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大學退休社會理論講座教授 Peter Baehr 在Society期刊發表名為 《在國安法陰霾下香港的大學》的專題文章，引言説：「問題是要捍衞，並公開地捍衞大學的獨立性，捍衞學術使命的尊嚴，直到它們從我們手中被奪走。在這之後，要遵循 『不傷害』的古訓。」

面對極權政府的打壓，能夠本著學術良知「公開」捍衞大學學術的獨立性和尊嚴，並不是容易的事情；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的法治保障，每一個站起來敢於表達自己內心想法的知識人，都需要無比勇氣。他或她的公開發聲可能影響自身工作和家人的安危。因此之故，白色恐怖之下，沒有人應該為了義憤而做送頭的行為，因為這是沒有需要做思想言論烈士的年代。我們公開捍衞學術自由的權利被剝奪了，還可以做什麼？順大勢所趨，自我審查，安份守己，不挑戰任何權威，繼續做安全不帶政治的純學術研究？

自秦朝到中共二千多年歷史中，文人學者為了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政見，受文字獄的殘暴迫害不知凡幾；共產黨暴政下，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殘酷清算知識份子的悲劇無數。但我們沒有好好的學習歷史，對共產黨仍有無知幼稚的期望。我們當然是錯了！在香港過了幾十年學術思想言論自由的環境現在結束，文字獄最後都要來臨。我們可以抵抗嗎？清朝文字獄對讀書人的打壓，肯定比香港現時嚴重得多，至少還不至抄家誅九族。清乾嘉學派不問朝政，不理民生，學術成就不是優秀嗎？我們在香港的大學，學者教授有全世界最佳薪酬待遇，現時還有研究「自由」，只要閉眼當前荒謬絕倫的暴政，不理放棄學術自主的大學高層，小心盡責教學，做研究寫學術論文。依魯迅所言：「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香港還未到文化大革命趕盡殺絕知識份子的處境，因為香港學者教授對政權仍然有用。

香港學者與自由世界仍然相通

但這些是消極的方法，相信香港學者不會甘心同流合污，忍受白色恐怖。上篇文章說我們這一輩教授是「國際」學者，並不全是貶義。正因為我們受現今歐美自由世界的大學訓練，明白學術尊嚴和自由的重要性，同時我們的學術世界並不規限於大陸的封閉城牆，知識宇宙不能亦不會全面封殺。現時圖書館受審查的書籍仍然是十分少，除非香港政府能夠學秦始皇焚書坑儒、學納粹1933年的燒書、關閉大學圖書館，以及全面監控互聯網絡，否則學術世界仍然開放給每一學者。與此同時，除了中文大學是以雙語教學，其他大學皆以英語為教學語言，香港的大學仍然是「國際」大學！我們和自由世界仍然相通，如果不能在香港發表言論，為什麼不可以用英、法、德語在海外撰寫文章，讓自由世界理解在香港發生的種種不合理、不公義的事。大陸和香港之外的學術世界沒有政治審查，只問學術標準。

Peter Baehr 的文章在國際期刊Society發表，尖銳批評香港的大學在國安法下淪落的現象（註一）。文章刋出後便成為公共學術領域的一部分，沒有任何獨裁政權可以隨意删改。文中引述的資料全部可以查證。文章當然可以批評，但以學術理性為本，這些本來就是學術世界理所當然的守則。文章提出批判香港的大學的負面內容，顯然不會受當權者接納，極有可能定性為「惡意」侮辱香港的「學術自由」，產生仇視政府，屆時又可能被指觸犯國安法。幸好他的文章刋出多月，筆者沒有看到任何批判的言論，這至少證明一點： 真相是批評不到的——大學行政高層的懦弱和虛偽、對政權的跪地屈服、對異見教授的打壓、對學生會和學生報的封殺； 大學教職員因種種自私原因而噤聲不反抗；大學甘心墮落將學術尊嚴和自主放棄不理、校長重複政權欽定的政策和口號。這些便是當前香港的大學在國安法陰霾下的現象。

Baehr 並沒有站在道德高地指責留下的學者教授，他知道自己是即時退休的外籍教授，因為不能接受香港的大學學術界因國安法而淪亡的悲劇，憤而離開這生活了二十一年的地方。他本著學術良心寫下這篇文章作見證。他説：「像我這樣接近退休年齡、計劃回國的外國人，無法向香港人就如何為未來的歲月做準備提出建議。只有留在城市中的人，才有指導它的道德權利。此外，獨裁下的生存是一個學習和即興發揮的過程。不存在或不能存在任何計劃來指引如何應付這困難的處境。我寫這篇文章只是為了引起人們的關注，鼓勵那些在破壞自由的政權中努力生存的人們。」

遵循 「不傷害」的古訓

事實上，Baehr在文首提及，我們如不能公開捍衞學術自由，不是投降和噤聲，而是要「遵循 『不傷害』的古訓。」他將真相說出來便是捍衞學術自由的行動。但此地再不容他存在，因此我們要退一步，遵循古訓。這古訓相信是指「Primus Non Nocere – Above All, Do No Harm」。相傳是源自古希臘「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es Oath）——西方醫師行醫前的誓言的一部分：盡量幫忙，但最重要的是不能傷害他人。當然這本是醫師誓言，但同樣適用於獨裁專制下的學者教授。

醫生行醫有其道德責任，學者教授也應有責任。Baehr 解說：「獨裁下的責任至少有兩個方面：不傷害他人的責任，以及對自己誠實的責任。」即是説我們在極權統治下生活，我們更要自覺的堅持立場和不做任何對他人有損的行為：不為當權者賣力、不參加當權者獻媚的活動、不出席升旗典禮和歌頌權貴的儀式、不會為申請研究經費而出賣理想、不受升職加薪誘惑而違背信念，當然不篤灰、不出賣同事朋友、不會簽名支持任何官方活動的文件，及不寫任何沒有學術根據的文章。這些就是積極的不合作，同時是考驗我們人格的關口。一如法國哲學家沙特説，在納粹強權統治下的「自由」，每個人都要意識到要對自己所作所為負責任，因為是自由選擇下的決定。

以上提出積極不合作的看法，基本上不是筆者原創的。我們有幸在學術自由的年代，讀了不少在上世紀專制強權下生活的哲學家和知識人的著作。當然在那時代研究這些理論，以為只是循學理去研讀，以為這些是歷史思想，在課堂教導和在研討會討論的議題，但原來這是完全有存在關聯（existential relevance）。沙特、波娃、卡謬、鄂蘭、奧維爾等著作絕不過時，他們全部有參考價值。學者教授如何在極權統治下自處？最好的指引可能是哈維爾的「活在真相中」（Living in truth）和索忍尼辛的「活著，並且不撒謊」（Live not by lies）。

時刻自省不參與謊言

如何活在真相中？哈維爾正正繼承沙特的自由的存在思想，每個人要時刻反省自己，不隨便跟循他人說法而表態；做任何重要行動的決定，要清楚知道自己的選擇理據，不會對他人有任何損傷成份，當然不會取悦權貴。

索忍尼辛是在史太林年代被迫害的諾貝爾獎作家，被蘇聯共產黨放逐。如何在謊言世界中活下去？他寫道：「要想找回我們自暴自棄的自由，最簡單、最容易的方法就是，你作為個人絕不參與謊言。雖然謊言遮天蔽日，無處不在，但是休想從我這裡得到支持。只要我們不合作，鐵筒一般的包圍圈就有一個缺口。這是我們能做到的最簡單的事情，但是對於謊言，卻是最具有毀滅性。因為只要人們不說謊，謊言就無法存在。」

他的具體提議是：

「雖然我們每個人都是膽怯的，但是讓我們做出一個選擇。要麼你自覺地作為一個謊言的僕人（當然，這並非由於你贊成謊言，而是由於你要養家，你不得不在謊言之中把孩子們養大），要麼你就脫掉謊言的外套，變成一個忠實於自己的人，得到你的孩子和同時代人的尊重。

從今以後，你：

* 不以任何方式書寫、簽署、發表任何一句在你看來不是真話的句子。

* 不在私下或公開場合，以宣傳、指導、教授、文藝演出的形式，自己說出或鼓動他人說出，任何一句在你看來不是真話的句子。

* 不描述、培育、傳播任何一個你認為是謊言或是歪曲真相的思想，不管它的形式是繪畫、雕塑、攝影、科技、或者音樂。

* 不以口頭或書面的形式，不為了個人利益或個人成功，引用任何一句取悅他人的話，除非你完全認同你所要引用的話，或者它確實準確反映了實情。

* 不參加任何違背你心意的集會或遊行，也不舉手贊同任何一個你不完全接受的標語或口號。

* 不舉手為任何一個你不真心支持的提議背書，不公開或秘密投票給任何一個你覺得不值得或懷疑其能力的人。

* 不同意被拉去參加任何一場可能強姦民意或歪曲事實的討論會。

* 如果聽到任何一個發言者公然說謊，或者傳播意識形態垃圾和無恥的洗腦宣傳，你應當立即退出該會議、講座、演出、或者電影放映場合。

* 不訂閱或購買任何歪曲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報紙或雜誌。」（註二）

在當今「謊言即真理，強權即民主，服從即自由，人治即法治，馬照跑，舞照跳，吃喝玩樂即太平盛世」的香港，勞思光、Peter Baehr、哈維爾和索忍尼辛都全是指引我們的大學學者教授，如何在極權統治之下自處的良方。我們要繼續反省當前的困境和思考哲人智者的言論。

下一篇續談Carsten Holz有關大學排名與學術自由的關係。

（註一）我在此不打算詳細討論Baehr文章的內容，讀者請參閱原文。
Peter Baehr, “Hong Kong Universities in the Shadow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Society, 59, 225-239 (2022)

或參看沈旭暉在他平台的四篇文章 「［新香港］學術自由」

（註二）轉自壹讀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