** 劇透敬告已舉起 ***）因應《建築物條例》修訂，曾處處可見的霓虹燈頓成僭建。電影中的戲劇橋段，提及初拆招牌時，霓虹燈師傅（任達華飾）見工人帶齊架生欲拆，為保辛勤製作的霓虹光管，毅然爬上招牌，大叫：「要拆就拆埋我！」頂得一時，唔頂得一世，招牌最終還是被拆。師傅過世後，曾反對師傅危險動作的妻子（張艾嘉飾），某次見有人又要拆燈，竟也爬上招牌，大叫：「話拆就拆，幾十年歷史，你啲新例一出嚟，所有招牌就即變僭建！我話你知，你哋啲例，先至係僭建！」招牌拆了，又再重建，容許又好，不容許也好，總有人默默耕耘，照樣努力去做。就像監製填詞的主題歌曲中的一句：「仍尋找，昔日某君，身影尚在燈火闌珊處。」近月少有在戲院中落淚，這是其中之一，淡淡神傷之際，卻想著昔日某君，留著一絲寄盼。這部電影值得入戲院看，在大銀幕上重看昔日光火，有種失去的震動。場次不算多，有買趁手。區家麟談《燈火闌珊》：《燈火闌珊》監製陳心遙談《燈火闌珊》：照片：電影海報連結：https://www.patreon.com/posts/83070801▌ [ 光合作用 ]...
多年來到過世界各地不少大城市：東京、倫敦、紐約和巴黎等等，相信沒有一個大都會的景色比香港更美麗。在第一百層樓上看香港維港和九龍是難忘的美學感受——黃昏日落和藍天白雲下的香港是如此迷人。可惜這些景色只能在相片中追憶，再不能上一百層看了。 ▌［相印集］作者簡介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