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AI挑戰和學生應對」的訪談中，我還提到了兩本書——都是和世代論相關、但和AI完全無關的書。

其一是Albert Hirschman的《Shifting involvements: 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action》（1982）。他指在同一社會的不同年代，人們往往會在私人利益和公共領域的兩極之間搖擺——追逐私利帶來的平庸淺薄，會令人轉向理想化的集體訴求；相反當政治激情逐漸淡化，人們又會退回到個體和私利的領域。

其二則是Neil Howe和William Strauss的《The Fourth Turning: An American Prophecy》（1997），美國世代論的經典著作。書中力陳美國某些世代屬開拓性的，某些則只是固守前代遺留的功業。正所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能否建功立業很視乎你出生在什麼年代。

這些書和當下的智能革命有何關係？顯然易見，當下正是一個破舊立新的時代——它較適合勇於開創、而非因循守舊的人。與此同時，正如我過去不斷強調的，AI將會從一個經濟問題，急速蛻變成一個政治問題——即使你並不熟悉政治參與，亦必須放眼公共領域，對體制變遷具備充分的敏感度。

高度濃縮地概括，兩本書正好明白無誤地指出：假如你是個富開拓性且具政治觸覺的人，未來十年很可能是屬於你的；相反假如你只是墨守成規經營利益的人——大概亦是社會上的大多數人，那麼你會較容易被時代的洪流淘汰。

果真如此，也就只能慨嘆「生不逢時」。

如何才算「富開拓性且具政治觸覺」?詳見鄒崇銘(2026)!

我用notebooklm將訪談內容撮要,不但可能比我講得清楚,還有不少加鹽加醋(例如華語的結論部分)。

華英語都試了,暫時未有粵語: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4YP6d09wNvIpqM5YbYRE5Icm0wJ2iv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