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五時五十八分

2014年9月28日下午五時五十八分，警方在金鐘向示威人群發射第一枚催淚彈，到深夜一共發射了八十七枚。數萬人被驅散了又重新聚集，當晚佔領區已由金鐘伸展到銅鑼灣和旺角。此後七十九日，香港市中心幾條最繁忙的公路上沒有汽車，只有帳篷。這些日期和數字，香港人大概到老都記得。周竪峰在《傘後拾年》裏說，我們對雨傘運動的一切事實「依然如數家珍」，由罷課、重奪公民廣場、九二八、暗角七警一直數到清場，一件也沒有漏掉。

昨天是雨傘運動十二周年。我在聖奧爾本斯「半聾居」把這本書從頭再讀了一遍。書是2024年8月在台北由一八四一出版的，收了十位朋友的文章和我在夏慤村拍的黑白相。緣起是當時正在籌備的9月26日東京大學雨傘十周年會議，會上要展出我從《異域》選出來的三十張相，本來沒有出書的打算，一八四一的編輯看過相片之後，認為應該為雨傘十年做一點有意思的回顧，於是才有這本文章相集。

邀稿只有兩個條件，積極參與過雨傘運動，以及不再返回香港。答應的是朱耀明、陳健民、周永康、周竪峰、葉錦龍、杜嘉倫、黃國才、楊寶熙、阿古智子和貝爾雅。佔中三子之中只缺戴耀廷，他那時仍在羈押之中，等候四十七人案判刑。前言寫於2024年6月8日，最後一段我祝福他，希望他能安然渡過難關。同年11月19日，他被判監禁十年，是四十七人之中刑期最重的一個。那句祝福當然沒有用。

十年的時候我們還可以說紀念。到了第十二年，還有甚麼可以紀念，又有誰能夠公開紀念？

我自己寫下的「浪漫悲劇」

《傘後拾年》的前言，大半是從《異域》後記搬過來的，其中幾句我今天讀來有點不安：

「我們注定失敗。但是我們勇敢地對命運說不、對公民抗命說對。事實上，夏慤村是典型的希臘悲劇。但它亦是一部浪漫劇。」

2018年寫這幾句的時候，我心裏想的是伊底帕斯，一個結局早已寫定而仍然要走下去的人。所謂浪漫劇，指的是那七十九日在夏慤道上看見的東西，一千九百多個帳篷、資源回收站、義工用卡板搭成的自修室、以被警察打破的雨傘砌成的聚散樹、貼滿便利貼的連儂牆，還有取用不必付錢的物資站。悲劇加上浪漫，我便叫它做浪漫悲劇。

其實當時我沒有想過觀眾在哪裏。希臘悲劇有歌隊，英雄倒下之後歌隊還留在台上，唱完最後一段退場歌，把發生過的事交還給城邦。我們的歌隊早已散去，唱歌的人住在台北、倫敦、多倫多、柏克萊、東京，有的仍在獄中，留在香港的不准唱。《傘後拾年》勉強算得上一段退場歌，可是它要在台灣出版，作者要是不再回去的人。

我是2020年7月中離開香港的，國安法實施之後兩個星期左右。前言裏我寫五年後的反送中「更是一場徹底的悲劇」，寫的時候我離開香港已經四年，寫的是一件自己無力改變、也回不去親眼看的事。今年我在《香港已死？》裏說這個城市死了三次，舊日的國際城市消失，一個叫「湘港」的地方取而代之，留下來的人則過著內在流亡的日子。十二年前在夏慤道上架帳篷的人，有誰想像過這個結局？說「注定失敗」的我，其實也沒有。

借來的地，借來的時

前言裏我說夏慤村是「借來的地、借來的時」（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這句話本來是形容殖民地香港的，休斯（Richard Hughes）1968年用它做書名之後，幾乎成了香港的代稱，意思是這個城市的土地和時間都不屬於住在裏面的人，遲早要還。^[1]夏慤道本身也是殖民地的遺物，路名來自1945年代表英國接受日軍投降的海軍少將夏慤（Cecil Harcourt）。

陳健民在書裏寫了另一面。他說九七以後的保育運動，由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囍帖街到菜園村，和爭取雙普選是一脈相承的，大家把香港看成自己的家，不再接受老一輩那種「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的心態，既然是永居之地，港人就要在這裏實踐真正的港人治港，建設一個可以長住的城市。

把他的話和我的話放在一起，我才看出一個當年沒有看清的反諷。第一代不肯再把香港當作借來之地的香港人，他們唯一一次真正當家作主，是在一條借來的公路上，而且只借到七十九日。金鐘佔領區在12月11日清場，銅鑼灣在12月15日，那天是第七十九日。清場之後夏慤道重新通車，我在《異域》裏寫烏托邦「退回到人類的希望之中」。今天回看，退回去的東西比烏托邦大得多。2020年以後整個城市被收回，「借」字已經用不上了，夏慤道仍然每天照常通車，屬於一個叫「湘港」的地方。

浪漫的人和不肯浪漫的人

《傘後拾年》並不全是懷念夏慤村的文章，我編書的時候也沒有打算把它編成一本讚歌。

周竪峰生於1996年，雨傘時十八歲，後來當過中大學生會會長，屬於他自己所說的雨傘世代。他借法國史家諾哈（Pierre Nora）「記憶所繫之處」（lieux de mémoire）的講法，把2014到2019年之間香港人怎樣記住雨傘整理了一遍，一端是熱血公民出版《雨傘失敗錄》，拒絕紀念，追究失敗的禍首；另一端是部分左翼社運朋友在九二八周年回到各個佔領區唱歌演講，歌頌夏慤村的烏托邦生活，提出「傘落社區」。而大體上愈年輕、愈本土的人愈強調失敗，愈年長、愈接近泛民和左翼的人愈肯定成功，更多的普通人則怕惹麻煩，對自己的雨傘經歷絕口不提。他自己在2015年整年陰沉孤僻，經過夏慤道或者旺角匯豐銀行，記憶便湧上來，他叫這做「雨傘後遺症」，說那種痛除了創傷，還有絕望，還有身處荒誕之中卻分不清誰才荒誕的迷惘。

歷史跟他們開了一個玩笑，最堅持雨傘失敗論、最不肯回頭看雨傘的那批憤青，在網上圍爐取暖，後來成了2016年本土思潮和2019年反送中的骨幹，用他的話說，他們才是「最活生生的雨傘遺產」。2019年之後，雨傘又被重新詮釋為反送中的先聲，拆大台被說成無大台的起源，內部分裂被說成必須團結的教訓。周竪峰坦白承認這些新說法很大部分是因應當下需要的策略性說辭，不過他並不覺得虛偽，反而視之為香港人遲來的政治成熟。

2014年我六十五歲，周竪峰十八歲。我在前言裏說，我整生都未曾體會過夏慤村那樣的烏托邦經驗，這是實話。可是對一個十八歲的青年，夏慤村是政治生命的起點，接下來的五年，他形容是「看著深愛之人被人一刀一刀地凌遲」。一個老人在晚年意外碰上的奇蹟，對年輕人來說可能只是一連串傷口的開頭，這一點我是讀了他的文章才明白的。

書裏也有不肯浪漫的聲音。周永康說他的雨傘經驗是遊走立法會、金鐘、旺角、學聯和家之間的日常，「不存在於佔領區的浪漫」，只有各方勢力的聚合和盤算。杜嘉倫說得更直接，有人愛形容佔領區是烏托邦，他認為太理想化了，佔領區裏也有偷呃拐騙，有無限膨脹的自我，有人拆大台，也有人推動解散學聯。

這些話我當作提醒來讀。我在夏慤村拍的相沒有警民衝突，沒有催淚彈煙霧，前言裏我自己交代過。我一向說我拍的是「相」，是相互之「相」，也是呈現之「相」，所以叫攝相。可是我拍的是帳篷、自修室和雨傘，旺角的防暴警車、龍和道上的推撞、12月1日包圍政總失敗之後學生的沮喪，都不在我的相裏。為甚麼？是不忍直視，還是我寧願只看見美的一面？到今天我也答不清楚。浪漫的經驗是真實的，我不打算收回，不過假如它變成不去追問為甚麼失敗的藉口，那就只是一種遮掩。

「天真和不切實際」

朱耀明牧師在書裏引了佔中案判詞第八十四段。法官說被告犯案不涉暴力、貪念、慾望、憤怒和錢財，可是用這樣的行動意圖取消八三一決定、爭取普選，是「天真和不切實際」。

我在前言裏稱為浪漫的東西，到了法官筆下叫做天真。陳健民在中大社會學系教了二十五年書，佔中之後提早退休，2019年被判監禁十六個月。他對「天真」兩個字有過一個回答，也收在朱牧師的文章裏：自發起佔領開始，他已深知困難重重，若說天真的話，便是對一國兩制和政府的良知還存有一點天真的信念。

十二年後重讀，他的回答比判詞站得更穩。2020年《國家安全法》實施以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循序漸進的普選是甚麼東西，大家都看清楚了。那麼天真的究竟是誰？是相信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市民，還是替這套承諾執行判決的法院？法官判定的其實是勢力的對比，他看見北京不會讓步，便說爭取的人不切實際。勞思光先生分辨過「評估」與「觀察」，支持還是反對取決於評估，有沒有替代的力量則屬於觀察。^[2]判詞把觀察當作評估，從北京不會讓步推出訴求幼稚，這樣的推論，勞先生是不會接受的。

陳健民在書裏另記了一件小事，我覺得比任何理論更能說明夏慤村是甚麼。某天晚上，他在帳篷之間遇到一位穿黑色套裝裙的女士，原本在金鐘經營食肆，他向她道歉，希望佔領沒有太影響她的生意。她說自己以前營營役役只顧賺錢，從來不太關心政治，佔領開始之後才趕快「補課」，現在每晚關了店都要來走一走，心裏才安樂，「是你們讓我重拾失去的良知」。

朱牧師那篇文章的題目正是〈良知的呼喚〉。海德格在《存在與時間》第五十四至六十節分析良知的呼喚，說這呼喚甚麼也沒有告訴我們，沒有內容，也沒有指令，只是把常人從沉淪裏喚回來，喚向最根本的自己。那位女士的營營役役，就是常人的日常。她在夏慤村沒有領到任何政綱，自己也說不出聽到了甚麼，只知道不來走一走心裏就不安。那七十九日裏，香港有多少人像她一樣被喚回自己？沒有人統計過，佔中案的判詞也沒有處理這件事。

命與義

2018年我用希臘悲劇來理解夏慤村，今天我想修正。

希臘悲劇的核心是命運。伊底帕斯越想逃避預言，就越走進預言裏面，他的毀滅同時是他的罪。亞里士多德說悲劇英雄有其過失，觀眾因憐憫與恐懼而得到淨化。用在雨傘運動上，這個框架其實不公平。在夏慤道上架帳篷的人沒有伊底帕斯的傲慢，也沒有甚麼過失要以毀滅來償還，他們被判刑，只因為他們要求北京兌現自己寫下的承諾。

勞思光先生提出「義命分立」。命是客觀的限制，是人力所不能左右的形勢；義是人在限制之中應當怎樣做。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晨門譏笑他，他並沒有因此改變。勞先生在《歷史之懲罰》後記論承當精神，說限制只能使我失敗或者滅亡，卻不能使我不講理。^[3]

照這個講法，雨傘運動的失敗屬於命。八三一決定、北京的意志、權力的懸殊，2014年的人大多心裏有數，所以我才會寫「注定失敗」。他們在限制之中守住非暴力，彼此扶持，事後又願意承擔法律的後果，2014年12月3日佔中三子和其他六十多人到警署自首，12月11日金鐘清場，二百零九人靜坐等候拘捕，這些屬於義。希臘悲劇裏，英雄的毀滅連帶宣判了他的行動。勞先生把兩者分開來看，失敗不能倒過來取消當初那一步的正當。如此說來，「浪漫悲劇」四個字裏的悲劇應當收窄，只用來說命，也就是八三一、清場、判刑，以及2020年以後發生的一切。

阿古智子在書裏談到一首歌。坂本九唱的〈上を向いて歩こう〉，西方叫做〈SUKIYAKI〉，1963年登上美國排行榜第一位，日本人到今天仍然唱來互相鼓勵，困難的時候也要抬頭向前走。可是填詞的永六輔說過，這是一首為1960年安保鬥爭挫敗而哭的歌。阿古智子因此認為，把它當作勵志歌來唱是錯的。

讀到這裏，我想起陳健民記下的9月28日晚上。人群被催淚彈驅散又重聚，夏慤道上的人和被封鎖在政總外面的示威者對唱Beyond的〈海闊天空〉。那本來是黃家駒寫自己追夢的歌，那一晚在催淚煙裏成了一整代人的歌，跟〈上を向いて歩こう〉由哭挫敗變成勵志，是同一類的轉變。阿古智子認為這是誤解，我不那麼肯定。一首歌離開了它的挫敗，是把挫敗忘掉了，還是把挫敗裏面不肯低頭的那一點帶給了下一代？我傾向相信，用勞先生的話說，流傳下來的是屬於義的那一部分。

十二年後，誰在記得

昨天是9月28日，香港已經不可能有任何公開的紀念。六四的燭光早已熄滅，雨傘更不必說。周竪峰寫過一句話，我覺得是全書最準確的一句：「我們不須紀念，卻始終記得。」每當走到夏慤道、旺角匯豐銀行、銅鑼灣SOGO門外，瞳孔便會不自覺地失焦，他稱之為「一種甜蜜的苦痛」。

這一年我用避秦、抗秦、迎秦、降秦、遠秦來理解香港人面對暴政的各種姿態。十二周年的記憶也可以這樣看。在香港，公開紀念已經不可能，但一個人每天坐車經過夏慤道，心裏知道這條路曾經有過一千九百多個帳篷，不讓官方的說法改寫自己親眼見過的東西，這就是我所說的遠秦；身在海外的人把它寫下來、印出來、拿到東京和台北展出，則是書寫即抗秦。《傘後拾年》那兩個邀稿條件，2024年我只當是安全的考慮，今天回看，它們說明了一件事實，能夠公開寫雨傘的人，都已經不在香港。

貝爾雅那一篇以西蒙娜．韋爾（Simone Weil）的《扎根》作結，說人為未來付出一切，可是付出首先要擁有，而我們除了從過去繼承、消化、重塑的東西之外一無所有，「在人類靈魂的所有需求中，沒有甚麼比過去更為重要」。貝爾雅建議香港人用任何可能的方式和媒介保存香港歷史，並舉中國大陸的民間史家為例，認為那是對中共統治比較實在的回應。我同意，也知道這件事的限度，保存歷史的人往往活不到歷史被重新承認的一天。勞先生1954年寫〈秦論〉，說孔孟當世皆敗，然而「不見功於當時，亦終將見功於後世」。^[4]老師2012年去世，沒有看到雨傘，更沒有看到國安法。我常常想，老師若在，會怎樣寫今天的香港？這個問題當然沒有答案。周竪峰在文末說，雨傘的價值在於學聯金鐘講台上的「命運自主」四個字，2014年那是一句政治口號，到了今天，對我們這些散落各地的人，它剩下的意思也許只是自己決定怎樣記得。

夏慤道有幾張相。一張寫著「We will be back」，另一張有「It’s just the beginning」。十二年來，沒有人回去。當年在金鐘自修室溫習的中六學生，今年大約三十歲，有的在獄中，有的在倫敦、台北、溫哥華，更多的仍然住在香港，每天經過夏慤道上班。他們經過的時候，會想起甚麼？

流亡哲學人寫於「半聾居」

英國聖奧爾本斯

2026年9月29日

附記：本文部分文句經 Claude（Anthropic）協助潤飾；論點、材料與判斷均出自作者，全文經作者審閱定稿。

^[1]Richard Hughes, Hong Kong: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London: André Deutsch, 1968）.

^[2]勞思光著，劉國英編：《中國之路向新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附錄一，頁87–88。

^[3]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卷一，第三章論孔子；〈後記：論「承當精神」與「最高自由」〉，《歷史之懲罰新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213–226。

^[4]思光：〈秦論〉，《民主潮》4卷19期（1954年12月16日）；收入《哲學與歷史：思光少作集（二）》，頁188–203。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