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到了台北東吳大學裡的錢穆故居參觀。錢先生一生漂泊，生逢戰亂，在大陸、香港和台灣停留不少時間。他高壽離世，最後二十年便在台灣士林區「素書樓」渡過。名稱是以錢先生母親在無錫之居所「素書堂」為據，作為先生晚年終老之所。這間是在一小丘上的兩層中式建築物，附近並沒有其他房屋，有點遺世而存之感。當然，錢先生晚年在住所仍接見朋友和講學。屋內書房，飯廳和睡房，簡單高雅樸實，可見先生和師母過的平實無華簡樸的生活。除了掛在牆上的字畫，裝飾不多。我與錢先生沒有緣份見面，入中大唸本科時，先生已離開中大，不，應說離開新亞書院已多時。但讀文史哲的中大人，哪個不認識錢先生！他是一代大史學家、國學家和哲學家，著作等身，弟子無數，其中最出色的當然是余英時先生。錢穆和余英時在學術界的崇高地位，沒有異議。但對我們中大人來説，最重要的是他作為新亞書院創辦人之一，他由始至終都是反共學者。他是1949年避秦而來香港！新亞書院建立的目的就是對抗共產主義。錢先生公開在新亞校刊上撰文，指出：「本書院創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當時因有感於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刻意摧殘本國文化，故本書院特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義與極權鬥爭之下，中國青年在思想上應有正確的認識，以免誤入歧途，既誤其本身前途，亦遺害於國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他指出的中國，當然不是現在大陸極權專制的「中國」。中文大學2019年11月12日變成戰場、2021年底民主女神像深夜被拆毀、2022年7月1日中大校長宣稱大學教育是服務政權，我以為中文大學已經完全淪亡。但想不到2023年2月20日，校方在新亞圓形廣場將創校反共先賢錢穆以AI 技術重現，與大陸合唱團「歌頌祖國」！ 這種對錢穆先生和新亞精神的公開侮辱，怎可以發生在錢穆圖書館、新亞水塔下的孔子和唐君毅銅像、廣場石牆上余英時先生名字附近？影片中貼上錢先生之言：「無論你去外國留學，你去哪裏，不要忘記，你是個中國人。」無恥的將錢先生所指的「中國人」變成「共產中國人」！錢先生在天之靈見到必悲憤莫名！(網上圖片) 我們在海外的香港人和中大人，看到如此噁心的場面，肯定憤怒無比。但更憤怒和更可悲的是這活動不在校外表演場所舉行，而是在新亞圓形廣場！即是説活動得到中大高層和新亞院長首肯！我不知道有沒有新亞校董、校友、同學和教職員同意這事情，但似乎沒有任何反對聲音。不過令我更悲哀的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眾教授，沒有一人發聲表示不滿和抗議！歷史系的教授眼見新亞校方，將創校歷史學家錢穆先生如斯侮辱而不出一言，以後如何教授歷史和講述錢穆的學説？這不是極悲痛的事嗎！錢先生和余先生弟子遍天下，在不少著名大學任教，身在自由世界而不出聲反抗強權侮辱老師，怎樣可以說得過去？希望我是孤陋寡聞，歷史學家已經公開譴責這件違背歷史真相的事情。當然這是白色恐怖的勝利！我也相信絕大部分有良知的歷史教授不同意，但因恐懼而噤聲。不過，不發一言而默默的讓不公義，虛假的謊言流傳下去，是一個「知識人」之所為嗎？讓極權專制統治我們的思想和行為是可以接受的嗎？香港中文大學已成為歷史，相信新亞書院是時候改變名稱了，乾脆改為「朝陽書院」吧。反正上任新亞院長已承認相信唯物主義，所謂新亞精神早而成為糟粕。當我進入錢先生的書房時，看到54册《錢賓四先生全集》，和其他重要著作，極為佩服。但最感動的是看到他為新亞書院寫的文章手稿。面對新亞校歌的手稿，想起2月20日新亞圓形廣場的醜劇，哪一位中大人新亞人不憤怒和悲哀！當年唐君毅先生批評余英時先生為新亞「叛徒」。事隔多年，所有有見識的人都知道余先生不單不是叛徒，而是繼承錢唐二人的學術，發展出另一學術層次。余英時當然是「最」新亞人。那些在唐先生銅像下、在錢穆圖書館旁圓形廣場圍觀和拍手歡呼錢先生AI影像的群眾，才是新亞叛徒吧！張燦輝2023年3月24日台灣國立清華大學▌［鏡遊集］作者簡介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 ...

第三封信下篇明慧，回港後，我展開人生中唯一一次的中環生涯，做了一位四料議員的私人助理，參加很多政治活動，協助籌劃立法局及政治團體的規章草擬，在競選區議會時上門洗樓。一段時間後，我發覺這與我本性不符，自覺在這方面貢獻不大。當時的那位法律界議員問我「Democracy」是否由希臘哲學家Democritus 而來，她何以有此一問？她說因為兩者發音相近。由此小事，你就知道這位法律界議員的文化水平何在。我少年時代的香港有著很大的自由度，但教育制度內一直刻意貶抑人文學科的重要，對文化、歷史、藝術等，教學上都沒有給予特別資源，大學或是中學亦不鼓勵人們選讀這些科目。對人文學科有興趣的都只能自學，你會見到香港人的歷史感和在藝術知識方面等都是貧乏的，一如我由建築系轉讀哲學時很多人都大惑不解，何以捨棄頂尖又易搵食的建築系而轉讀無聊又無用的哲學呢？到今天為止，大陸仍然相信香港以商業為首，賺錢至上。維持香港制度不變，「馬照跑，舞照跳」正是描述香港只顧賺錢的享樂主義，文化方面完全欠奉。儘管我不認同香港是文化沙漠，因為早期從大陸逃亡來的文人，導演、作家、哲學家等的文化人為數不少，而且很有份量，但香港本土出生的一代就甚少受到人文學科的栽培。當時社會也有些文社團體，但都只是散漫組織，年輕人搞搞讀書會、寫寫歪詩、念念新詩，情況在60至80年代之間都很普遍，直至97問題出現為止。97回歸97回歸問題出現，香港同時有了新方向，有了新的身份認同，我對文化中國亦有了新的理解。金庸筆下的文化中國，印證了我們嚮往的大陸，長城、錢塘江、臨安、懸山寺、長白山、峨嵋山、大漠、絲綢之路以至成吉思汗、鐵木真和全真七子等等的地方及人物，都讓我們對文化中國有著無限憧憬，作為「香港中國人」，我們終於可以歸去！香港由鴉片戰爭開始的百多年強暴式殖民統治終於完結，理應是何等令人興奮。然而，現在我才理解到，那只是羅湖橋外的隔膜所做成的錯覺，我們這代人，對中國大陸的期望、盼望、失望，到今天的絕望。相比大陸開放後曝露的極權問題，台灣1986年戒嚴令解除，民進黨建黨，公民社會起步，慢慢演變全民投票選總統的民主制度。相對而言，香港無異是得天獨厚的，這裡是當時全球華人地區最自由的土地，擁有英國殖民地給予的法治基石，這些空間是台灣和大陸所沒有的，回歸就是擁有文化中國的中國人身份。我們滿懷希望中國開放改革，經濟慢慢變好，政治慢慢民主自由化，慢慢接受西方的思想價值。我在外國接受自由開放的教育，擁抱西方自由主義精神，多元文化和全球化體系的理念，期盼在80年代到2047還有五十多六十年，香港會如寫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擁有民主、開放、自由的制度，我們相信自己有能力管理自己。我們這一代的知識份子置身歷史洪流，不相信歷史決定論，相信創造和參與。和其他民主改革的朋友一樣，相信在香港推動民主運動是我們的公民責任，同時相信民主救中華是正確路線。遺憾的是，這些只是我們一廂情願的主觀良好意願。我們那時根本不懂得共產黨，不明白香港人只是有利用價值，我們追求民主自由只是水中之月。第一份在香港的教學正職浸會學院的教席是我從台灣回港後的第一份正式教職。求職信寄出一個多月後，我得到謝志偉校長的約見，浸會當時正為升格大學而作出改革準備，他們同時邀請了香港大學語言學羅德教授（Robert Lord）過檔組新班子，這是我教學生涯中最重要的時光，我當然全力以赴。浸會在未升格前隸屬基督教浸信會，由於有宗教團體背景，聘請非基督徒有一定困難，校長囑咐我低調處理非基督徒的身份，我只有唯唯諾諾的點頭。謝校長讀過我現在收錄於《人文與通識》的「我為什麼不是基督徒？」所以約見我。這問題最早來自英國哲學家羅素，他出世時就領洗了，後來脫離教會便被問到為什麼不是基督徒。當年訪問我的記者有此一問，我說這個問題不需回答，因為問題如「我為什麼不是佛教徒？」、「我為什麼不是回教徒？」等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我從來對宗教有很大的疑問。 亞里士多德的教育理想：如何成為自由人和好的公民 在浸會期間，我有幸參與建立浸會大學人文學科學位的工作，我對此感到非常驕傲。香港的大學教育一直以來都是獨立成科：英國文學、中國文學、中國歷史、西方歷史、語文以至哲學都各自分類，文史哲各有範疇。我常常不禁一問，為什麼讀莎士比亞就不能認識李白杜甫？為什麼讀《紅樓夢》就不可以讀但丁《神曲》？英殖時期硬要把文學分為英國文學、中國文學，至於俄國文學、德國文學又要翻譯成英文放在比較文學中來讀？其實它們全都是文學，為什麼不能歸類為一呢？我們常常說的文科「ARTS」，其實與藝術（ART）無關。這字源自拉丁文ars、artes，是「方法」的意思，是從亞里士多徳的教育思想引申出來，是我們如何由無知狀態解放出來理解這個宇宙的方法。「artes liberales」指的是成為自由人參與公民生活至關重要的主題或技能，亞里士多德的Humanity是要理解「人之為人」。藉著對Humanity的重新思考，我們構思可否在傳統文科中有一個綜合課程？這成了我當時的任務，我和羅德教授思考了很多課程的可能性。可惜，提交兩次到香港學術評審局HKCAA（現為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都不成功，得來的回覆是沒有市場價值（marketability），沒有僱主會願意聘用這些畢業學生的。每次失敗後，我和羅德教授兩人都會沮喪地找個地方靜靜的喝杯咖啡再商討，屢敗屢戰，重新思索如何把課程定位，如何制定及推銷。第三年，我們終於成功了！我們提出的新課程一直都被認為畢業生是沒有僱主想要聘用的，但究竟如何證明僱主是不會聘用他們這回事呢？每年大學畢業的同學，除了一些專門的學科，如會計、建築及律師等專業，很多工作都與他們修讀的本科不相干。銀行家不一定在大學讀工管系；政府的AO、EO都不一定是唸行政。換句話說，大部分工種聘用的都不是專業人員，市場上仍有很多非專業學科的畢業同學進入職場。因此，最妥當的方法就是問問僱主想請甚麼人，我們想出個方法，做一次市場調查，研究一下僱主究竟想聘用哪些人？我們找來專人設計問卷，提出僱主會否聘用懂中西文化、懂邏輯思考，具有政治關懷，對世界認識的這些畢業生？這次一舉成功。老實說，修讀本科的同學，如果不是做相關工作，三兩年後必定把所學忘得一乾二淨，新課程的訓練足夠讓這些同學應付世界變化，今次得到當時考評局的高度評價，綠燈開通了。這個綜合人文學科是雙語課程，在傳統歷史及哲學之上混合了新元素，其中一個特色是寫作，這在職場上非常管用，而我作為整個課程的策劃者，更是非常興奮。可惜課程開始後，學院委派了一名美國學者負責，雙語變成了英文及法文，而不是英文及中文，這令我非常失望。而另一個令我不快的原因就是聘用人選的問題，我和校長激烈討論，究竟是聘用外國學者還是培育本地人才？當時一位應徵者是位中文大學哲學博士，非常難得，為什麼我們不能給予這年輕學者機會呢？...

第三封信上篇 明慧： 感謝你的回信。你提出的問題十分重要，需要認真回答，但第三封信繼續説我從德國回來後的故事。「民主」、「政治人，知識人」與「民眾」的矛盾問題，可能是等到第18封信才能和你討論。你信下半部尖銳的提問大學教育本質、學術自由、社會責任，我會在之後的信回答。這些是大問題，是我們學術人和知識人要嚴肅面對的。在大學中經歷超過半世紀，所為何事？ 轉眼已是第三次給你寫信，回顧人生路，今天想和你返回我的第二階段初起步的時候，由我博士畢業後從德國回港後說起。 冷戰氛圍下...

凌漸：剛讀畢你的第二封信，一閃而過的念頭，竟是你寫的那個年代，那個多麼讓人嚮往的年代，儘管我們都經歷過，儘管我們當時都沒下意識去經歷，就像那時我指著面前的唐樓跟我的兒女說：看吧，好好看吧，儘量用眼睛看吧，待你們長大以後你們再也不會看到的了。當時腦海浮起瑞士詩人凱勒（Gottfried Keller）〈夜曲〉（Abendlied）的最後一節：但我還徘徊黃昏的田間只剩將滅的星相隨：飲吧，眼睛，盡你睫毛所及承載世上一切金色！Doch noch wandl' ich auf...

第二封信下篇兩岸三地的際遇1977年我離開香港，初次見識到德國當地的學生運動，第一次經驗到他們的競選文化。同時期，香港的97問題還未出現，直至兩年後，香港前途始成為英國與北京的談判對象。但在這談判中，香港和香港人並不參與其中，我們香港人的命運不在我們自己的手裡。1997年中英租約期滿之後，英國再不能在新界有任何的統治權，在這個背景下，香港人為什麼從沒考慮這問題？在這環境下，香港究竟具備著甚麼意義？從少到成年，殖民地教育下，我們似乎自由的學習，在安樂窩中成長，但學校從來沒有真正的人文教育，香港歷史不是議題，中國和世界歷史和文化只是浮面的教過。在「借來的時間和地方」，我們「享受」這種割離大陸、台灣、亞洲和世界政治的「中立」環境生活。大部分當時的香港年輕人不知道也不太關心二次大戰後的政治危機、台海兩岸的戰爭狀態、冷戰帶來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威脅、大陸50年代的殘暴政治運動和台灣「美麗島」事件，這些似乎對我們是太遙遠的事。1967年暴動後的香港，是現代香港的起點，在港的年輕人開始感覺到自己身份的問題。我當然也是其中一個。當時在德國，香港人不多。香港留學生通常到英語世界攻讀研究院，來歐洲德國或法國，首先面對的是語言問題。在自由堡大學（University of Freiburg ）唸哲學的亞洲學生，大多是日本和韓國人，他們慕名而來研究胡塞爾和海德格的現象學，但其中也有來自台灣的。上世紀七十年代從台灣來的學生，有不少是台獨傾向。當時的台灣，仍是蔣經國的戒嚴時代，美麗島事件令很多台灣人受到很大的壓迫，反對國民黨便要離開家鄉到外地流亡。我當時便認識了幾位台灣朋友，有一位修讀博士學位的，讀了多年也未有完成，有一次我問他為什麼不寫完博士論文，他帶一點悲傷的回答：「完成了博士，就要離開德國，但我沒有家可回！」那時我不明白他的感受，因為只知我拿德國政府獎學金，完成學位之後便可以回家！我不想留下成為德國人，因為有家人在香港等待我回來。到現在，我才明白這位台灣朋友的悲哀！香港淪亡了，再不能回去。我們是流亡海外的異見人士。隨後到了70年代後期鄧小平改革開放，逐漸有大陸來的朋友，他們是第一批文革後出國的內地人，在大陸以教德文為生，來西德（當時德國還未統一，仍分東，西德）考察德文作為外語教育。和幾位相熟，從他們口中得悉文化大革命對他們的傷害，殘酷政治鬥爭令他們生活在人間煉獄之中。1976年打倒四人幫之後，大陸似乎露出一點曙光，我的大陸朋友當時相信最壞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後來認識一位同行來西德進修哲學，但他回想起文革時的慘痛經歷欲哭無淚， 他親眼看見中學校長被紅衛兵打死、英文老師被批鬥後得了憂鬱症，最後吊頸結束生命，他也被下放到農村再教育，過著飢餓無助的生活。後來他克服困難，文革後重返學術世界，並且到德國留學，之後成為大陸一個重要的海德格哲學學者。比起這些台灣和大陸朋友，我這香港人幸福得多！我們習慣自由，有法治保護、個人權利受尊重。我們不理解在獨裁強權下生活是怎樣的。我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是看陳若曦的《尹縣長》而來，理論是從《七十年代》文章得知，但從這些朋友的敘述當中，文革災難是真實的，不是小説和報道。香港的政治打壓，從2014年雨傘運動到2019年，再到今天，未見減褪，而且力度愈來愈大，愈來愈高壓，這股政治低壓槽在過去幾十年的香港從來沒有出現過。香港一直得天獨厚，擁有和平、安全和穩定的環境，反之，與我同時代出生的人，無論是大陸或是台灣，他們所面對的經歷都是我們從未想過，從沒經歷過，他們所受的痛苦，是我們香港人無法想像的，他們面對的悲慘景況我們亦無從感之。當然，2019年之後，我們便知道，這慘痛悲傷我們不能避免，而今都在我們的面前！ 公民參與塑造社會在德國我亦同時經歷了德國人的公民選舉，競選期間不同黨派的政治家和政客會走到大學及市集裡演講，給他們的選民講解自己的政綱和論點。在自由堡的競選演講，在電視看到國會的辯論等等，都是我在香港沒有經驗到的。那時我才發覺德國在戰後的發展裡，是一個真正民主模式的開放社會，公民參與政治這種現象我是從未感受過的。作為一名海外留學生，他們的政治活動我不能參與，但作為旁觀者，我深切明白到透過每個公民自身參與的重要性，讓德國人知道這個屬於人民的投票權可以如何改變整個社會。我還記得將近離開德國的時候，在電視中常看到當時西德總理舒密特Helmut Schmidt，在最後一天的國會演說中說：投票結果他的黨輸了，在他完成了這最後一天的德國總理工作後，第二天他就變回漢堡的一名普通公民。換句話說，參與政府工作的時候，他的身份是總理，當他完成總理的職責時，他就變回公民身份。他的這番說話對我感受殊深，至今依然歷歷在目，印象難忘。當權者是透過人民和憲法賦予權力，是要服務人民，而不是控制人民，更不能戀棧權貴。參與政治活動是德國人作為公民非常重要的部份，至今德國人對二次世界大戰為世界帶來無比災難和痛苦還存著深深的罪咎感。當時東西德還未統一，但前往參觀慕尼黑達豪（Dachau）集中營時，我發覺德國人從沒有忘記這段歷史。在對歷史不遺忘的同時，德國人對上世紀由專制政權製造出來的舉世災難、知識份子讓一個政黨以口號帶領人民步向災害，依然有所警惕，深深悔咎。現時德國境內還有不少集中營博物館開放予公眾憑弔：不能忘記歷史。獨裁者從來只是滿足一己的權力私利，永遠不會真正為人民建立自由和諧幸福的生活。中英談判下的香港一代我在80年代初中英談判開始時，對香港問題仍然一無所知，1979年到1980年期間我在德國才知道香港的情況，北京和倫敦即將就香港前途展開談判。大學時代，唐君毅老師所說的花果飄零，再加上理解到過去一百多年來西方列強對中國帶來災難，我感覺到這個談判將會帶來一個結果，那就是香港是要回歸大陸：但是一個資本主義的香港要回到共產主義的極權大陸。這如何可能？明慧,...

前言： 我在第一封信末曾提及，之後討論的內容是以我過去45年的經歷為引子，以帶出討論的議題。早在2017年我已構思這本書，回應40年前《將上下而求索》第一版，而首四封信文稿，亦於2018年已寫好。 但2019年香港的巨變和淪亡，令我覺得要有必要重新審視立場和思考方向。2019年正如上世紀的Holocaust（猶太大屠殺），對西方知識份子是重要文化、政治和哲學思想的分水嶺；對我們來說是存在的覺醒：「香港人」是什麼意思？從1949年到2019年，對在香港出生的我是什麼的經歷？從殖民地到極權專制對我的生命有何影響？作為流亡知識份子，如何面對過去和將來？這些議題2019年前是沒有出現的。 我絕對沒有資格像李怡先生，能寫出《失敗者回憶錄》，因為我參與政治有限，也沒有全面認識共產黨。我只是一個在香港出生、資質平庸、領悟力一般和沒有背景的人，但因緣際會在這自由法治的地方成長、憑自己努力唸大學、拿獎學金讀博士，回來母校香港中文大學當教授至退休。這些已經在第一封信序言談到，不贅。 以後的十九封信，並不會直接回應《將上下而求索》的每一課題。回首這本少作，儘管感受、方向至今未改，但信中的論述顯然是理論層次不高和不成熟，相隔幾十年後肯定有不同看法。想強調的是以下之反省和思考，是無數與我同年香港人經歷其中一個而已，相信比我更有深度和文采的朋友很多。如果有獨特的觀點就是我作為一個哲學學生和老師的經歷。...

（張燦輝按：「明慧」是我的學生，一位不願意沉淪在日常無聊生活中的讀書人和音樂愛好者，也不想埋首沙堆無視當前政治荒謬的香港人。我剛刊出的第一封信，有他的認真回覆，令我感動不已。原來「明慧」是收到我信的！） 凌漸：收到你的信，實在驚喜，也屆黃昏時候了，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甚麼鬼也好吧，也是對證曾經為人，一種回憶，不能改變的回憶，如同汪洋中一切破船上唯一的錨，作我這些不能接受孤獨的眾人的最後安慰。也應回一下近況，雖然寫回溯的文字很不容易，尤其是我們這年紀的人。不過難寫不寫終歸寫，既是摯友之誼，亦是對自己的交代。這樣寫吧：我很好，一點也不好，如同一切眾人一樣，不用擔心。大學畢業以後，舉著理想輾轉在大型政商機構之間遊走推銷，想像總有伯樂偶會發現自己的一計半策，從此能逐漸實現想像中的理想社會。當然事與願違，才逐漸知道在已穩定的社會中，結構是由上層維持和建構的，其運行與我想像的任何理想皆風馬牛不相及。也許《大同篇》、《正義論》是對的，但我一句也沒能推銷成功，起初同路不少，但見無人成功，紛紛改為推銷自覺更受現實歡迎的產品，不消一陣子，竟得我奮鬥終日未得之青睞與隨後的影響力。王道不行，代之霸道，霸道亦不行，代之以錢道、厚黑，至於我，只好在被看得太落魄前悄然離開，跟自己說，不是自己未盡全力，也不是放棄理想，但既已得浮桴於海，不如全身而退，韜光養晦。沒一會竟機緣巧合浮到大機構做行政，算是存身遠害，大隱於市，組織家庭，從此過小確幸的生活。雖然其中也經歷過一些波瀾，社會的種種問題和無法接近的出路，一次又一次，理想又再浮現，我又再作馮婦，跟同齡之間越來越少的同路走進社會吶喊。只是從前的路盡閉塞了，我和同路只好走上街頭，走在義憤激起一切眾人的街上，一起流動，然後激情退卻，逐漸消散，壯闊卻無痕。然後不知多久又一遍波瀾，繼續繼續，波瀾越疏也越平靜，我的生活也不可逆轉的歸於平靜。直至2019年，直至大廈崩塌，才悚然夢醒，以為自己是陶淵明，其實只是王衍，不只自己，還有我認識我不認識的同輩，佔盡天時地利的一輩，已屆耳順、從心之年，竟不克終，親歷桓靈、天啟之禍，徒恨亦不知應恨甚麼，奈何奈何。這就是我的近況，乏善足陳，無所取材。既不算善，亦不至惡，這樣豈不是一切眾人的寫照？那時你送給我那本《伊凡．伊里奇之死》，我還珍藏得完好無缺，儘管跟那些波瀾一樣，隨著我的生活越來越平靜，越發疏於翻讀，但讀過的種種情節卻早化為魘。將書合上、忘掉亦無濟於事，任憑案牘勞形，家事縈心，那管終日暢飲，午夜酣眠，伊凡的尖叫總在最不能預期、最不適當的時候劃破當下。那撕人心肺、悲憤欲絕的吶喊，不能自已、無以截停的長嘯，剎那間就像自己的過去、現在毫無意義，一切希望土崩瓦解，感覺自己融解一地，散落四周，連雙腳重新集氣、站起的力量也失去，實在無能為力。一時記起小學時聖經老師教過，還背到兩三句，求你寬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復原。但你甚麼你，明明就只得我一人，誰可代我感覺？毫無意義，醒了就睡不著，不是到廚房取酒飲，就是勉強閉眼裝睡，捱時間過至明早，起牀再忙過再行忘掉。我回憶起，當年你送我書後，我接續給許多朋友推銷過，他們的經驗皆與我相當：驚醒，不能面對的虛空和孤獨，重新入睡的努力。醉酒的無奈，裝睡的可笑──然後我終發現，人之所以沉醉於無聊且無意義的日常，不是跌倒陷入的，而是自己投江。不只是從沒求索人生意義者在江上飄浮迴旋，更是已醒覺者因醒覺之痛苦，回蜷縮落日常之中，以沒頂之缺氧麻醉自己的痛苦。也即這麼多曾醒覺過的沉睡者根本沒睡，所以伊凡的尖叫根本無法叫醒他們，他們亦曾在第一次聽見伊凡尖叫時一起尖叫過，但跟伊凡不同，伊凡向大限去，在終見大限成為事實那刻解脫，尖叫亦在那刻停止；他們則還得繼續生活──至少他們覺得是──繼續重覆，繼續尖叫，也總得停止，唯有將經驗之鐘撥回尖叫之前。那怎麼可能？那就裝作從沒發生尖叫的經驗，並催眠自己：從此不再尖叫。就算他們真正見到大限，回復尖叫的能力和欲望，再次尖叫，亦不能免伊凡之悲劇。至於我，不過五十步笑百步，推銷給朋友的書，結果現在自己也不讀，還不知是不能還是不為，情何以堪？近況還能提起的二事，皆是從前輕狂歲月剩下的痕跡：聽巴赫清唱劇，和衝紅燈。無法擺脫日常，日常的重覆行止，日常的言語，不能避免被甜蜜而安全的日常吸去，但回憶承載著那僅餘的自尊，卻令我始終不能閉目飄流進日常，上不至天，下不至地，無處安身，幸好還有耳機，只要一播巴赫清唱劇，聽時且安身於音樂之中，上天下地甚麼也沒關係，這音樂構築起一個世界，真實而極端強烈的七情六慾，還有永恆而絕對完美的秩序，就像人本應存在於的那個世界，還好有人寫得出來。許多人說甚麼音樂可以陶冶性情，可以治療心病，我看這些都太複雜，純粹在聽時感到自己真實地、昂首挺胸地存在著，感到因自己的存在而感到的一絲興奮和價值，甚至一點不需原因的感動，已經很好了。至於衝紅燈，不知說笑還是認真，不就是體現自決和自尊的最後方法而已。像我這些早已被各種規範綁至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一切眾人，在已經無車的馬路上衝紅燈，是唯一令自己感覺仍有自主衝破規範的能力。既有成功感又安全，在衝及對岸時回望，剎那竟有種如聽巴赫清唱劇的感動，正好衣冠、含著微笑、看著馬路。我想，都這年紀了，不輕狂還待何時？還要是這種無益也無害的輕狂，不過是跌在地上，聊當拾起一手沙，遲暮者衝紅燈，跟伊狄柏斯自挖雙目其實都是一樣。亂寫一通，似乎我逐漸當寫信是種發洩，不過也是一種近況吧，望你别要介意，寫完以後，還得繼續生活。就此擱筆，期待你的回信。明慧13-16/2/2023▌［鏡遊集］作者簡介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

第一封信 1.2人的「有限性」人生第三階段所要面對的第一個哲學問題，就是上世紀德國哲學家海德格所說的「有限性」。人的生命都是在一定的時間內，我們知道這個時間的「有限性」涵意就是死亡。年青時讀死亡哲學，雖然說每個人都會死，但當時我們還是精力充沛、身手敏捷、思考靈活的時候，不太能想像到死亡，它實在離我們太遠了，我們覺得自己仍有數之不盡的時間，還有很多事情想做未做，我們不大相信死亡是會出現的。現在，我們到了如孔子所說的七十「從心所欲」階段，不過，你發覺很多與自己同齡的人已經相繼離去。父親54歲過世，未能經歷我們現時的這個階段。在這第三階段裡，我們可以感受到人生的開放性、自由性。退休後，突然多出許多時間，從前未能做的，現在都有時間去做。不過，在這開放性裡面，你又會發覺自己正走到前方的一道閘，慢慢接近，而閘門很快就會關上，這就是我們的第四階段，亦即是終站，就是要落車的地方。生命中的LOSS由第三階段通往第四階段的路程中，我們的身體慢慢變化，變得遲緩、變得衰老。我們的一切已不像從前，我們走路的步伐、思考的速度、運動的能耐等，每況愈下，這都在告訴你人生已經走上另一個階段。年老並非一個概念，年老是我們從身體狀況深切感受得到的，慢慢衰退、老化，很多事情逐漸力不從心。上世紀法國女哲學家西蒙波娃在《論老年》(1970)（英：The Coming of Age／法：La Vieillesse）中就曾經提到，年老同時也是他人告訴你的：巴士上有人讓座給你、有人叫你一聲阿伯、每天照鏡，額上的皺紋多了、眼皮垂了、視力聽力都逐漸衰失。除了肉體上的衰退，還有精神方面的退化：記憶力模糊、話到口邊的詞彙說不上來、以前想過的問題現在都忘記了、曾經寫過的東西亦記不起了。整體來說，在這個記憶力失去的過程中，我們感覺到最大的就是loss，就是喪失，喪失了我們的能力，喪失了我們曾經擁有的東西。無論你從前如何叱咤風雲、身居要職、位高權重，慢慢的，當你離開之後，這些一切的風光都會隨你而去。這個loss，亦包括你身邊的人。你的朋友可能比你死得更早、你的父母及親人都可能已經不在。我可以大膽講一句，到了我們這個年紀，很多人都已經成為孤兒，因為爸媽早已過世，70歲的時候如果父母親仍健在，想必他們都十分老了，而且更接近終點，好快就要落車。同樣的，我們的伯父、姑母、叔叔，一個一個的長輩先後走了，到最後全部都離我們而去，你會發覺家族的生命鏈戛然斷裂，無聲無息，在上再沒有可親近的長輩，再不能像往日過年時到他們家中拜年，聚聚熱鬧。你面對的景況，心底深處再次感受到loss。此時，你看到的未來，已經不再是年輕人看到的「...

序言 《將上下而求索： 給明慧的二十封信》是我第一本書，和周兆祥合著。這書由1977年第一版，直到現在，我也忘記重刊多少次了。這本書談年青時代的存在感受和問題，大概得到不少朋友認同和錯愛，後來成為高中參考書之一。 我在1949年於香港出生，和共產中國同年。我在這「借來的時間和空間」的香港自由成長和工作，親身經歷香港盛衰，直至到2019香港淪亡為止。 《將上下而求索》書中的「明慧」如果仍在，相信也步入晚年。如果今天仍可和她/他有緣再見，我會如何談論過去45年的故事？...

冬至、新春對我們在香港長大的人總是比聖誕節來得重要。兒時儘管家貧，過農曆年是大事，那時祖母還在，年廿六開始便全家總動員搓粉做角仔煎堆、蒸蘿蔔、芋頭糕和年糕，之後謝灶、大掃除等等。我們小孩子更期待新衣服、等着收利是，一年便只有這幾天「富有」，可以有利是錢買炮竹零食玩具，盡情享受這幾天假期的天堂生活！惟這些天真歡樂日子已經過去很久很久了。流亡海外，家人不在，除了和朋友圍爐取暖，互相扶持之外，沒有什麼可以營造過年氣氛。唐人街舞獅舞龍與我們無關，也沒有什麼團拜活動，當然也沒有開年春茗吃飯。年初一只是另一尋常日子，並無特別之處。重讀業師勞先生詩存，看到他2001年74歲賦的新正即事，七律四首，我亦到了耄年，深覺老師那時的心情。我頗煩厭節日的罐頭賀卡，也不想説老套如「恭喜發財」、「龍馬精神」等這些話，於是以我的相片加上勞師七律一首，作為癸卯新春賀卡，祝大家平安喜樂，同時細想勞師詩中之意。滿城火樹歲華新 小案瓶蘭一室春逝去悲歡餘自笑 歸來花鳥尚相親詩腸久澀無奇句 世味多艱念故人萬里夢回關塞路 清歌渺渺最傷神七律詩並不是即看便明白，需要略為解釋。在此引用吳冠宏述解勞師律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