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遊阿富汗，恰逢九一一事件後一年多，因局勢敏感，友人聽我前往阿國，或以為冒險魯莽，其實不然。我本無意前赴阿國，偶於巴基斯坦白沙瓦邊城，遇旅客剛從阿國而歸，親述當地民情治安、交通簽證方法，資訊具體而明確。外地人多以為阿富汗全國悉危，問明後方知當年應避免前往南部坎大哈，而喀布爾及巴米揚則安全。 沿路資訊繁多，似有關聯，實則等同道聽塗說。如問邊城人對鄰國之見，以為兩者相近，理應了解，卻不可盡信，蓋因鄰國根本「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註），對彼岸世界毫無認知。若有香港島人以為元朗人騎牛上學，那伊斯蘭堡人對喀布爾人之看法何能盡信？ 有人一聽阿富汗即呼危險，仔細相問，原來誤以為除自家園外天下皆危。安全觀念常帶主觀偏見，或以寥寥新聞定論世界，或以戲劇角色定義他人，由此簡化，視本來複雜多變宇宙為單一故事，焉能不扭曲全局認知？ 旅行之要，正是求聞異聲、觀異事，打破偏執、破除俗見，故事復變多元，不以異見為怪。 註：《老子》八十章言「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謂兩國無爭，無苛政暴歛，人民珍惜生命以不必遷移他鄉，生活恬淡，吃食雖粗，反覺甘美，是以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在老子的世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並非指鄰陸不和，反而是理想國家的模範。 ...
壟斷倫敦及泰晤士河谷供水的泰晤士水務（Thames Water）早前要求加價44%被拒後，近日變本加厲，要求加價59%（平均每年加價257英鎊）以改善財務狀況，否則將無法繼續經營，政府須接管其業務。當年私有化的時候，這些水務公司都沒有負債，為何水費加過不停，而泰晤士水務不但屢屢出現污水醜聞，更陷入財務困難？透過公開招股上市的泰晤士水務於2006年被澳洲投資銀行麥格里（Macquarie）以85億英鎊收購，並在持有該公司11年間大幅舉債，以派息予股東。麥格里2017年出售泰晤士水務後，又成為水務控股公司Kemble的債權人（2018及2020年共投資1.3億英鎊），繼續收息。這是典型的槓桿收購（Leveraged buyout）。麥格里當年透過Kemble控股收購泰晤士水務，實際出資僅為收購價的7%，其餘均為債務。這樣，麥格里就能以極少量的現金獲取壟斷一方水源公用事業的現金流。透過派息、收息、減少開支、減少投資等手段獲利。 監管者不避嫌變受薪總裁麥格里營運泰晤士水務期間，該公司的負債由38億英鎊上升184%至108億英鎊，派發的股息多達27億英鎊。2017年3月，泰晤士水務被出售數天後，即爆出2013-2014年間污水處理不善遭罰款203億英鎊的醜聞。若指泰晤士水務今日面對的問題，是因為水費不夠高而無法改善污水處理，真是冤枉了我們這些消費者！更有趣的是，水務公司這種公用事業，不是有水務局 Ofwat 監管嗎？但2013-2017年坐陣 Ofwat 的...
香港終審法院於8月12日對2019年的「8.18流水式集會案」作出最終判決，判處被告人敗訴，維持他們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的定罪。案件再度引發了社會對香港法庭能否捍衛人權和公民自由的質疑，以及海外法官的留任能否為香港的法律發展，尤其是在法治和人權方面帶來正面的作用。 這種關注並非毫無根據。國安法的實施已經削弱了司法獨立，限制了法庭的權力。香港政府積極地展開法律戰，通過立法、拘捕、檢控及施加行政命令等手段，壓制市民的集會和言論自由。同時，當局採取「追究到底」的態度，對檢控失敗的案件積極提出上訴。在這個脈絡下，公眾很難天真地以為法庭僅僅是法律的仲裁者。畢竟法庭對於法律的裁決和解釋，直接影響著香港市民的權利。 法院判決未彰顯公義 面對威權壓境，香港人曾經寄望於法庭，視其為維護法治和人權的最後一道防線。令人遺憾的是，各級法院的許多判決往往令人失望，未能彰顯公義，判詞中對人權的理解亦常常忽視國際標準。一些法官似乎也已經接受在政府鎮壓異見和自由的行動中扮演角色，為其提供法律支持。 回顧「8.18流水式集會案」的背景，民間人權陣線於2019年8月18日舉行的集會吸引了數以萬計的人參與，擠滿維園、銅鑼灣及金鐘一帶的街道，是反修例示威浪潮中最大型的活動之一。主辦方稱當日有170萬人參與，並且全程和平。政府當晚回應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盡快回復社會秩序；當一切平靜之後，政府會與市民展開真誠對話，致力修補撕裂，重建社會和諧。」結果政府於翌年四月以《公安條例》檢控9人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所有人均被判有罪，經上訴後獲判5至12個月不等的監禁，其中部分被告獲准緩刑。這些被告人都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領袖及民意代表。 在此次判決中，終審法院重申了現行《公安條例》中「未經批准集結罪」的合憲性，認為該罪行屬於對集會自由的合理限制。法庭指香港已在法理上充分確立對憲法挑戰的處理方法，市民可對法例、政策、政府的行為及決定提出合憲性的挑戰和相稱性的質疑。基於法律制度及憲法的差別，法庭不應跟從英國案例就每名被告人的逮捕、檢控、定罪及判刑作出相稱性評估，以考慮有否對被告人的集會自由造成相稱（或不相稱）的限制。同時，法院指出，即使集會未造成嚴重的公共秩序混亂或暴力行為，且被告人是行使和平集會的權利，律政司或法院仍有權以「未經批准集結罪」進行檢控或定罪。法院還提到，現時有獨立的上訴委員會及司法覆核程序來保障集會自由。 法庭沒正視集會權利...
《無相之相》展覽第二部分是墓園雕像攝相。 《死之昇華》是意大利墳場獨特的雕像，生與死（Eros and Thanatos）的交會是 這些裸體雕刻藝術的主題。「死亡」不能訴以言語，故亦是「空相」，但藝術將生命之無常短暫，昇華轉化為不朽的雕塑作品。是輯相片是嘗試將三維雕像以特別觀看角度和黑白形式呈現出來。 ...
業師勞思光有異於唐先生，他1955年來港，至1989年受邀於李亦園教授而返台，執教於清華大學；之後往返香港和台灣之間，直到2012年於台北逝世。他在香港生活長達57年。勞先生家庭背景相當顯赫，他祖上勞崇光，歷仕道光、咸豐、同治三朝，先後出任雲貴及兩廣總督，1860年，代表清廷與英國簽訂《九龍條約》。勞先生父親勞競九，為革命黨人，與蔣介石似乎關係匪淺。因此，勞先生可謂貴族出身，屬於上流社會人士。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勞先生亦跟隨其父赴台。勞先生自始至終，都對於共產黨的專制相當警惕，並不斷反省，故此其時他離開中國，前往台灣，多少亦有不願生活於專制政府治下的因素在內。順理成章，他亦不可能願意在蔣介石政府威權統治下生活。當時台灣仍處於大殺異己，鎮壓民眾之白色恐怖年代，故勞先生於1955年，離開台灣前往香港。 殖民地究竟是殖民地離開時，他寫下《六年心倦島雲低》一文。六年，就是1949到1955年，在此六年間，他生活於台北與台南，而無論在南還是在北，他只覺得這地方政治壓力太大，所以他必須離開。對於香港，他又作何感想？他認為自己「不是長住香港的人」，而且與唐先生一樣，「殖民地究竟是殖民地」，殖民地先天就有問題，是個原罪。似乎當時在避秦南來的知識份子眼中，沒有誰會覺得殖民地是好地方。殖民地就是殖民主義（Colonialism），就是邪惡（evil），這是他們的見解。香港雖然市里井然，街道漂亮，但勞先生不為所動，這個地方對他影響不大。不過，亦與唐先生相同，因為此地允許他自由生活，故其餘一切原罪、邪惡、問題，就瑕不掩瑜了。此外，從另一角度觀察，香港自1842年變成英國殖民地後，影響中國發展極大，康有為與孫中山都是住在香港。孫中山就讀於香港大學醫科，他之所以萌生革命念頭，正因為他身歷目見英國政府治理香港之良。可見香港對現代中國發展，影響何等巨大。正如上文所引述余英時之言，香港不止有自由，還有法治（rule of law），這是最重要。儘管香港沒有民主，但其整套制度，基本上屬於保護群眾，而非保護政府。不過，勞先生當初畢竟認為，香港「雖信美」，「卻非吾土」，故「何足以少留」。當然，勞先生1955年寫此書信時，絕不可能知道，往後57年，他都會留在香港。這基本上與唐先生相同。《六年心倦島雲低》一文情理皆備，是理解勞先生當時的心境最好的文章。 「家」的看法勞先生出生於西安，在北平長大，後來輾轉去過成都與台北，再來香港。談到成都，則不得不談其《憶巴州》一篇短文。勞先生曾在四川巴州住過一年，他認為此地是他生平居住過最寧靜、寫意、舒適的地方，其餘任何地方都不能比擬。在此文章中，勞先生雖未提及，但已隱然透露出他對於流亡與「家」的看法與情懷。在巴州，雖然如是其寧靜、寫意、舒適，但這種寧靜、寫意、舒適，決非現代化大都市那種。他在文中提到，巴州沒有汽車，出入都用滑竿，而在城內都是騎馬，不過通常以步行為主；巴州亦沒有供電，只有由燈草點燃的桐油燈；房屋沒有地板，全部是濕土地。身為世家子弟，又常年居住在西安與北平等名都大都，養尊處優，按道理，勞先生應甚不習慣巴州生活。然而，從其文章可見，並非如此。他在這些不便中，尋找出種種樂趣。例如，沒有汽車，馬匹亦不多，只能以步行為主，他就養成與二三鄰里踏青郊遊的新生活方式。由此可見，勞先生雖處於流亡中，似乎無一處是家，然其隨遇而安的性格，卻使他所在皆是「家」。這與唐先生不同。唐先生流亡到香港，從不以 為家，他一直認為，其家在中國，祖籍四川宜賓，他希望回去，儘管一生都再沒回去。勞先生一生去過不少地方，最後定居於台北市，長眠於宜蘭櫻花陵園。我必須再次強調，勞先生並不覺得任何一處是其家，因而處處可以為暫時的「家」。 痛批香港青年正因為處處是其家，所以對香港問題，勞先生比唐先生有更多關懷。他曾著有《歷史的懲罰》一書，我認為這本書實是勞先生最上乘作品。他對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年青人，曾作出最痛切評論：「今日海外最與中國接近，同時知識青年較多的地方，應是香港。我們就香港來看，香港青年很少有願意獻身於政治運動。這自然有思想、環境、生活種種原因。香港是殖民地，一切社會標準都十分不正常。已成熟的人在香港生活，尚不免有迷眩之感；眾青年無論是外來或本地，在這個環境中度過童年，他們的人生觀已受了這個環境雕塑，而成為一種香港型青年。香港型青年最顯著特徵，就是缺乏理想性，缺乏犧牲精神，沒有遠大抱負。就研究學問說，他們不願面對有關文化價值的大問題，而只要學謀生技術；就實際工作來說，他們只要求有較好待遇，以便有較好生活享受。他們不切實感到國家危難，也不明白今日人類無法苟安。他們一味只構造個人小世界。談到政治運動，他們只在職業性或甚商業性考慮下，方有興趣。說到奮鬥犧牲，則他們會笑你是傻瓜。」基於這種看法，則勞先生絕難以置信，何以2014年會有雨傘革命，自然更不可能想像到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運動。 「香港前景研究社」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香港九七回歸問題出現，勞先生思考如何面對香港從自由開放的國際城市回歸大陸的極權統治。正因如此，所以他在1982年時，創辦「香港前景研究社」。他知道當年英國透過《北京條約》，向清廷租借香港九十九年的大限已到，故想方設法保存香港。勞先生指出，考慮香港問題，必須從實際角度出發，而香港之於中共國，其最大用處，就在於經濟以及現代化，我們應從這裡切入，思考如何保存香港在中共國的位置。不過，他亦深明，在中共國與英國之間，香港人從無置喙餘地，甚至連立足處也沒有。故此，他自始就斷定，一國兩制是騙局，至今其言可謂大驗。所謂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其實是經濟問題，不是政治問題，它是藉控制香港的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以成就中共國經濟發展；而讓香港人保持其原有生活方式，只是達成這個目的下，不得已接受之副作用。可是政治控制，卻一步步加強，因而說到底，香港絕不會有真正民主，勞先生早於一九九七年前已明言。他一語道破一國兩制的騙局：「由這兩面看 ，我們已經可以知道九七後的香港，除了在經濟方面可能有表面的『繁榮安定『，其他優點皆難保持。尤其在以後，中共當權人士很明確地將香港看成一個『顛覆基地』，又將一切抗拒專政統治的觀念與行動，與所謂外國的『陰謀』混在一起，結果必使香港民意及輿論受到強力壓制。總之，香港九七後只能在中共壓力下勉強苟全，再不能發揮推動中國政治改革的作用了。」在前景研究社時期，勞先生再三強調香港九七問題必須有香港人參與：「最後，我想總結上面所談各點，說說我認為香港居民對於香港前途問題應該作甚麼努力。第一：決定香港前途的權力在中國，但香港居民自有根據事理，表達意見的權利；所以，我認為在香港經濟未嚴重惡化以前，香港居民應當面對問題，形成一種代表香港人意願的共同主張。第二：香港現在對中國大陸的正面功能，本來是中國當局所了解的；但是他們對於『一九九七問題』，以及更長遠的香港地位問題等等，了解上仍然有許多隔膜；為了使香港問題獲得一個有益於中港兩方的解決，香港居民應該盡量運用言論，使中國當局對這些問題充分了解。第三：關於最後形成甚麼可行的方案，雖然不是可以由香港人單獨決定的；但香港居民仍然應該主動研討，形成一些草案，並作出實際的推動工作。總之，香港的前途要由香港人主動爭取；香港問題的解決要符合中國與香港雙方的利益。這就是我看香港問題時的主要意見。」很可惜，英國和中國共產黨當然對勞先生在前景社的一切努力，視如敝屣，毫不在意，香港人始終沒有參加處理自己命運的權利。是以當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刊出後，勞先生已經知道維持香港前途的努力已成泡影，前景研究社即時解散。所以中國共產黨答應台灣的一國兩制（而近來馬英九大力附和），若大家相信，若你果真相信，就正如勞先生所說，完全天真與無知。他深知共產黨絕不會放棄任何權力。故此，何以中共如此害怕香港，因為它害怕為香港所顛覆，它永遠視香港為顛覆基地。結果到2019年，就知道中共所害怕者，並非全無道理。最終勞先生離開香港，因為他絕不能生活於專制統治下。 一生都在流亡至於他到台灣教書，正如他自己所說，也只是隨緣，他再次流亡。他一生人都在流亡。勞先生雖然「所在即其家」，然而到頭來，實在沒有家。儘管他在香港五十餘年，亦有結婚生子，但這絕非其理想。1980年代，老師已然諄諄教誨我們，「在共產黨統治下生活，是無可奈何的事，但至少不做幫兇、不助紂為虐、不阿諛奉承、不搖旗吶喊。」而最重要的一句話是，「共產黨絕不可信。」對於這番話，當時我們好像聽不懂。香港對勞先生很重要，作為大學教授和公共知識人，也盡了責任；在重要時刻敢言批判時事，為香港人在97問題上發問。不過我覺得他最關心的是香港這個城市淪陷後，他失去自由開放的空間思考和寫作。但他並不關心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的努力，對香港人自己命運問題也沒有任何建議。他自始至終知道香港人一切努力都是白費的。是以他九七後已離開香港，大部時間獨自在台灣教學生活，回香港只是探望親人和見學生而已。香港不是他真正的家，勞先生一生都在流亡。2012年在台灣祝賀勞先生85壽慶時，也是他辭世的一年。有朋友聽到他一句感慨説話：「一生是苦多於樂。」果真如此，先生漂泊一生，四處可暫時寄居，但無一處真的為家，安身立命之所。( 註 :...
早前終審法院批准譚得志（快必）就煽動罪的上訴申請[1]，可能只是程序的判決，這判詞並未受到廣泛注意，但該判詞對日後的言論自由有深遠的影響。 譚得志提出三項上訴理由，第一點是當控罪並非基於《國安法》時，是否必須有陪審團參與？這是針對早前法院裁定，即使被告被控《刑事罪行條例》下的煽動罪，《國安法》內免除陪審團參與審訊的安排，依然適用。第二點是《刑事罪行條例》中的煽動意圖是否必須具煽動暴力或擾亂公眾秩序的意圖？這是普通法的要求，但早前法院認爲這普通法的要求並不適用於香港。這兩項理由獲終審法院批准上訴。第三點是若第二點不成立時，該控罪是否違反《基本法》和《人權法案》對言論自由的保障？這一點法院認為沒有合理爭辯的空間，不獲批准上訴。 煽動罪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笫10條，發表任何具煽動意圖的文字、刊物或作為均屬違法，條例第9(1)條對煽動意圖作出廣闊的定義，包括引起市民對政府或司法制度的憎恨或藐視、或市民之間的憎恨或敵意。第9(2)條列出一系列的答辯理由，基本上是對政府提出建設性的意見，旨在改善法例或制度，則不屬煽動。 煽動罪的合憲性 終審法院認為煽動意圖，必須與法定答辯一併考慮，《刑事罪行條例》第9(2)條容許對政府的政策或法例作出建設性的批評，作為辯護理由，故即使煽動意圖的定義看似空泛，但當與答辯理由一併考慮的時候，法例提供一定的彈性，讓法院按不同案情作出處理，並非如被告所指那般空泛。基於同樣理由，有了這個答辯理由，法例在保障言論自由和維護國家安全之間取得平衡，並沒有違反相稱性的憲法原則。 這個理據漠視答辯的理由只局限於建設性的批評，但言論自由遠不限於建設性的批評，海外的判例亦指出，即使言論令市民憎恨政府，亦不等於會危害公共安全，更遑論國家安全[2]。普通法要求煽動罪具暴力或擾亂公眾安全的意圖，便正是要維護一些不被政權、甚至法院認同的批評。就如在藐視法庭罪方面，一名剛輸了官司的市民，滿肚怨氣，認為司法不公，我們難以期待該市民會提出建設性的建議。即使市民對法官或司法制度的評價只是出於發洩怨氣，完全沒有合理理由，法院過往均不會視這些言論為藐視法庭。加拿大安大略省最高法院便曾指出，法院並不是一朵脆弱的花朵，不會在遇上熾熱的爭議便凋謝[3]。同樣地，政府也不是一朵弱不禁風的花兒，即使是無理的謾罵或尖酸的諷刺，也不會令政府倒台。再者，任何具爭議的社會議題，不論是同性婚姻、土地霸權、官商勾結或種族歧視，都可能在社會上引起非常激烈的爭議。在民主社會中，不同立場的持份者展開激辯是常態，但在威權社會，任何對政權的批評皆可能被視為煽動憎恨政府的言論而受懲處。若果言論自由只限於建設性的批評或當權者中聽或不介意的言論，那根本便沒有什麼言論自由的空間。...
8月22日，英國GCSE、T level放榜。家中公子是應屆考生，作為母親狀似鎮靜，但其實每天為寶貝禱告，怎會不緊張呢？ 放榜前一天，一家人談談天、祈禱。我跟兒子說，無論成績怎樣，這是他人生第一個公開試，盡了力、過程中見他越來越成熟，知道自己的長處和缺點，再前行，我已經很驕傲。 況且，成績啊，不是用來討好父母、取悅其他人的。成績也不能定義他的全人。 克服人生考試 又況且，其實他和近幾年移英的年青人，又何止要克服GCSE、A...
過去一周，最矚目的兩則政經要聞都與俄烏戰爭有關，第一則是8月22日中國解放軍陸軍司令員李僑銘，應俄國陸軍總司令邀請到莫斯科進行工作訪問，與俄羅斯副國防部長佛明等會晤，討論兩國共同關心的軍事合作議題，反映北京正加大對俄軍事支持；第二則是8月27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基輔一論壇上表示，烏克蘭正開始使用盟友提供的F16戰機擊落俄羅斯的導彈與無人機，他將在9月向美國總統拜登以及兩位總統大選候選人提交一份「勝利計劃」，循四方面逼俄羅斯結束戰爭。 中俄兩國的陸軍最高將領在莫斯科會晤，進行工作會議，討論軍事合作，這個信息經俄羅斯媒體對外發布後，引起西方高度重視，甚至比緊接其後的中國總理李強國事訪問莫斯科更受關注，因為這次中俄陸軍主管會晤的時機，正正是俄羅斯密鑼緊鼓預備反攻烏軍，收復失陷的庫爾斯克州，這是俄羅斯陸軍當前最大的任務，反攻戰遲遲未見成效，就是因為正統受訓的專業兵員供應不上，抽調鄰近地區武裝力量又無法應付複雜的戰場，這時候邀請中國陸軍主管去開工作會議，外界很自然就推斷俄國是向北京尋求軍事支援，助其成功收復庫爾斯克州。 北京援俄必須審慎考慮 這次軍方高層會晤後，中國將會怎樣幫助莫斯科？從西方媒體的分析來看，大規模派遣解放軍士兵去俄烏戰場，彌補俄國兵源不足，這個可能性相信不大，因為北京過去一直對外宣稱在俄烏戰事上保持中立，只會積極促成停火，不會軍事介入，假如有數以千百計的中國士兵在戰場出現，北京很難對外自圓其說，萬一有中國士兵被俘虜，就更會成為外交災難。北京向俄羅斯提供的支援，很有可能是供應俄羅斯急切需要的軍備，尤其是每天均損耗大量的導彈與無人機，以及協助訓練俄國的新入伍士兵，加快補給受訓士兵到前線。美國及北約諸國正全天候監控俄烏戰場實況，一旦發現中國軍事介入的證據，必然會大事聲討，對北京展開報復制裁，這是影響未來數月美中關係走向的一個極重要因素。 從澤連斯基的對外發布來看，烏克蘭敢於冒險侵入俄國領土，奪取庫爾斯克州的控制權，看來與歐美承諾供應F16戰機終於落實有關，在俄羅斯國土上使用歐美的軍備攻擊俄軍，這個動作與之前在烏克蘭國土上靠西方軍備抵抗入侵俄軍，有了本質上的改變，可以說北約國家在軍事上介入更深，更直接地對抗俄羅斯，這個局面是普京未曾料到的，他過去以為俄羅斯有核武鎮懾，歐盟國家不會同意援烏軍備進入俄境，以免挑起莫斯科強力反彈，但如今美國和歐盟真的踩過了紅線，F16戰機也讓烏克蘭使用上了，俄國領土也被佔去了，所謂核打擊報復卻影踪不見，普京的鬱悶可以想像，更大力拉攏北京，也就在所難免，問題在於，北京真的打算公然抗美援俄嗎？ 西方對華敵意或再增 澤連斯基的發言，還透露了下階段的重要發展，就是9月份向美國提交詳細的戰事終局計劃，這個名為勝利的計劃至少有四個元素，其一就是庫爾斯克州，相信是逼俄軍交還部分被佔烏國土地的籌碼，其二是烏克蘭參與全球安全基礎設施，估計是指正式加入歐盟及接受北約保護，其三是透過外交手段，施壓逼俄羅斯結束戰爭，第四個要素則是經濟，細節暫時不能透露。如果沒有這套計劃，按照普京設定的條件來談判停火，烏克蘭就要放棄被俄軍事實佔領的30%國土。澤連斯基也知道，11月美國大選有結果之前，他提交的計劃不會有實質進展，之所以要提早宣告，明顯是擔心俄國會趁美國自顧不暇發動猛攻。烏克蘭雖然拿到了F16，但數量還很少，而士兵的供應也同樣面臨斷層，他的勝利計劃可能需要奇蹟才能全盤實現。...
在新校認識了一些牙買加同事，他們講英文有口音，但卻給我一種踏實感，這是大家都是移民的緣故吧。有天在學校的文化日（culture day）看他們介紹自己國家，唱牙買加歌手Bob Marley 的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更感受到他們的節奏和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