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在香港城市大學退休後，我返回英倫定居，和太太以及一些退休朋友多了不少機會和時間，可以仔細在地的好好認識倫敦這個人文歷史極度豐富的大都會。

由於英國是第一個創立現代工業文明的強國，因此，在這裡常常能找到人類社會進入現代性的足跡。加上英國在過去百多二百年來稱得上是中華地區尋求富強和現代啟蒙的一個重要參照座標，通過在英倫的觀察和比較反思，反過來也可以加強我們這些來自中華文明地區的人的自我認識。

今年六月中，我在倫敦主講了一個以「英式自由專業傳統與戰後香港管治」為題的講座，並在六月底和參加者舉辦了一次「自由思想倫敦導賞遊」，參觀了19世紀自由思想家 J. S. Mill （穆勒） 的雕像和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SE，倫敦經濟學院），反省穆勒和學院如何影響晚清至今的中華知識人。

我們也參觀了19世紀四度出任首相的英國自由黨領袖 William Gladstone （格萊斯頓） 的雕像，回顧他跟晚清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的交往，並前往在 Greenwich （格林威治） 的Old Royal Naval College （舊皇家海軍學院），實地回望了1877-79年來自福州船政學堂的嚴復，在學院的學習及日後系統地譯介西方18-19世紀的社會和自由思想經典到中國等事跡。為此，我在香港《明報》今年7月9日和16日先後發表了〈記「自由思想倫敦導賞遊」——與穆勒、嚴復、格萊斯頓、郭嵩燾，以及LSE知識人的神交〉上、下兩篇文章，有興趣者可以翻閱一看。

消失的萊姆豪斯唐人街

今年8月，我在太太的主導安排下，和一班退休朋友在倫敦East End（東區）的 Limehouse （萊姆豪斯）和 Poplar （波普拉）這些相對窮困的地區，探尋了戰前倫敦第一個唐人社區，了解早期華人在倫敦的景況，並初步去認識英國工黨及工人運動如何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這些草根地區崛起，以至在一戰結束後通過英國選舉權的擴大，開始在這些地區執掌公權的歷史。

當今在倫敦和 West End（西區）毗鄰的 Soho （蘇豪）唐人街，相信很多人是很熟悉的。但這唐人街是在倫敦萊姆豪斯唐人街消失了之後，在1960年代才逐漸發展出來。

蘇豪區是倫敦市中心的繁華地區，西區更是倫敦著名的劇場區，離政府總部、國會、國家畫廊都不遠，和購物中心的 Oxford Street（牛津街）和 Regent Street（攝政街）只是一箭之遙。蘇豪唐人街發展時遇上了1960-70年代香港新界人移居英國的謀生潮，當中也有因為香港 1966-67年的騷動而離開香港的人。在發展的頭約30年，蘇豪唐人街是以香港華人為主，並多從事飲食業，跟戰前位於萊姆豪斯貧困地區的唐人街很不一樣。舊唐人街早期的華人多是海員，定居下來後不少從事洗衣舖和雜貨店的勞動工作。

華人在倫敦東區的足跡

我1980年代中後期來到倫敦工作時，已聽聞從前倫敦的唐人街是在東區的，具體詳情卻一直不了解。約兩年前，我和太太認識了一位倫敦華人退休工程師，他是90多歲的黃老先生。黃老先生跟我們說，他是在倫敦東區長大的。

老先生的爺爺是福建人，一戰時受法國聘請前往歐洲戰場，成為了當時在前線向盟軍提供工兵式支援的十三萬華工之一。戰爭結束後，老先生的爺爺立意定居英國，並在倫敦東區開舖謀生，之後把在中國的妻兒也接到英倫。老先生後來便在倫敦出生，長大於倫敦舊華埠。二戰 The Blitz（大空襲）期間，德國空軍猛烈轟炸萊姆豪斯一帶 River Thames （泰晤士河）的碼頭區，老先生當時雖然已學習工程，但由於年紀尚小，便跟其他小朋友一同撤退往英國鄉間。後來他更在附近的空軍基地為皇家空軍的戰機提供後勤支援。這是我們認識的頭一位在舊唐人區長大的人士。

翻查資料，位於東區的萊姆豪斯長期以來，是倫敦對外通往世界各地的一個貨物運輸樞紐。英國雄霸海上並不斷向外擴張後，英國的 East India Company （東印度公司）和West India Dock Company （西印度碼頭公司）在 19世紀初在萊姆豪斯興建了不少碼頭，替東印度公司和其他航運公司載運貨物來往英國、印度和遠東的遠洋船提供服務。那時的英國航運公司通常都會僱用一定數量的外地海員在船上工作，華人海員便是其中之一。他們就是這樣隨著這些貨船來到英倫地區。

據說，早在18世紀下半，已有記錄顯示華人海員受僱來到倫敦東區的了。University of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倫敦大學教育學院）1999年由Alan M Uyehara（上原）撰寫的博士論文 The Problem of Educational and Social Assimil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in Hawaii and Great Britain （1782-1985）（《教育和社會同化的課題：夏威夷和英國華人的比較研究（1782-1985）》）中，其第二章便詳細研究了 1782-1900年華人海員在英國的情況。

據上原先生的博士論文說，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南京條約簽訂，清朝向英國開放上海、廣州、寧波、福州、廈門通商，讓英國政府和船運公司能夠比較有規模的在這些地方聘用華人海員到英國船上工作，與英國港口城市 Liverpool（利物浦）、Cardiff（卡迪夫）和倫敦建立緊密的貿易連繫。上原說，來自廣東的華人海員在英國船上多是司爐工（也叫火夫）和當水手或水手長的。來自寧波的多出任管事，來自海南島的則多作伙頭。

他們上船工作到達英國後，初期是要在船上等機會待有下一班回到中國的船出現適合的位置或工作，才可以離開返家。到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在倫敦地區，船公司在東區的 Shoreditch （肖迪奇）和Shadwell （沙德韋爾）先後與當地的業主租下單位，供等候回國的Lascars （摩羅）和華人海員臨時居住，但這停留居住往往是數以月計的。後來因為當地居民不斷投訴外地海員的出現對居民生活造成滋擾，東印度公司便把摩羅和華人海員分開，安置在由公司興建提供的軍營式居所集中管理，分隔宿住。

東區唐人街的形成

到了19世紀中期，一些華人海員打算留在英國。在倫敦東區定居的華人開始聚居在 （Limehouse Causeway）萊姆豪斯堤路，開設餐館、商舖、單身宿舍等，並在區內維持著他們在中國原居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飲食習慣。當愈來愈多的華人海員泊岸並選擇留下之後，萊姆豪斯的華人社區不斷增長，並逐步向東伸展到 Pennyfields （彭尼菲爾德），倫敦東區唐人街也從 1860-70年代開始逐漸發展起來，一直至20世紀二次大戰爆發為止。

其實倫敦東區的舊唐人街社區規模並不大。據一些資料顯示，到了 1930 年，在中國出生的舊唐人街華人約有兩千。到了人數最多的 1939 年也只是五千。他們多是海員。當年華人女性在倫敦人數是很少的，華人海員如果結婚安家，多是和當地勞工階層的白人女子結合。上述舊唐人街的華人人口數字，並不包括這些中英結合的第二、三代混血兒。

大體而言，舊唐人街是分為兩個華人社群的。聚居於萊姆豪斯堤路多是說廣東話，住在彭尼菲爾德和Ming Street （明街）的多來自上海。舊唐人街為當地華人提供了一個維持著在原居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飲食習慣的社區。由於語言和生活習慣不同，他們不單跟倫敦本地社群接觸有限，廣東和上海社群之間不少也是各自圍爐。華人海員多愛賭博，部分又有吸鴉片習慣，其中更有洪門幫會組織，因此，舊唐人街對當地人來說，成為了萊姆豪斯區一個非常獨特又充滿神秘的地方。

後來更被英美的一些流行作者，例如 Sax Rohmer （羅默）和 Thomas Burke （伯克）在他們 1910-20 年代出版的著作中 （例如 The Yellow Claw《黃爪》、Tales of Chinatown 《華埠故事》、Limehouse Nights 《萊姆豪斯之夜》、Dope 《毒品》、Yellow Shadows 《黃色陰影》等），加鹽加醋地描繪成一個移民的貧民窟，當中充滿各種地下社會的罪惡和勾當。

職是之故，1924-29年在倫敦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倫大亞非學院）任教的中國著名小說家老舍，在他1929年發表，以倫敦為背景的長篇小說《二馬》中，便有以下的一段描述：

「在倫敦的中國人，大概可以分作兩等，工人和學生。工人多半住在東倫敦，最給中國人丟臉的中國城……中國城要是住着二十個中國人，他們 『英國當地』的記載上一定是五千；而且這五千黃臉鬼是個個抽大烟，私運軍火，害死人把屍首往床下藏，強姦婦女不問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該千刀萬剮的事情的。」

老舍在小說中抱不平的說：「作小說的，寫戲劇的，作電影的，描寫中國人全根據這種傳說和報告。」

這些極度負面的印象，除了和種族歧視以及煽情媒體的渲染有關之外，也許和當地海員不滿船公司以遠低於英國海員人工來聘請華人海員，擔心會導致白人海員人工被壓低，甚至飯碗被搶走有關。可惜的是，舊唐人街社群在倫敦處於很邊緣的地位，社區內又鮮有有力的代言人為他們發聲。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英國勞工階層已逐漸組織起來，但倫敦東區的窮困問題和社會上的貧富懸殊還是很嚴重。這不單使英國低下階層也產生排外心態，我們同時看到，在這些地區如萊姆豪斯、波普拉、Stepney（斯特普尼）等，英國工黨在工運和政黨政治上，已出現突破性的崛起。當中包括日後帶領 1945年工黨政府在贏取了國會大選後，把英國變成福利國的領袖Clement Attlee（艾德禮），多年來便是在倫敦東區非常活躍，並且在 1919年被控制了斯特普尼區議會的民選工黨議員推舉為該區市長，又在1921年的大選中，成為了舊唐人街所在地的萊姆豪斯選區的國會議員。這些發展，我會在下一期的〈政治與人文〉和大家再談。

草根與菁英的交通

據包括當地警方在內比較客觀的紀錄顯示，萊姆豪斯唐人街事實上是相對平和以及秩序良好的。和華人海員結婚的英國女士，不少也滿意丈夫不打老婆、勤奮工作、關心家庭。老舍說，那個年代倫敦的華人有兩等，分別是草根的海員，以及菁英的留學生，這大概是不錯的。更有甚者，這兩等華人在1930年代以前，甚少往來，像是活在兩個世界似的。直到1931年，在倫敦的華人留學生才有組織跟在倫敦的國民黨分部合作，為萊姆豪斯的華人及其子女提供教學。

來自香港，當時在倫敦大學就讀博士學位的何艾齡（Irene Ho-Tung），在其父親何東和國民政府的外交官員支持下，於1933年在萊姆豪斯唐人街成立了Chung Hwa School and Club （中華會館），為舊唐人街的華人子女教授中文，並舉辦各類文娛康樂活動，更成立了童子軍。據2025年兩位英國學者 Jennifer Bond（J. 邦）和Georgina Brewis （布魯伊斯）發表的論文 Ambassadors of cultural appreciation: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associational life of Chinese students in Britain, 1908-37 （「文化鑑賞的大使」: 1908-37年華人留英學生的社會、政治和社團生活〉）所引述的1934年一份調查顯示，中華會館接觸到352個萊姆豪斯唐人街的家庭，先後估計有接近一千名華人子女（包括混血兒）參與過他們的活動。這可能是萊姆豪斯唐人街最重要的社群服務，也是倫敦菁英華人和草根華人比較持續的接觸。

中華會館在二戰前便結束了。德軍的大空襲，讓萊姆豪斯唐人街變得面目全非。戰後當局的重建工作，把不少舊唐人街的地標也拆除了。例如中華會館在彭尼菲爾德35號的舊址，現在變成公園的一部分，舊唐人街的居民，也紛紛離開萊姆豪斯，其混血子孫不少已完全融入英國本地社會。

地標已看不見

今天探索倫敦舊唐人街，原先的實物地標已看不見了。有一些街名，例如 Limehouse Causeway、Pennyfields、Ming Street、Gill Street等，還是保留了下來。有興趣探索了解萊姆豪斯唐人街的歷史和文化遺產者，會發覺網上和當地圖書館保留了頗為豐富的資料，也有一些學術研究，觸及相關的課題，幫助我們增加對這些先輩經歷的認識。

認識東區舊唐人街，了解他們處於英國邊緣位置的問題，明白為何這些地區的發展雖然直接影響著英國全國政治的轉向，華人的角色似乎是僅有若無，我相信對今天定居在英倫華人的安身立命，是重要的事。

今年9月底前，在萊姆豪斯的 St Anne’s Church（聖安妮教堂）正在舉行名為 “Limehouse Chinatown: The Original Chinatown， Myths and Realities”（萊姆豪斯唐人街：第一個華埠的迷思與真相）的展覽 ，這是個好機會，讓大家了解前人的足跡。我衷心建議在倫敦的朋友不要錯過。

▌ ［政治與人文］作者簡介

張楚勇於2022年7月在香港退休。退休前曾任職大學教師、公務員、傳媒編輯。1980年本科畢業於香港大學，並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University of Hull先後取得政治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目前他主要在倫敦居住。