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是個重視社區的國邦，對社區發展的歷史、文物的保留、地方的特色，很多時都會著意的保存、整理、研究和保護。

上個月，我在本欄撰文介紹倫敦 East End（東區）舊唐人街所在地的 Limehouse（萊姆豪斯）和Poplar（波普拉）等地區時，提到由於二戰時這個碼頭貨倉區受到德國空軍的猛烈轟炸，大部分原有的建築和地標損毀嚴重，戰後的重建發展使該區變得和戰前面貌全然不同，原有的華埠也由於原居民的四散而消失。

◾有血有肉的前人足跡

但戰前和舊唐人街地區的資料、檔案、圖片、地圖等有關資訊和原始材料，不少還可以在當地的圖書館找到。也有熱心社區歷史的當地人士和組織，不時會進一步發掘整理相關的資料，舉辦展覽講座等，以承傳著大家對社區歷史和發展的認識。有些熱衷社區的人士，更會定期舉辦導賞團，讓有興趣者能重返現場，深入體會前人的足跡，感受他們的處境、生活和經歷，這些都大大增加了人們對在地社區的了解甚至認同。

我最近便參加過一個由本地熱心人士帶領認識倫敦舊唐人街的導賞團，碰上了 20世紀初一位來自香港，後來在萊姆豪斯一帶與本地英國女士結婚生子、落地生根的華人海員的玄外孫女。這位玄外孫女在方方面面已是一個完全本地化的英國人。但家族中的華人先輩這一連繫，讓她不但對倫敦舊唐人街深感興趣，也使她對多元文化和移民等議題，特別關心。

在這次的導賞中，我無意中也接觸到，舊唐人街和當時中國國民黨倫敦分部黨員的一些資料。這接觸具體又直接地提醒我，華僑與中國近現代革命和政體的建立這些重大課題是有關連的。對這些關連的感受，使我想到，早些時候我在這個地區參觀時在公園看到了的天使紀念雕塑，上面刻著一戰時德軍第一次空襲倫敦時遇難的10多名當地小學生的名字。後來發現，遇難兒童的學校雖然改了名稱，百多年後的今天，還在社區內繼續辦學，而在今天就讀的學生中，更有我直接認識的，這使得社區過往的有關經歷，對現在的我而言，變得有血有肉，而非一些遙遠不相干的事，更不是博物館陳列箱內冷冰冰的展品。

◾英國工黨的崛起

其實，在我未知道萊姆豪斯和位於波普拉的Pennyfields（彭尼菲爾德）原來是倫敦舊唐人街前，這個地區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英國的工人運動和英國工黨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崛起情况。

首先我得聲明，我並非研究英國工人運動和英國工黨歷史的。我只是一個居住在倫敦、會留意英國政治和時事、來自香港的公民。

熟悉倫敦的香港人多會知道，倫敦的第二金融區 Canary Wharf（金絲雀碼頭）是不少華人選擇居住或活動的中上階層地區。金絲雀碼頭有些像香港的金鐘，商業/金融大樓林立，又有不少多層的高尚住宅在其中，這對不少有消費力的中產香港人來說，是有吸引力的。我雖然家不在金絲雀碼頭，卻因為種種原因不時都會來到這個地區，同時也會到與金絲雀碼頭毗鄰，卻屬於倫敦最窮困地區之一的波普拉出入。這兩個地區一街之隔，有些地方的對比，頗像我在香港城市大學工作時，出入中產又一村和出入草根的大坑西時感到的分別。我就是在Poplar DLR Station（波普拉輕鐵站）看到當地政府紀念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地的工運領袖抗爭充權運動的事蹟。就是今天，在這相對窮困地區的車站旁，我不時還見到隱君子出沒的身影。

熟悉英國工黨歷史和二戰後英國全面建立福利國的讀者，對在1945年領導工黨，在國會大選中擊敗抗納粹的國邦英雄Winston　Churchill（邱吉爾）的英國首相Clement Attlee（艾德禮）應該是很認識的。艾德禮為工黨首次取得國會下議院多數議席，並在其第一次全面執政期間，建立了NHS（國民保健署）和關鍵企業國有化等措施。

據 Nicklaus Thomas-Symonds （湯瑪斯-西蒙茲）2010年撰寫的 Attlee: A Life in Politics《艾德禮：政治人生》一書說，在 2004 年英國學界的一項調查中，英國學者選出艾德禮為20世紀中最偉大的首相。他把英國帶往福利國的道路，以及為印度戰後脫離大英帝國獨立鋪平道路。這些都是他對英國甚至世界留下影響深遠的政績。而艾德禮的政治啟蒙，並逐步走上擁護溫和社會主義道路的地方，正是在20世紀初倫敦的貧困東區。他1919年已出任在波普拉旁邊，由當時冒起的工黨佔最多議席的 Stepney （斯特普尼）地方議會市長一職。從1921年起，更代表工黨出任萊姆豪斯選區的國會議員，而這個選區，也就是倫敦舊唐人街所在地。

1919和1921年的英國大選對工黨的崛起是意義重大的。1918年之前，英國的下議院是由有產階層的成年男性選民選出的。當時在議會佔主導的是出身名門貴族的保守黨和傾向進步自由的自由黨。但一戰前後，主張擴大選舉權的要求愈來愈強大，加上戰後從前線回來的以百萬計的年青戰士的聲音不能忽視，英國在1918年實行了選舉改革，給與所有21歲和以上的男性投票權；30歲和以上的、擁有資產的女性也同時有了投票權。這改革把選民人數一下子由700多萬增加到2,000多萬，上升的勞工階層左右選舉結果的實力因而大幅提升。於是，在1919年的選舉中，包括波普拉和斯特普尼等不少倫敦的地方議會首次由代表工黨的議員佔多數，出掌公權。剛從戰場復員回到倫敦東區，軍階晉升至少校的艾德禮，從此便在英國的議會內，代表工黨開展他的參政生涯。

到了1921年艾德禮在萊姆豪斯當選國會議員時，工黨在歷史上首次在得票上超過了正在鬧分裂的自由黨，並取得142個下議院議席。再到了1923年大選時，工黨更取得191個議席，取代了自由黨的158席成為第二大黨，正式在國會成為只取得258席的保守黨少數政府的官方反對黨。1924年初，當保守黨少數政府在議案投票中被工黨和自由黨聯手擊敗，迫使首相 Stanley Baldwin（鮑德溫）辭職後，英王 George V（佐治五世）便邀請時任工黨黨魁 Ramsay MacDonald （麥當奴）組織政府，使工黨第一次上台執政，艾德禮從那時起便開始其部長生涯。

艾德禮後來在1929至1931執政的工黨政府繼續擔任部長職位，並於1935年接任同樣是來自倫敦東區的 George Lansbury （蘭斯伯里）工黨黨魁一職，直至1955年，成為出任工黨黨魁職位最長的工黨領袖。二戰開啟後，邱吉爾拜相，組成national　government（國民政府），艾德禮代表工黨加入内閣，後來更成為副首相，掌管不少戰時內政和戰後社會重建的計劃。正是在這期間，希望避免重蹈兩次大戰覆轍，減低無節制資本主義帶來的極度貧富懸殊的英國政治人物和知識人，提出了建立福利國的發展藍圖，就是在這基礎上，艾德禮1945年戰後帶領工黨贏取了大選，並通過其在國會的穩定多數議席，大規模的落實了種種社會改革政策，包括1948年成立的NHS，其對英國社會政治的影響，可說是至今猶在。

◾艾德禮在東區

艾德禮原本是出身在倫敦Putney （普特尼）的一個中上家庭。父親是律師會會長，母親是虔誠教徒。他基本上衣食無憂，在私立的 public school （公學）接受教育，進 Oxford（牛津）大學讀書，畢業後成為大律師。但他對大律師工作的興趣不大，卻在20世紀初頭幾年，機緣契合下跑去萊姆豪斯的男童院當義工，體會到低下階層勞工即使勤奮工作，收入卻僅能糊口。後來他索性放棄大律師職位，搬到東區與其服務對象一起生活，並逐漸發現，當時社會主導觀點認為，貧窮是一些入不勤奮、不長進的道德問題是一種偏見。他更發現不少街童和窮人，都是有主見有尊嚴的，問題是社會制度必須為他們提供改革，創造條件讓他們脱貧。

關於艾德禮在倫敦東區如何為低下階層服務，並逐步擁抱溫和社會主義思想，最終為英國落實社會福利制度的事蹟政績，我建議大家可以參閱2014年Michael Jago （雅弋） 的 Clement Attlee: the Inevitable Prime Minister《艾德禮：避免不了的首相》，書中有不少動人和清楚的敘述。

其中一次提到，艾德禮雖然已住在倫敦東區，但他是會定期回去普特尼探望親人的。一天下午，艾德禮正要離開東區返往普特尼，路上遇到一位認識的東區女孩，交談中，艾德禮對女孩說，我正要回老家和家人喝下午茶。女孩回答説，我也是回家，但會否有下午茶和家人喝便難說了。這交談讓艾德禮意識到，對他的階層理所當然的事，對低下階層來說，卻是朝難保夕的。

閱讀艾德禮的事蹟，讓我想到當年我就讀香港大學時那些充滿社會關懷的同學和學長。由於不同原因，這些朋友沒有能像艾德禮般做出他的種種政績。但讀艾德禮的傳記時，我卻看到很多這些同學和學長的身影。

可惜的是，艾德禮和當時住在萊姆豪斯的華人沒有什麼交往的紀錄，舊唐人街華人也缺乏代表他們的聲音。但從舊唐人街有華人活躍於當時國民黨倫敦支部的事蹟，和當地也有致公堂的組織看來，活躍於政治和公共事務的當地華人也是有的。如果他們最終安身立命於英倫，我想華人投身於本地事務並成為其中一股貢獻力量，應是早晚的事。

艾德禮的成就，自然是建基於不少在倫敦東區的社運工運前輩的努力之上。上文提及的蘭斯伯里，以及再早期的 Will Crooks（克魯克斯）便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倫敦東區大力推行社會改革的推手。我機緣巧合下在過去兩三年不時出入這些地區，通過他們豐富的社區承傳，逐漸讓我認識到倫敦舊唐人街的滄桑，和英國工黨在這地區的崛起，真是大大豐富了我的英倫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