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封信下篇兩岸三地的際遇1977年我離開香港，初次見識到德國當地的學生運動，第一次經驗到他們的競選文化。同時期，香港的97問題還未出現，直至兩年後，香港前途始成為英國與北京的談判對象。但在這談判中，香港和香港人並不參與其中，我們香港人的命運不在我們自己的手裡。1997年中英租約期滿之後，英國再不能在新界有任何的統治權，在這個背景下，香港人為什麼從沒考慮這問題？在這環境下，香港究竟具備著甚麼意義？從少到成年，殖民地教育下，我們似乎自由的學習，在安樂窩中成長，但學校從來沒有真正的人文教育，香港歷史不是議題，中國和世界歷史和文化只是浮面的教過。在「借來的時間和地方」，我們「享受」這種割離大陸、台灣、亞洲和世界政治的「中立」環境生活。大部分當時的香港年輕人不知道也不太關心二次大戰後的政治危機、台海兩岸的戰爭狀態、冷戰帶來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威脅、大陸50年代的殘暴政治運動和台灣「美麗島」事件，這些似乎對我們是太遙遠的事。1967年暴動後的香港，是現代香港的起點，在港的年輕人開始感覺到自己身份的問題。我當然也是其中一個。當時在德國，香港人不多。香港留學生通常到英語世界攻讀研究院，來歐洲德國或法國，首先面對的是語言問題。在自由堡大學（University of Freiburg ）唸哲學的亞洲學生，大多是日本和韓國人，他們慕名而來研究胡塞爾和海德格的現象學，但其中也有來自台灣的。上世紀七十年代從台灣來的學生，有不少是台獨傾向。當時的台灣，仍是蔣經國的戒嚴時代，美麗島事件令很多台灣人受到很大的壓迫，反對國民黨便要離開家鄉到外地流亡。我當時便認識了幾位台灣朋友，有一位修讀博士學位的，讀了多年也未有完成，有一次我問他為什麼不寫完博士論文，他帶一點悲傷的回答：「完成了博士，就要離開德國，但我沒有家可回！」那時我不明白他的感受，因為只知我拿德國政府獎學金，完成學位之後便可以回家！我不想留下成為德國人，因為有家人在香港等待我回來。到現在，我才明白這位台灣朋友的悲哀！香港淪亡了，再不能回去。我們是流亡海外的異見人士。隨後到了70年代後期鄧小平改革開放，逐漸有大陸來的朋友，他們是第一批文革後出國的內地人，在大陸以教德文為生，來西德（當時德國還未統一，仍分東，西德）考察德文作為外語教育。和幾位相熟，從他們口中得悉文化大革命對他們的傷害，殘酷政治鬥爭令他們生活在人間煉獄之中。1976年打倒四人幫之後，大陸似乎露出一點曙光，我的大陸朋友當時相信最壞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後來認識一位同行來西德進修哲學，但他回想起文革時的慘痛經歷欲哭無淚， 他親眼看見中學校長被紅衛兵打死、英文老師被批鬥後得了憂鬱症，最後吊頸結束生命，他也被下放到農村再教育，過著飢餓無助的生活。後來他克服困難，文革後重返學術世界，並且到德國留學，之後成為大陸一個重要的海德格哲學學者。比起這些台灣和大陸朋友，我這香港人幸福得多！我們習慣自由，有法治保護、個人權利受尊重。我們不理解在獨裁強權下生活是怎樣的。我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是看陳若曦的《尹縣長》而來，理論是從《七十年代》文章得知，但從這些朋友的敘述當中，文革災難是真實的，不是小説和報道。香港的政治打壓，從2014年雨傘運動到2019年，再到今天，未見減褪，而且力度愈來愈大，愈來愈高壓，這股政治低壓槽在過去幾十年的香港從來沒有出現過。香港一直得天獨厚，擁有和平、安全和穩定的環境，反之，與我同時代出生的人，無論是大陸或是台灣，他們所面對的經歷都是我們從未想過，從沒經歷過，他們所受的痛苦，是我們香港人無法想像的，他們面對的悲慘景況我們亦無從感之。當然，2019年之後，我們便知道，這慘痛悲傷我們不能避免，而今都在我們的面前！ 公民參與塑造社會在德國我亦同時經歷了德國人的公民選舉，競選期間不同黨派的政治家和政客會走到大學及市集裡演講，給他們的選民講解自己的政綱和論點。在自由堡的競選演講，在電視看到國會的辯論等等，都是我在香港沒有經驗到的。那時我才發覺德國在戰後的發展裡，是一個真正民主模式的開放社會，公民參與政治這種現象我是從未感受過的。作為一名海外留學生，他們的政治活動我不能參與，但作為旁觀者，我深切明白到透過每個公民自身參與的重要性，讓德國人知道這個屬於人民的投票權可以如何改變整個社會。我還記得將近離開德國的時候，在電視中常看到當時西德總理舒密特Helmut Schmidt，在最後一天的國會演說中說：投票結果他的黨輸了，在他完成了這最後一天的德國總理工作後，第二天他就變回漢堡的一名普通公民。換句話說，參與政府工作的時候，他的身份是總理，當他完成總理的職責時，他就變回公民身份。他的這番說話對我感受殊深，至今依然歷歷在目，印象難忘。當權者是透過人民和憲法賦予權力，是要服務人民，而不是控制人民，更不能戀棧權貴。參與政治活動是德國人作為公民非常重要的部份，至今德國人對二次世界大戰為世界帶來無比災難和痛苦還存著深深的罪咎感。當時東西德還未統一，但前往參觀慕尼黑達豪（Dachau）集中營時，我發覺德國人從沒有忘記這段歷史。在對歷史不遺忘的同時，德國人對上世紀由專制政權製造出來的舉世災難、知識份子讓一個政黨以口號帶領人民步向災害，依然有所警惕，深深悔咎。現時德國境內還有不少集中營博物館開放予公眾憑弔：不能忘記歷史。獨裁者從來只是滿足一己的權力私利，永遠不會真正為人民建立自由和諧幸福的生活。中英談判下的香港一代我在80年代初中英談判開始時，對香港問題仍然一無所知，1979年到1980年期間我在德國才知道香港的情況，北京和倫敦即將就香港前途展開談判。大學時代，唐君毅老師所說的花果飄零，再加上理解到過去一百多年來西方列強對中國帶來災難，我感覺到這個談判將會帶來一個結果，那就是香港是要回歸大陸：但是一個資本主義的香港要回到共產主義的極權大陸。這如何可能？明慧,...

前言： 我在第一封信末曾提及，之後討論的內容是以我過去45年的經歷為引子，以帶出討論的議題。早在2017年我已構思這本書，回應40年前《將上下而求索》第一版，而首四封信文稿，亦於2018年已寫好。 但2019年香港的巨變和淪亡，令我覺得要有必要重新審視立場和思考方向。2019年正如上世紀的Holocaust（猶太大屠殺），對西方知識份子是重要文化、政治和哲學思想的分水嶺；對我們來說是存在的覺醒：「香港人」是什麼意思？從1949年到2019年，對在香港出生的我是什麼的經歷？從殖民地到極權專制對我的生命有何影響？作為流亡知識份子，如何面對過去和將來？這些議題2019年前是沒有出現的。 我絕對沒有資格像李怡先生，能寫出《失敗者回憶錄》，因為我參與政治有限，也沒有全面認識共產黨。我只是一個在香港出生、資質平庸、領悟力一般和沒有背景的人，但因緣際會在這自由法治的地方成長、憑自己努力唸大學、拿獎學金讀博士，回來母校香港中文大學當教授至退休。這些已經在第一封信序言談到，不贅。 以後的十九封信，並不會直接回應《將上下而求索》的每一課題。回首這本少作，儘管感受、方向至今未改，但信中的論述顯然是理論層次不高和不成熟，相隔幾十年後肯定有不同看法。想強調的是以下之反省和思考，是無數與我同年香港人經歷其中一個而已，相信比我更有深度和文采的朋友很多。如果有獨特的觀點就是我作為一個哲學學生和老師的經歷。...

（張燦輝按：「明慧」是我的學生，一位不願意沉淪在日常無聊生活中的讀書人和音樂愛好者，也不想埋首沙堆無視當前政治荒謬的香港人。我剛刊出的第一封信，有他的認真回覆，令我感動不已。原來「明慧」是收到我信的！） 凌漸：收到你的信，實在驚喜，也屆黃昏時候了，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甚麼鬼也好吧，也是對證曾經為人，一種回憶，不能改變的回憶，如同汪洋中一切破船上唯一的錨，作我這些不能接受孤獨的眾人的最後安慰。也應回一下近況，雖然寫回溯的文字很不容易，尤其是我們這年紀的人。不過難寫不寫終歸寫，既是摯友之誼，亦是對自己的交代。這樣寫吧：我很好，一點也不好，如同一切眾人一樣，不用擔心。大學畢業以後，舉著理想輾轉在大型政商機構之間遊走推銷，想像總有伯樂偶會發現自己的一計半策，從此能逐漸實現想像中的理想社會。當然事與願違，才逐漸知道在已穩定的社會中，結構是由上層維持和建構的，其運行與我想像的任何理想皆風馬牛不相及。也許《大同篇》、《正義論》是對的，但我一句也沒能推銷成功，起初同路不少，但見無人成功，紛紛改為推銷自覺更受現實歡迎的產品，不消一陣子，竟得我奮鬥終日未得之青睞與隨後的影響力。王道不行，代之霸道，霸道亦不行，代之以錢道、厚黑，至於我，只好在被看得太落魄前悄然離開，跟自己說，不是自己未盡全力，也不是放棄理想，但既已得浮桴於海，不如全身而退，韜光養晦。沒一會竟機緣巧合浮到大機構做行政，算是存身遠害，大隱於市，組織家庭，從此過小確幸的生活。雖然其中也經歷過一些波瀾，社會的種種問題和無法接近的出路，一次又一次，理想又再浮現，我又再作馮婦，跟同齡之間越來越少的同路走進社會吶喊。只是從前的路盡閉塞了，我和同路只好走上街頭，走在義憤激起一切眾人的街上，一起流動，然後激情退卻，逐漸消散，壯闊卻無痕。然後不知多久又一遍波瀾，繼續繼續，波瀾越疏也越平靜，我的生活也不可逆轉的歸於平靜。直至2019年，直至大廈崩塌，才悚然夢醒，以為自己是陶淵明，其實只是王衍，不只自己，還有我認識我不認識的同輩，佔盡天時地利的一輩，已屆耳順、從心之年，竟不克終，親歷桓靈、天啟之禍，徒恨亦不知應恨甚麼，奈何奈何。這就是我的近況，乏善足陳，無所取材。既不算善，亦不至惡，這樣豈不是一切眾人的寫照？那時你送給我那本《伊凡．伊里奇之死》，我還珍藏得完好無缺，儘管跟那些波瀾一樣，隨著我的生活越來越平靜，越發疏於翻讀，但讀過的種種情節卻早化為魘。將書合上、忘掉亦無濟於事，任憑案牘勞形，家事縈心，那管終日暢飲，午夜酣眠，伊凡的尖叫總在最不能預期、最不適當的時候劃破當下。那撕人心肺、悲憤欲絕的吶喊，不能自已、無以截停的長嘯，剎那間就像自己的過去、現在毫無意義，一切希望土崩瓦解，感覺自己融解一地，散落四周，連雙腳重新集氣、站起的力量也失去，實在無能為力。一時記起小學時聖經老師教過，還背到兩三句，求你寬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復原。但你甚麼你，明明就只得我一人，誰可代我感覺？毫無意義，醒了就睡不著，不是到廚房取酒飲，就是勉強閉眼裝睡，捱時間過至明早，起牀再忙過再行忘掉。我回憶起，當年你送我書後，我接續給許多朋友推銷過，他們的經驗皆與我相當：驚醒，不能面對的虛空和孤獨，重新入睡的努力。醉酒的無奈，裝睡的可笑──然後我終發現，人之所以沉醉於無聊且無意義的日常，不是跌倒陷入的，而是自己投江。不只是從沒求索人生意義者在江上飄浮迴旋，更是已醒覺者因醒覺之痛苦，回蜷縮落日常之中，以沒頂之缺氧麻醉自己的痛苦。也即這麼多曾醒覺過的沉睡者根本沒睡，所以伊凡的尖叫根本無法叫醒他們，他們亦曾在第一次聽見伊凡尖叫時一起尖叫過，但跟伊凡不同，伊凡向大限去，在終見大限成為事實那刻解脫，尖叫亦在那刻停止；他們則還得繼續生活──至少他們覺得是──繼續重覆，繼續尖叫，也總得停止，唯有將經驗之鐘撥回尖叫之前。那怎麼可能？那就裝作從沒發生尖叫的經驗，並催眠自己：從此不再尖叫。就算他們真正見到大限，回復尖叫的能力和欲望，再次尖叫，亦不能免伊凡之悲劇。至於我，不過五十步笑百步，推銷給朋友的書，結果現在自己也不讀，還不知是不能還是不為，情何以堪？近況還能提起的二事，皆是從前輕狂歲月剩下的痕跡：聽巴赫清唱劇，和衝紅燈。無法擺脫日常，日常的重覆行止，日常的言語，不能避免被甜蜜而安全的日常吸去，但回憶承載著那僅餘的自尊，卻令我始終不能閉目飄流進日常，上不至天，下不至地，無處安身，幸好還有耳機，只要一播巴赫清唱劇，聽時且安身於音樂之中，上天下地甚麼也沒關係，這音樂構築起一個世界，真實而極端強烈的七情六慾，還有永恆而絕對完美的秩序，就像人本應存在於的那個世界，還好有人寫得出來。許多人說甚麼音樂可以陶冶性情，可以治療心病，我看這些都太複雜，純粹在聽時感到自己真實地、昂首挺胸地存在著，感到因自己的存在而感到的一絲興奮和價值，甚至一點不需原因的感動，已經很好了。至於衝紅燈，不知說笑還是認真，不就是體現自決和自尊的最後方法而已。像我這些早已被各種規範綁至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一切眾人，在已經無車的馬路上衝紅燈，是唯一令自己感覺仍有自主衝破規範的能力。既有成功感又安全，在衝及對岸時回望，剎那竟有種如聽巴赫清唱劇的感動，正好衣冠、含著微笑、看著馬路。我想，都這年紀了，不輕狂還待何時？還要是這種無益也無害的輕狂，不過是跌在地上，聊當拾起一手沙，遲暮者衝紅燈，跟伊狄柏斯自挖雙目其實都是一樣。亂寫一通，似乎我逐漸當寫信是種發洩，不過也是一種近況吧，望你别要介意，寫完以後，還得繼續生活。就此擱筆，期待你的回信。明慧13-16/2/2023▌［鏡遊集］作者簡介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

第一封信 1.2人的「有限性」人生第三階段所要面對的第一個哲學問題，就是上世紀德國哲學家海德格所說的「有限性」。人的生命都是在一定的時間內，我們知道這個時間的「有限性」涵意就是死亡。年青時讀死亡哲學，雖然說每個人都會死，但當時我們還是精力充沛、身手敏捷、思考靈活的時候，不太能想像到死亡，它實在離我們太遠了，我們覺得自己仍有數之不盡的時間，還有很多事情想做未做，我們不大相信死亡是會出現的。現在，我們到了如孔子所說的七十「從心所欲」階段，不過，你發覺很多與自己同齡的人已經相繼離去。父親54歲過世，未能經歷我們現時的這個階段。在這第三階段裡，我們可以感受到人生的開放性、自由性。退休後，突然多出許多時間，從前未能做的，現在都有時間去做。不過，在這開放性裡面，你又會發覺自己正走到前方的一道閘，慢慢接近，而閘門很快就會關上，這就是我們的第四階段，亦即是終站，就是要落車的地方。生命中的LOSS由第三階段通往第四階段的路程中，我們的身體慢慢變化，變得遲緩、變得衰老。我們的一切已不像從前，我們走路的步伐、思考的速度、運動的能耐等，每況愈下，這都在告訴你人生已經走上另一個階段。年老並非一個概念，年老是我們從身體狀況深切感受得到的，慢慢衰退、老化，很多事情逐漸力不從心。上世紀法國女哲學家西蒙波娃在《論老年》(1970)（英：The Coming of Age／法：La Vieillesse）中就曾經提到，年老同時也是他人告訴你的：巴士上有人讓座給你、有人叫你一聲阿伯、每天照鏡，額上的皺紋多了、眼皮垂了、視力聽力都逐漸衰失。除了肉體上的衰退，還有精神方面的退化：記憶力模糊、話到口邊的詞彙說不上來、以前想過的問題現在都忘記了、曾經寫過的東西亦記不起了。整體來說，在這個記憶力失去的過程中，我們感覺到最大的就是loss，就是喪失，喪失了我們的能力，喪失了我們曾經擁有的東西。無論你從前如何叱咤風雲、身居要職、位高權重，慢慢的，當你離開之後，這些一切的風光都會隨你而去。這個loss，亦包括你身邊的人。你的朋友可能比你死得更早、你的父母及親人都可能已經不在。我可以大膽講一句，到了我們這個年紀，很多人都已經成為孤兒，因為爸媽早已過世，70歲的時候如果父母親仍健在，想必他們都十分老了，而且更接近終點，好快就要落車。同樣的，我們的伯父、姑母、叔叔，一個一個的長輩先後走了，到最後全部都離我們而去，你會發覺家族的生命鏈戛然斷裂，無聲無息，在上再沒有可親近的長輩，再不能像往日過年時到他們家中拜年，聚聚熱鬧。你面對的景況，心底深處再次感受到loss。此時，你看到的未來，已經不再是年輕人看到的「...

序言 《將上下而求索： 給明慧的二十封信》是我第一本書，和周兆祥合著。這書由1977年第一版，直到現在，我也忘記重刊多少次了。這本書談年青時代的存在感受和問題，大概得到不少朋友認同和錯愛，後來成為高中參考書之一。 我在1949年於香港出生，和共產中國同年。我在這「借來的時間和空間」的香港自由成長和工作，親身經歷香港盛衰，直至到2019香港淪亡為止。 《將上下而求索》書中的「明慧」如果仍在，相信也步入晚年。如果今天仍可和她/他有緣再見，我會如何談論過去45年的故事？...

冬至、新春對我們在香港長大的人總是比聖誕節來得重要。兒時儘管家貧，過農曆年是大事，那時祖母還在，年廿六開始便全家總動員搓粉做角仔煎堆、蒸蘿蔔、芋頭糕和年糕，之後謝灶、大掃除等等。我們小孩子更期待新衣服、等着收利是，一年便只有這幾天「富有」，可以有利是錢買炮竹零食玩具，盡情享受這幾天假期的天堂生活！惟這些天真歡樂日子已經過去很久很久了。流亡海外，家人不在，除了和朋友圍爐取暖，互相扶持之外，沒有什麼可以營造過年氣氛。唐人街舞獅舞龍與我們無關，也沒有什麼團拜活動，當然也沒有開年春茗吃飯。年初一只是另一尋常日子，並無特別之處。重讀業師勞先生詩存，看到他2001年74歲賦的新正即事，七律四首，我亦到了耄年，深覺老師那時的心情。我頗煩厭節日的罐頭賀卡，也不想説老套如「恭喜發財」、「龍馬精神」等這些話，於是以我的相片加上勞師七律一首，作為癸卯新春賀卡，祝大家平安喜樂，同時細想勞師詩中之意。滿城火樹歲華新 小案瓶蘭一室春逝去悲歡餘自笑 歸來花鳥尚相親詩腸久澀無奇句 世味多艱念故人萬里夢回關塞路 清歌渺渺最傷神七律詩並不是即看便明白，需要略為解釋。在此引用吳冠宏述解勞師律詩，...

山城滄桑之十一我在中文大學從學生到教授度過了幾十年，中大所有校長都認識，除了現任校長段崇智。學生時代是李卓敏和馬臨，我當然見過但沒有機會接觸。後來回母校任教，上任第二星期便獲高錕校長接見，親身見證這位親和、平易近人、關心學術自由的科學家，在這次會面也略談民主和通識教育的關係。接著便是李國章、金耀基和劉遵義。李國章委任我當大學通識教育主任，但只跟我面談過兩次，我的感覺是他是上流社會出身、長袖善舞、八面玲瓏，但我和他卻沒有認真討論過通識教育問題。金校長是我敬佩的老師，沒有他，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不會這樣有規模和成果。(註1)劉遵義是知名經濟學家，他任內的作風引起同學和校友強烈不滿，是以未能續任便離開中大。(註2)然後是沈祖堯校長，正是他將劉遵義和學生、校友的隔閡修復過來。周保松的的文章「以學生為念」（註3)，已經將沈祖堯和學生種種活動十分立體的描述出來：「博群計劃」、「百萬零一夜」、「中大登高日」、百萬大道看世界盃等等，以前中文大學校長從來沒有和同學一起做過的事，沈校長本着「與民同樂」之心做到了！在此不再詳述。沈祖堯為甚麼可以如此？我想因為他是在中大所有校長之中，真正是「香港人」的校長：一個在香港出生和受教育的香港人、明白香港和關心人文的醫生、沒有架子的學者、到大牌檔吃飯，為低層同事咖啡店開幕、在同事拍攝的電影中做「茄哩啡」的大學高層！（註4)更重要的是，他在2014年10月2日晚上，他和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到中環金鐘探望同學；2019年11月12日帶領一群醫生進入中大戰場，救護學生。環顧香港，可有其他大學的校長不顧政治考慮，頂著以「學生為念」的信念和勇氣去處理這兩件香港大事嗎？(註5） 沈祖堯當日出席校長就職典禮 以上提及的事情，相信大家都會知道，這些都是公開的事實。我在《山城滄桑》第八、九和十輯有關中大銅像文章中，已提過沈祖堯的支持和幫助：相信沒有他首肯，勞先生銅像不會在中大校園出現；沒有他的批准，唐君毅銅像繼續風化和被新亞人遺棄。但我想在本文再多説一點沈祖堯與通識和人文教育的關係。2010年沈祖堯仍為候任校長的時候，我第一次到醫院拜訪他，談論中大通識教育。離別時我恭賀他，並説中大慶幸來了一位「人」的校長。他上任後不夠兩個月的某天，一早八點，和幾位同事來到通識教育部聆聽我和同事報告通識教育課程、理念、行政和面對的種種難題。會談進行差不多兩個小時，校長都是專心聽並提出相關問題，這是第一次有校長來通識教育部開會，之前沒有，相信之後也沒有吧。沈祖堯對通識和人文教育不是敷衍之説。如果翻查中文大學每一位校長的就職演講辭，沈祖堯的是唯一一個談論大學理念、通識教育和人文精神的校長。（註6）讓我們重讀他當年的講辭重點：「全球的大學教育正在急遽改變。世界各國埋首於追逐經濟發展；推動學者做研究的是資源，而非對知識的好奇；大學重視排名，而忽略培育年輕的靈魂的使命；教師的回報主要取決於他們的「生產力」，而非學養，凡此種種，都令危機悄然出現。如果這個趨勢持續，世界各國就只會製造出汲汲於利的成品和個人，而不是有主見、尊重見解不同於己者、能洞察別人的需要，以及有悲天憫人心腸的負責任公民。同時，想像力和創造力、科學研究的人文內涵，以及慎思明辨的能力將逐漸喪失。教育的價值也會湮沒。」「奧爾科特 （Bronson Alcott) 說過：「教育是把思想從靈魂解放出來，與外界事物聯繫，並反觀自省，從而洞察其真實和形態。」當國家高談經濟發展之際，大家不要忘記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仍然有飢民和病人；當全世界的目光都放在發展科學、生產食物和延長壽命之時，請牢記『西方最大的疾病不是肺癆或者痲瘋，而是愛的貧瘠』（德蘭修女）。在中大這所綜合大學，科技與人文齊頭並進，符合世界的需要。我們將繼續捍衞人文價值、培養學生敏於體察別人的需要和苦難，以及教導他們欣賞藝術和音樂。」「泰戈爾 (Tagore)...

分隔與連繫——門窗現象學窗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卞之琳《斷章》) 照片（一） 窗是門的衍生物：作用是開啟及關閉某處地方。窗像門一樣是牆上的洞口。兩者最明顯的分別，是我們以身體進出門，而以視線進出窗戶。徳國哲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認為門比窗子具有更根本的意義。像門一樣，窗子把裡面的居所與外面的世界連接起來。Simmel解釋：「窗子的情感幾乎完全從內而外，在那裏是望出去的，並非望進去的。因為是透明的關係，窗子可謂連續不斷的創造了裡面與外面的連繫。但是，正如只限於視線上一樣，這種連繫是單向的，因此門具有更根本更深層的意義，而窗子只具有某些意義。」沒有門窗的密室是地獄的象徵門內的世界是私人的世界。因此，門把外面的公眾世界與裡面的私人世界分隔開來。分隔後，窗子具有連繫的作用：從窗子往外看，會再一次與外在世界連繫起來。正因如此，Simmel 認為窗子的基本意義是完全單向的從內而外。事實上，許多窗子都裝有簾幕、百葉簾或垂簾，以防外面的人偷窺或觀望。望進別人的窗子通常都是沒有禮貌的。商店或陳列室的櫥窗或許例外，因為櫥窗的作用就是吸引人望進去。因此，窗是私人世界與公眾世界的邊界。牆壁築圍起來的私人家居只容許出現兩種洞口：門與窗。甫進入屋子，我的身體就會待在家裏了，而我跟外在世界的連繫是透過往窗外看而建立起來的。事實上，我可以把所有窗子和窗簾關上，並將自己關在牆內，創造出自己不受騷擾的私人世界。這個棲居的地方，加上我軀體的存在，成為我經驗方向的靈點。我可隨著自己意願隨時打開窗戶與外界建立連繫。又或者，我可以經由門口踏出家門回到大家的公眾世界，但同時，門與窗又阻止外界侵犯我的私人世界。然而，門與窗有一重要的差別。門讓人進入，而窗子則讓自然光線與空氣進入，沒有窗的房間是不適宜人居住的。雖然隨著現代建築技術的進步，情況有所改變，電燈和空氣調節等設備可代替窗的基本功能，惟窗子的主要作用依然是分隔與連接自然光線與新鮮空氣。法國劇作家沙特（Jean-Paul Sartre）在劇作《無路可出》（No Exit）中提到，沒有門窗的密室是地獄的象徵。因此，在存在論上，人類存在的特徵具有將自身超越到世界的可能性，一間密室實在並不是人類的居所，牆上的洞口，即門與窗，具體化了人存在的超越性。只因人的本質在於時間境域中顯現出來，門與窗才有分離與連接的可能。裡面與外面實在是相同的，只視乎人存在的投射而定。以現象學拍攝門與窗過去幾十年來我周遊世界各地的城市，開始對門窗著迷。香港、北京、京都、威尼斯、三藩市等地不同形狀的門與窗，在建築設計上呈現了文化多樣性。每地文化都有其獨特模式的門與窗。不過，我的興趣並不是描述這些門窗的不同意義，而是探討拍攝這些門與窗的現象學經驗。本文旨在描述有關門與窗分隔與連接的現象。拍攝這些門窗的照片時，我運用了現象學的看法顯示分離與連接的現象。據我理解，攝影是透過光線作用展示某一對象的藝術。“Photography”（攝影）一詞，源自希臘文“photon”（光）與“graphein”（繪畫）。攝影師必須知道如何運用光線來繪畫。一般人都誤以為攝影的作用是記錄現實。人們希望拍攝他們所見事物，並相信所拍照片是事件甚至是現實的複製品。然而，攝影的影像從來都不是現實的複製品，而是有意識或無意識選擇甚麽為拍攝對象的產物。根據鏡頭、快門、景深、光圈，任何拍攝的對象都有無數表達的方式。攝影師將某一對象轉化成拍攝的影像，他們的工作就是運用某一特定看世界的方法，即一種「攝影看法」（photographic...

年年至日長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江上形容吾獨老，天邊風俗自相親。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望三秦。杜甫 《冬至》杜甫晚年棄官飄零，長年離家，賦這詩時已是第九個冬至日！與詩聖比較，我只是第三個冬至不在家鄉。冬至，是傳統大節日，有全年最長的夜晚，日光短暫。但在這黑暗最長的日子，也正是白天慢慢變長的開始，希望重新出現。我們在香港成長，傳統節日靠父母和長輩承傳。少年時雖然家貧，但每年冬至，一家十多口必然回家吃飯，全家擠在小小的房間圍枱團聚，有雞有魚有肉，一年中沒有多少次如此豐富的晚餐，飯後也一定吃祖母做的湯圓，這便是三代同堂幸福的時光。但慢慢的自祖母、父親和和媽媽先後離世，這冬至家庭聚會也漸漸不再。和大部份香港年輕人一樣，這節日也不被重視，關心的是之後的聖誕節和新年，因為這些是歡樂的日子。這是時代無奈的變化，我們不能分享之前農業社會的傳統節日，冬至、立春、大暑和秋分與我們的日常生活無關，但是我們這批英國香港人、加拿大香港人或是美國香港人——移民、流亡或遺民也好，真的能夠脱離我們的傳統文化而成為英國人、加拿大人或美國人？「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望三秦。」讀杜甫詩最後兩句，我們能沒有感受嗎？寫於2022年12月22日冬至旅次加拿大溫哥華

序言:寫了十篇關於中文大學的文章，應該暫停。我不懂寫政論時評，跟不上香港大陸和世界政治大勢，是以重回哲學本行，以現象學描述日常見到但不留意的文化現象。說過哲學不應該離地，而是貼近日常生活，但哲學不會將這些現象看為理所當然，而是去理解背後的意義，以另外一種方式來看世界。先談門和窗，之後和大家看墳場，再談我們每天都做的拍攝活動。這些當然不是三言兩語可説清楚，故在《鏡遊集》逐一分享我看法。分隔與連繫——門窗現象學門「假如一個人要對他開啟過和關閉過的每扇門，以及對他想再開啟的門進行解釋，他就必須述說一生的故事。」Gaston Bachelard ：The Poetic of Space（加斯東・巴舍拉《空間的詩學》）門與窗是最普通不過的東西，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都會碰到。門與窗這些建築結構可說是我們生活的特徵。我們經由門進出不同的建築物、經由門進入辦公室上班、經由門返回家裏，並感到安全和得到保護。雖然我們是在屋舍裡面，但可以透過門窗看到外面。作為現代人，我們是在城市居住的，這表示我們的生活是受到都市建築物所決定。我們進出屋子，而「進出」建築物之所以可能，完全因為牆上開了個洞口。因此，門與窗限定了我們存在空間性的裡面與外面，既分隔也連繫我們空間性的生活世界。我往往被門窗所吸引。我時常以門窗作為攝相的主題，在不同地方拍攝的許多有關門窗的照片，我開始體會到，要了解「門窗」的現象學，就必須對「外面與裡面」作現象學的分析。門窗是存在論上的存在物，以空間佔據的具體化來建構我們的居所。因為，門窗於存在上既分隔也連繫裡面與外面。沒有門窗，我們無處容身，無家可居。門是人類創造界限的開口德國哲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