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人注意到，2026年6月26日地球上有一個國家有了新名稱。

只有約一萬多人口的太平洋島國Nauru，當天正式通知聯合國，國家改名為 Republic of Naoero。Naoero 並不是新創的名字，而是當地民族用自己語言稱呼家園的名稱。政府解釋，過去源於歐洲殖民者無法讀出 Naoero 的本土發音，於是習非成是變為Nauru。

因此，Nauru 變回 Naoero，看似無關痛癢，卻是貨真價實的文化主權宣言：自己名字自己定。

其實二戰後國家改名有一條重要脈絡：Gold Coast 在1957年獨立後改稱 Ghana；Ceylon 在1972年成為 Sri Lanka；Rhodesia 在1980年成為 Zimbabwe；近年 Swaziland 改為Eswatini、Turkey 要求國際社會使用 Türkiye。背後原因並不相同：有些屬於去殖民化，有些則強調文化主權。

殖民統治往往留下地名、語言、歷史分類，以至一套理解世界的方法。一個民族如果連自己的名字仍然要按照殖民者方便發音的方法使用，形式上雖已獨立，文化上仍未完全取得命名自己的權力。Naoero 的意義正是要求世界學習當地人的名字，而不是要求當地人繼續遷就世界。

文明共同體的想像

一個國名之所以重要，因為它不僅標示國境，也承載一整套關於共同過去和邁向未來的故事。這就涉及民族主義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mythomoteur，這亦是香港人本應十分熟悉卻因被潛移默化而忽略的一套敘事手法。

這個法文詞語由神話和引擎兩個字組成，沒有貼切的中文翻譯，勉強可譯作「神話動力」。John Armstrong 和 Anthony D. Smith 等民族主義學者指出，一個民族共同體之所以能夠長時間存在，並不單靠護照、疆界或政府，還需要一套共有的歷史記憶、象徵、祖先故事、受難經驗和未來使命。這些迷思和符號不一定是虛假的「神話」，而是把複雜曖昧的歷史整理成一套共同敘事，令族群相信「我們從哪裏來、我們是誰、我們要走向何方」 。

對中國人而言，近代最成功亦最矛盾的mythomoteur莫過於「中華」一詞。

今天「中華」聽來似乎是天經地義的古老名稱，但其實滿佈歷史陷阱。

古代正式國號是漢、唐、宋、明、清等朝代名稱。「中國」、「華夏」、「中夏」、「中華」、「中土」等，長期是文明、文化或地域概念，而不是現代意義下固定疆界的主權國家。

「中華」大約在魏晉以後已逐漸成為通用複合詞，由「中國」與「華夏」一類觀念結合而來，既包含「中央」的空間政治想像，也包含「華夏」文明身份的意味。換言之，「中華」從來就不是地方名稱，而是文明共同體的想像。

戲劇性的變化

最戲劇性的變化在於20世紀初，當時世界已進入民族國家時代，清朝卻是一個由滿洲皇室統治、經過二百多年擴張的多民族帝國。

辛亥革命早期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口號，但排滿民族主義很快遇上一個難題：如果「中國」被界定為漢人的民族國家，新共和國又憑甚麼自然繼承清帝國廣大的蒙古、西藏、新疆等邊疆？

晚明時期漢人政權管轄的彊土約350萬平方公里，清末的彊域約1100萬平方公里。革命黨人推翻壓迫漢人的滿清王朝，卻又不願放棄滿清征服擴張的額外彊土，實在很難理直氣壯， 所以「中華民族」的神話動力就在此時出場。

研究中國民族政治的澳洲學者 James Leibold 在《Reconfiguring Chinese Nationalism》中指出，二十世紀中國國家建構的重要工程，是把清帝國原來不同性質的邊疆——西藏、新疆、蒙古、滿洲等——重新理解為一個現代中國不可分割的「國土」，再把這些地方不同的民族重新納入一個共同的「中華民族」。他稱這個過程為由「 帝國」到 「國家」，把清帝國疆域塑造成看似天然完整的「中國國土」。

誰的文化才正統？

可是矛盾隨即而來：一個文化身份被包裝成國家身份後，誰的文化才算正統的國家文化？

為了解決這個矛盾，費孝通曾經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論述。但若果「一體」的文化中心預設是漢文化，借用政治學者Rogers Brubaker 的「民族化國家」概念分析：一個國家名義上包括不同民族，但核心民族相信這個國家主權是自己的資產但有欠完整，其他民族便會被迫向核心民族靠攏。

表面上「中華」比「漢」包容，但實際的文化標準仍以漢文化、尤其北方漢語及主流漢族生活模式為中心。即使中國大陸學者也有質疑 ，究竟「一體」是容納多元的共同政治身份， 還是多元走向融合的歷史終點？

「中華民族」 的另一難題是需要為多民族尋找共同祖先及共同歷史。中國人喜歡用「炎黃子孫」作為民族血統象徵，但黃帝是漢文化的祖先想像，蒙古人、藏人、維吾爾人以至屬於南島語族的台灣原住民，各有深厚歷史傳統，他們怎可能認同自己也是「 炎黃子孫」？

殖民者的代名詞

中共在1931年制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當中第14條承認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包括完全脫離中國、建立獨立國家的權利。但到 1949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改為執行以國家統一為前提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習近平上場後鼓吹「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要低估這口號的政治動員力，因為它把一套歷史想像完整連接起來：古老文明、近代受辱、民族救亡、重新統一、國家富強，一雪前恥。這故事有過去、有創傷、有敵人，也有終點。

2026年7月實施的《中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雖然法律上保留保障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和文化的條文，然而制度排序十分清楚：共同的「中華文化」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居於優先位置，民族差異則被置於「增進共同性、尊重差異性」的框架之下。

條文是虛行動是實：「中華」逐漸等同漢文化、普通話、統一歷史敘事和統一政治認同， 各民族地區正在執行越來越嚴厲的同化政策。從西藏學童寄宿制度，新疆再教育營，香港博物館删改歷史敘事以至支聯會被裁定顛覆國家罪成，已可見一斑。

可是同化政策往往適得其反，在部分藏人、維吾爾人及人權倡議者的論述中，「中華民族」不再被理解為包容性的共同身份，反而被視為殖民者的代名詞。

「中華民族」神話仍有效嗎？

國民黨建國採用「中華民國」國號 ，到了共產黨立國也沒有放棄「 中華 」這個符號， 正因為它可以透過一套含糊的歷史敘事而符合維持滿清版圖的政治需要。一旦「中華」同時被理解為文明、民族和領土三者不可分割的概念，文化上的「中華認同」便被推論為政治上的「統一大業」，儼然變成台灣力圖擺脫的緊箍咒。

面對國際地緣政治急劇轉變的今天，最弔詭的現象是當中共越發利用 「中華民族」鼓動國民， 中央與邊緣族群的關係越發繃緊， 從西藏、新疆、台灣以至香港莫不如是，這套用了百多年的神話動力還剩下多少時效？

Naoero一例說明，命名可以是人民奪回文化主權；但「中華」則展示，命名也可以成為國家建構工具。究竟國名代表人民如何選擇未來，還是國家利用名稱決定人民命運？

▌[顧後瞻前] 作者簡介

黎廣德，資深工程師。倡議永續發展，曾任公共專業聯盟創會主席及特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移居海外後特別關注文化傳承及離散港人在全球各地的公民社會如何互補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