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陳文敏教授近日看完末代港督彭定康新書《香港日記》，為《綠豆》撰寫了萬字讀後感及分析，內容分為彭定康個人篇、英國篇、中國篇、香港篇及人物篇。「……彭定康具爭議的不是他提出政改，而是他深信，在決定香港人的前途和命運時，香港人最少也有參與和發聲的權利。他受香港人愛戴是因為他努力地將香港人的聲音和價值帶到中英的角力之中。」《綠豆》分三篇刊載陳教授的「讀彭定康：《香港日記》」。本周推出之二，內容包括中國篇與香港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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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口氣看完彭定康的新作《香港日記》，回歸前的種種片段，又一幕幕地重現眼前，對我們曾經經歷那個時代的人，感受會特別深刻。這本書採用日記體裁形式，記敘他出任最後一任港督期間的經歷和感受，書本由他決定接受任命為末代港督開始，然後來港籌組班子，重組行政局，推出政改，一直到回歸之日。書本以每一年作為一個章節，前半部主要圍繞中英就政改的談判過程，跟着是終審法院的爭議，然後是最後主權移交的一年。那是一段動盪卻又充滿朝氣的年代，一個每個人均徘徊於希望和憂慮之間，需要在這個歷史的舞台作出選擇的年代。

（三）中國篇

就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中英進行了17輪談判，最後談判破裂，94年的區議會選舉和 95年立法局的選舉，直選的比例均大幅增加。中方則拒絕 95年的立法局可以直接過渡成為特區第一屆的立法會，並同時開始籌組臨時立法會。除政改和終審法院外，中英就新機場的融資、貨櫃碼頭的興建、臨立會的運作、獲居英權人士在港的身份、特區護照持有人免簽證進入英國、公務員的過渡安排、以致回歸慶典的安排和保安、駐軍的土地和物業以及進駐香港的時間等，均展開多輪的談判。彭定康的敘述，讓我們對這段歷史有更多的了解。當然，這屬於他個人的主觀論述，中方可能有不同的說法，若果中方能公開她們的說法，大家對這段歷史便可以有更客觀的評論。

心靈脆弱的民族

從彭定康的論述，可以綜合幾點：第一，中國是一個心靈脆弱的民族，在國際關係中，中國往往未能擺脫受列強欺凌的恥辱，即使時至今天，當中國經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中國的外交政策仍然不停將列強入侵掛在嘴邊，但畢竟這經已是一個多世紀以前的事，之後世界經歷過兩次大戰，不少國家的經歷比中國更慘痛，日本和德國早已從戰敗中復甦過來，唯獨中國人仍念念不忘百多年前的事。這種心態，往往令到她在外交上顯得橫蠻，今天的戰狼外交多少仍是出於這種缺乏自信的創傷後遺症的心態。

第二，中國的談判策略，先是拖延，圍繞着一些空泛的原則兜圈，政改談判去到第八輪仍未觸及核心問題。與此同時，她會利用自己強大的經濟力量向對方施加壓力，商家不願就範，便封殺他在中國境內的生意；政改談不來，那便不要興建機場。一旦算準對方為敵人，便會展開不停的人身攻擊，由幼稚的小動作如周南拒絕和彭定康握手，或魯平拒絕在香港和彭定康會面，以至瘋狂的人身攻擊，千古罪人，娼妓（指彭定康在記協周年舞會與太太跳探戈舞為記協籌款，有趣的是日後中方的官員何嘗沒有粉默登場為民建聯籌款？）人事不分，對不同意見的人動輒便作人身攻擊，這些事在今天還見得少嗎？

模棱兩可的承諾

對那些願意作政治妥協和有利用價值的人，中方的策略是高度表揚，當Michael Heseltine 率領商界訪問團訪問中國，中國便以高規格招待，説他是中國的老朋友，奉承之餘，還簽了不少模棱兩可的備忘錄。自己當院長時也和國內機構簽了不少這些合作備忘錄，大多是空泛的原則，實質內容則欠奉。當你以為備忘錄是合約的依據，中方會告訴你並非如此解讀，甚至一些本來以為同意的條款又可以重新演繹。

在政改談判中，中方便多次推翻原來同意的事項。對Heseltine的訪問，彭定康有這樣的疑問：你得到中國感激的握手，他們說只要政治關係改善，空洞的經濟利益便會隨之而來。中國領導人笑容滿面地提出模棱兩可的承諾。備忘錄簽訂了，但實際的生意呢？（You get glad-handed by the Chinese…Promises are made of untold commercial benefits if only political relations can improve. Middle Kingdom leaders smile and offer platitudes. Memorandums of understanding are signed. But what about the actual business? P 363）

中方從沒嘗試明白香港

第三，在談判過程中，中國關心統治多於香港人民的意願。從一開始中方便反對英方談判代表有香港官員的參與。對這所謂三腳椅的比喻，彭定康問兩腳椅如何能站得穩？（p 102）法院只能處理平民百姓的事宜，不能質疑政府的政策，司法覆核簡直是離經叛道，法院判錯，政府當然能夠修正，這是中國的所謂法治觀念。彭定康説魯平從未聽過法治和依法治國的分別，對法院可以推翻政府的決定更感詫異（p 72）。中國要求英方提供香港官員的履歷和背景，我是老闆，要下屬的資料有何不可？這種高高在上的心態，完全漠視公務員對回歸的擔憂。用人方面，只求忠誠不求能力，臨立會大部份是在九五年競選落敗的人士，今天的香港何嘗不是這樣的光景？在中國眼中，香港的成功全賴商界人士，只要給他們一點點利益，他們便會俯首稱臣，香港便可以繁榮安定。籠屋、貧富懸殊、社會不公平、制度不公義、言論自由，思想自由，沒什麼重要吧？香港人只重視金錢。於是，中方總不能明白為什麼有些事情可以有一百萬人上街遊行？或如彭定康所說，中方從來不明白亦從沒嘗試明白香港這個社會。

（四）香港篇

處於中英角力的狹縫中，香港人是無可奈何的。在這歷史的舞台上，不同的人作了不同的選擇，甚至在過程中改變自己的角色。鍾士元在 80年代為行政立法兩局的首席議員，在中英談判期間，他率團前往英國，希望英國在談判中能夠反映香港的民意，但卻受到英國朝野粗暴的嘲諷。他曾建議中英《聯合聲明》需要加上仲裁的條款，一旦日後出現爭議時，可以有執行的機制。這個建議被當時以 Percy Cradock為首的外交部官員嗤之以鼻，他們認為中國是一個信守承諾的國家，《聯合聲明》是有約束力的國際條約，毋須加上執行的條款，而在香港推行民主政制，便是對執行《聯合聲明》的最佳保障。可是，在 97後中方認為《聯合聲明》已經失去效力，而在英國的同一班人，亦是最大力反對彭定康推行民主政改的人。鍾士元在失望之餘便轉投中方，成為中方的顧問。彭定康對他是尊重，亦樂於聽取他的意見。（p 175）

鄧蓮如長袖善舞，騁馳於政界和商界，在衛奕信時代出任行政局召集人，1989年成為英國上議院男爵，是少數被彭定康挽留出任行政局的成員。她曾經是彭定康政改的主要支持者，但在 96年她決定辭去行政局的職務，離開香港前往英國定居。對她的離去，彭定康不感意外，但對她日後的言論，卻覺得惋惜。書中有不少篇幅談及鄧蓮如的離去：「但我們還可以對她要求更多嗎？1989年前後，她努力推動對選舉的共識，但英國辜負了她，就如很多其他香港人一樣，她拿着英國國旗跑到山頂，卻發現英國人早已不在了。我相信歷史不會對她或和她一樣的人作出殘酷的評價。」（But how much could we legitimately expect her to do? She was let down by Britain before and particularly after 1989, when there was a consensus on the electoral arrangements which she has helped push through. Like others in Hong Kong, she found herself marching up the hill with the Union Jack in her hand only to find that the British are not there when she gets to the top. I don’t think that history will be at all harsh on her or others like her.）（p 290）。 彭定康所指的是政府在 87年諮詢民意是否支持八八直選的諮詢工作，他在97年4月清理文件的時候，無意中發現了一批香港和倫敦的電報，當中提到把有多人集體簽名支持直選的信件等同只有一人簽名反對直選的信件（例如一份支持信有 50人簽名也只是當作一份支持，但若有兩人分別以兩封信作出反對則算作兩份反對），從而得出市民並不支持八八直選的結論，所謂諮詢，並非要找出香港的民意，而是要迎合中方的意願。彭定康慨嘆，若果在1988年有直選，在回歸前香港便會有足足10年的時間發展代議政制（pp 440, 445）。

特別欣賞劉慧卿吳靄儀

對於民主派，他特別欣賞劉慧卿和吳靄儀等，認為她們聰明、勇敢和正直，心思細密和能言善辯，她們不相信中國政府，亦不相信英國政府。他亦十分欣賞楊森對人的熱誠。至於李柱銘，他欣賞他的勇敢和堅持，政見上彭定康認為若在英國，李柱銘極其量只是一個溫和的保守派，對北京而言，他的罪行是他相信民主和法治！但對於他的政治判斷，彭定康則不敢恭維。還有行政局的成員如李國能、張健利、王䓪鳴、陳坤耀、麥列菲菲、鄭海泉，錢果豐等，這些都是社會的精英，香港便曾經是這樣人才濟濟！環顧今天的行政和立法議會，又有多少認識的名字？

當然也有人作出不同的選擇，商界便有不少人對他恨之入骨，認為彭定康搞亂香港，影響他們在中國的商貿。浸會校長謝志偉則警告學者Michael DeGolyer不要向傳媒作出對中國嚴苛的批評。科大校長吳家瑋被彭定康形容為一位不太相信大學的人民價值，反而熱衷於獨裁政權的校長（pp 369-370）。對學術自由的崩壞，早在九七前經已有跡可尋。前政務司霍德在97年6月返回香港的時候，對不少香港人適應政治正確的快速程度感到沮喪。事實上，不少人對香港的前途並不感到樂觀，即使那些不斷唱好香港的人，彭定康指出，這些人大部份自己或他的家人早已拿了外國護照。在某一個場合的晚宴上，彭定康便笑言環顧左右，只有他的女兒是在香港唸書的。

道出最透徹的董建華

行政局當然還有董建華，彭定康願意招攬董建華入行政局，足見他的胸襟和願意聆聽不同的聲音。初初相識的時候，雖然知道他極度保守，亦不相信民主，但彭定康仍相當喜歡他。幾年後，當他加入臨立會並成為候任特首的時候，彭定康覺得他改變了很多：「他的態度仍然和藹，但背後卻隱藏頑固和並不敏感的性格，以及那種只能根據他的意思行事的專制作風。」所謂不敏感，是包含一堆相反的性格，他既圓滑但又不圓滑，猶豫不決但又急躁，小心但又魯莽，複雜但同時天真，令他難以捉摸，但肯定的是在所有大事上，他都會遵從北京的意願或他以為北京的意願（There is such a jumble of opposites – He’s both tactful and tactless, indecisive and impetuous, cautious and rash, sophisticated and naive. This makes him very difficult to read, though it seems fairly clear that he will basically do whatever Beijing wants (or maybe whatever he thinks Beijing wants) on all the big things.）（p 432）。這是我看過對董建華最透徹和最恰當的形容。

身邊能幹優秀公務員 直斥彭定康不是

在這段期間，面對最大壓力的無疑是公務員團隊，彭定康對陳方安生推崇備至，亦十分欣賞施祖祥．曾蔭權、梁寶榮、吳榮奎、黎慶寧、曾俊華等公務員，他的團隊當然還有前政務司長霍德（David Ford），前財政司司長麥高樂（Hamish Macleod），中央政策組主任顧汝德，還有他身邊兩位得力助手，人稱大細龜的Martin Dunham 和Edward Llewelyn。他們都是非常能幹和優秀的公務員，更重要的是他們有主見，認為彭定康不對的時候會直斥其非或據理力爭，而非只是唯唯諾諾的官員。

在政改爭拗期間，他們承受極大的壓力，他們明辨是非，堅持他們的價值和信念，臨近九七的時候，華人公務員承受的壓力更大。九五直選後，他們要面對全新的立法議會，他們會擔心民選議員如何運用私人草案的權力。彭定康修改《公安條例》及《社團條例》，他們全力配合，亦深知在 97年後他們可能要為新政府廢除這些修改作出護航。彭定康想修改《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和《刑事罪行》中的政治罪行，卻遭到倫敦方面的否決。而這時候保守黨在大選失勢，馬卓安和一眾支持彭定康的內閣成員相繼落任，換上工黨的貝利雅（Tony Blair）上場，新政府不願在這個時候得失中國。臨立會成立，並在97年1月在深圳開始運作，中英雙方都向港府施加壓力，要他們和臨立會合作，甚至遠在英國的鄧蓮如、賀維和麥理浩均開腔指責彭定康。

回歸前夕政治張力高峰 「是回家的時候了！」

全本書我覺得最後一年寫得最精彩，將回歸前夕的政治張力和各人的情緒推至最高峰。儘管政改和終審法院等重大爭拗經已塵埃落定，但由於時日無多，外交部對中國的取態是重新建立關係，不願在最後一段日子出現爭拗，甚至有不少關於香港的事務亦繞過港府，令仍然在維持政府運作的公務員相當難做和氣憤。彭定康既不願做北京填鴨，但又不能做跛腳鴨；他要漸漸退居幕後，讓陳方安生等本地公務員掌舵，但又不要令人覺得他已是無關痛癢的末代港督。與此同時，他仍要堅持港英政府的管治，如拒絕北京不合理的要求，但又要和臨立會及候任特首合作，甚至是回歸慶典的安排，至回歸前一刻仍然有不少的角力，例如解放軍是否可以提前進駐香港？貝理雅是否要在慶典前去酒店拜會江澤民？在董建華作出宣誓後是否可以同時為臨立會作出宣誓等等？彭定康一一拒絕，維護了英國在最後一段日子的體面和港府的管治權威，亦是他能為公務員擋下的最後一場政治亂箭！

在大雨滂沱中，不少港人冒雨前來送別殖民政府，所有政策官員、行政局成員及其他主要官員，亦不懼政治不正確地趕來與彭定康道別，在大批市民的歡呼和淚水中，大不列顛號漸漸駛離維港，象徵殖民政府的落幕，但明天會是怎樣？筋疲力盡的彭定康告訴妻子，他的工作經已完成，是回家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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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彭定康：《香港日記》之三 預告

本書特點是人物眾多，彭定康交遊廣闊，在香港和海外均有不少朋友，港督府的訪客絡繹不絕，彭定康對人的觀察相當透徹，單看他如何評價這些人士，已令這本書值一再回味。

▌［海外隨筆］作者簡介

陳文敏，前香港大學公法講座教授，2021年退休後，旅居英國，並出任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客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