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最近的一個決定，正式挑戰了一幅我們看慣幾百年的世界地圖。

2026年9月，聯合國大會以164票贊成、1票反對、6票棄權，通過由非洲國家推動的「Correct the Map」決議，鼓勵政府、學校、國際機構及科技公司，採用更準確反映各洲實際面積的世界地圖。矛頭所指，是我們從小熟悉的麥卡托投影（Mercator projection）地圖。

1569年，地圖學家麥卡托設計這套投影，本來不是為了教小朋友認識世界，而是為了航海。它最大的優點是保持局部角度和航向，方便水手依照羅盤航行；缺點卻是越接近南北兩極，土地面積被放大得越厲害。

於是在我們熟悉的世界地圖上，格陵蘭看起來差不多有非洲那麼大，實際上非洲面積卻大約是格陵蘭14倍。歐洲、加拿大和俄羅斯被大幅放大，接近赤道的非洲、南亞、東南亞及南美洲則相對顯得細小。

聯合國今次倡議使用的Equal Earth等面積投影，是讓土地面積以比較接近真實的比例呈現。當然非洲的真實面積沒有突然變大，歐洲也沒有突然縮小，只是新地圖改變了我們觀看世界的方法。

圖 : 上方為麥卡托投影，下方為等積地球投影（Furfur,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 重新檢視習以為常的標準

沒有證據說 Mercator 刻意要把歐洲畫大、把非洲畫小，面積失真是數學投影的結果。問題是一套為十六世紀歐洲航海需要而設計的工具，後來伴隨歐洲殖民擴張、現代教育和出版制度，逐漸成為世人認識世界的標準圖像。

當一個小朋友從小看到歐洲和北美洲巨大，非洲和南亞相對細小，即使課本列出正確面積，視覺留下的印象仍然會扭曲。所以地圖真正提出的問題，是一種歷史形成的觀看方式，久而久之會令我們誤以為世界本來就是這個樣子，間接令歐洲殖民者的世界觀變成全人類最熟悉的世界觀。

雖然殖民統治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但殖民時代形成的制度、語言階序、歷史敘事和觀看世界的方法，卻可能繼續存在。

今天年過三十的香港人都經歷過殖民政府統治，但英殖政府在1997年撤退後是否等於香港人已經完全拋棄殖民意識？當然去殖民並非把所有西方事物丟掉，更不是把歷史倒轉；而是以香港人作為主體，重新檢視一些早已習以為常的標準：它們是自然形成的，還是某段歷史留下來的偏見？

如果一幅用了四百多年的世界地圖都值得重新檢查，那麼香港人也值得問自己，心裏有沒有另一幅畫了幾十年、卻從來沒有認真檢查過的「人文地圖」？ 特別對於離散港人來說，這幅潛藏在下意識之中的人文地圖，對於個人和家庭如何在移居社會與其他族群相處，更有實實在在的影響。

◾ 香港人的文化偏見

香港長期自稱「亞洲國際都會」，但人口結構上一直是一個華人佔絕大多數的社會。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曾經在2009年公布一項大型「種族接納」調查，發現香港華人對不同族群的接納程度存在相當大的差異。

在社區及公共角色中，華人對白人的接納程度達94%，日韓人92%，印尼、馬來西亞及菲律賓人88%，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及尼泊爾人則降至82%；到了業主或親戚等私人關係，差距更加明顯：香港人對白人的接納程度仍有88%，日韓人83%，東南亞人下降至70%，南亞人則只有59%。

調查顯示只有約6%華人表示曾經與其他族群有不愉快的接觸經驗，這說明了較低的族群接納程度不能單靠負面的親身接觸經驗解釋。這些族群階梯形成了一幅香港人不願宣之於口的人文地圖，反映了香港特定的殖民歷史、階級結構、職業分工、家庭教育、傳媒和語言環境長期形成的文化偏見。

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有種族歧視，最值得反省的偏見往往不是公開說「我歧視某某人」。而是：「我冇歧視㗎，不過……可以做同事，不過未必想做家人；可以做朋友，不過不願意租樓給他；可以接受他在香港生活，不過仍然下意識覺得『真正香港人』應該有另一副面孔。」我們很容易批評別人，卻未必容易看見自己習以為常、因為活在香港時身處「多數族群」位置而形成的意識。

2019年之後的大規模移民，令很多香港人第一次經歷一場身份位置的大轉換：從「多數族群」變成「少數族裔」。少數並不只是人口少，而是當你進入另一個社會之後，突然發現自己的口音、膚色、名字、飲食和文化習慣，全部變成需要被辨認、被分類甚至被解釋的東西。

2025年英國政府對移英港人的研究發現，不少受訪者最初認為自己沒有遭遇種族歧視；深入訪問後，卻談到口音嘲笑、職場排斥、種族辱罵、住房問題甚至街頭威嚇。其中一名香港移民終於說出一句很簡單的說話：「I am a minority here.」

昔日在香港，一個南亞裔青年即使土生土長，仍然可能被問：「你係邊度人？」。今天移居外國，一個香港人回答「British Hongkonger」或「Hong Kong Australian」，別人也可能繼續追問：「So you are Chinese？」

但這是否代表香港人變成少數族裔之後，就會自動變得對其他族裔更平等包容？

◾ 離散港人人文地圖的發展

參考國際族群關係的社會學研究，離散港人的人文地圖大概有三個方向發展。

第一條路是固步自封： 延續原有偏見。

如果一個人移居外國生活，除了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之外，不主動參與新社區活動，社交圈子是同聲同氣的香港人，不關心當地新聞，原有的族群觀念較少受到新經驗挑戰，文化偏見很可能原封不動。

第二條路是越挖越深：強化族群邊界。

移民初期難免遭受語言挫折、差別待遇、職業降級或者身份排斥，有些人不但為了尋求安全感而退回自己的社群，更說服自己「我們香港人跟其他移民不同」，甚至為了重建身份優越感而把其他族裔的缺點放大。在今天以點擊率博取收入的網絡世界，KOL 把複雜的社會問題歸咎於新移民、宗教矛盾或少數族裔成為煽動情緒的捷徑，所以文化偏見更易變本加厲。

第三條路是搭橋鋪路：增加跨族群接觸。

社會心理學的「接觸理論」指出，不同族群如果能在比較平等的地位下持續合作、建立正面關係，偏見往往會下降。例如香港家長與印度家長一起參加學校家長會；香港人與伊朗同事開完工後一起到pub飲酒；孩子與韓國、越南、非洲裔同學一起踢波；香港社團與原住民或伊斯蘭團體共同舉辦慶典。這些比較平等、持續而合作的接觸，才真正有機會改變我們對「他者」的理解。

◾ 換掉心中的人文地圖

文化偏見首先傷害的，當然是受到歧視的人；但偏見同樣會限制抱持偏見者自己的生活。因為族裔標籤而預先猜疑和不信任他人，往往令自己生活在焦慮與憤怒之中：擔心社區不安全，憂慮孩子與「壞同學」交往，甚至後悔當初移民的決定。若果偏見傳染給下一代，可能會削弱他們跨族群交往的能力和機會，更難融入當地社會，影響個人發展。

因此，離散港人真正需要的是雙管齊下：一方面是bonding——保存香港話、文化、歷史和彼此互助；同時亦需要bridging——與所在地其他族群建立平等、持續而正面的關係。近年的跨國研究一再顯示，這種正面跨族群接觸通常與較低偏見和較正面的族群態度相關，正好說明第三條路才是活得自在的契機。

聯合國可以換掉一幅扭曲的世界地圖，但香港人內心的人文地圖只能由香港人自己更換。

移民改變了香港人在族群權力結構中的位置，也因此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舊有偏見的難得機會。這個經驗可以通向跨文化理解，也可以令人退回自己的族群安全區。關鍵在於香港人能否一方面保存文化自信，另一方面讓「我們」的範圍變得更寬：既是香港人，也是澳洲人、英國人、加拿大人或台灣人，亦是亞洲人、新移民、學校家長、社區居民、鄰里義工等等多重身份。

正在逐步成形的離散港人公民社會，如何迎接這個新挑戰？

▌[顧後瞻前] 作者簡介

黎廣德，資深工程師。倡議永續發展，曾任公共專業聯盟創會主席及特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移居海外後特別關注文化傳承及離散港人在全球各地的公民社會如何互補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